佔領持續接近個半月，佔中三子強調有天他們會主動自首，學聯和學民認為未有任何成果難以撤離。這說明了各人對佔中的想像非不一樣：三子認為公民抗命是佔領運動的核心，必須完成自首和面對司法程序整個運動才告圓滿；雙學大致上認為佔領是政改談判的籌碼。然而佔領跟其他社會形式的社會運動有何分別？ 這個問題不好回答，但從城市研究或地理學而言，起點必然是空間的作用。
我們對瘋狂生長的自修室、五彩斑斕的連儂牆、水泥地上種花、幹道上遍地盛開的帳篷驚喜，為香港首次出現如斯虛幻的畫面着迷，事實上這些景點得以發生，是空間和時間兩者互相交織而成。一般體制式的政治參與如投票、諮詢會議等所佔據的時間和空間都相當有限，近年矚目的網上政治參與和社會運動更是發生在虛擬空間。這不是說時間和空間有限的政治參與不重要，實際上以上的政治參與和社會運動都是這場佔領運動得以發生所不可或缺的條件。然而今天的佔領之所以如此撼動人心，甚至超越其他社會運動，正反映出長持續一段時間佔領物理空間所孕育的無限可能性。這也許是其他形式的社會運動無法比擬的。
游走於行車天橋的超現實
數周前我在「流動民主教室」曾經提起，能在幹道上蹓躂是多麼surreal的事，有位中年男子立刻走過來對我這種「佔領幹道」的正面思想表達不滿。今天用雙腳在金鐘的行車天橋上游走，我仍對眼前的景象有多超真實感到不可思議。這的確不是我們使用空間的習慣。試試閉上眼回想佔領或罷課前的金鐘長什麼樣子。那是一座恍如堡壘般，被圍起（fortified）和升高（elevated）的政府機關。人們要過去多從金鐘地鐵站出發，穿過海富中心，上電梯，經天橋到達「門常開」。由地底（地鐵）經天橋到離地升高的政府總部，整個過程完全沒有「腳踏實地」，也沒有停留的理由和時刻，因為它僅僅是一條通道，讓行人行來行往，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而分隔中信大廈和立法會出入口的馬路，仔細想想，我們何時開始得知那條叫「添美道」？答案很可能是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後來今年夏天的新界東北，還有今次的佔領運動，添美道再成主角。在非「社運進行中」之時，你會記得添美道嗎？又有多少人會在添美道流連忘返？
添美道、龍和道這些地方，令我想起法國人類學家Marc Auge筆下的non-place。先別管他本來的理論是non-place是超現代性（supermodernity）的產物而超現代性又是什麼，這些non-place的特性是沒有任何人際社會關係、身分和歷史性的地方，他筆下的例子包括機場、公路和超級市場。其他在政總短暫發生過的社會運動都曾暫時將添美道、龍和道、夏慤道這些non-place改變，為其賦予社會關係、身分和歷史意義，而眼下的佔領運動更是「2.0」加強版。
商業中心變成生活場所
本來金鐘是個政治和商業中心，non-place空間設計從不宜久留，也不打算吸引人久留，結果這場運動得以一直延續下去，長期有上千人在晚上過夜，放工時間有上萬人在流動，固然因為佔領者對爭取民主的理念非常堅持，同時也因為這個冷冰冰的商業中心變得適合長時間逗留，甚至棲息和生活。這個過程正是地方營造（placemaking）。
自約1960年代開始西歐和美國，由上而下、官僚主導的城市規劃的遺害漸漸浮現，一些社區工作者和建築師將地方營造的概念發揚光大，對症下藥解決都市和空間問題。地方營造確實是什麼或者如何落實有很多說法，不一而足，但也許有些原則和理念可以參考。地方營造將公共空間的重要性放大，認為我們應當集體參與影響公共空間的設計、使用和管理和經營並將共享的精神和價值放大。它的結果遠不止是一個設計更佳的公共空間，而是一股促進一個地方獨有的文化、經濟、社會和生態活動得以持續和演變的力量。
聽起來似乎很複雜，但如果我們問：「為何金鐘政總這個本來以幹道為主導，除了反國教以外我從沒有在這裏久留的地方，竟然讓我和很多示威者都流連忘返？」這個簡單的問題，我們將會得出很多近乎直覺般簡單卻非常真實的答案。例如一個設備齊全到超越五星級酒店、定期有人輪班清潔的廁所，令人大小二便倍感暢通；例如扶手樓梯，讓各位穿短裙高跟鞋的斯文OL和每天裙襬長到拖地的我不用擔心走光和絆倒，面對橫跨十條行車線的夏愨道石壆皺起眉頭苦無對策最後又要兜天橋，而這些樓梯出現的位置永遠最方便，一出地鐵站海富中心便能直線到達添美道或大台而不必繞路；瘋狂演變和生長的自修室為一班作為運動骨幹的學生提供工作地方，更隨着天氣出現電燈、帳篷等；少不得的當然有廢物分類回收站，當中分類仔細，一個膠樽要分成瓶蓋、包裝紙和水樽分類回收（你以為都是塑膠就可以一起處置便大錯特錯）。金鐘本來是劣食地獄，大致上只有外國勢力快餐店、本地薑快餐店和本地薑扮外國勢力的快餐店，卻不時有人來派飯派水天氣轉涼後更有番薯和薑茶供應，佔領區幾乎有齊生活所需。 而且佔領區還有大量手作和藝術創作，在想不到的位置出現，創作跟空間的脈絡連結起來顯得更有力量（不信請看連儂牆），我們的公共生活從未如此豐富過。
換句話說，正因為市民本身才最知道社區的需要（最佳例子再一次是扶手樓梯的位置），他們不需要官僚以上帝視角決定每吋土地的用途。當關心空間使用的團體和個人多年來辦研討會寫文，建議釋放官僚對公共空間的限制之餘，也希望擴闊市民對空間規劃和使用的想像時，原來只要一場佔領發生，有着足夠的時間和物理空間，人的潛能就這樣釋放出來。基本的地方營造原來可以咁簡單。而當沒有了不准踢足球不准玩滑板等為怕發生任何意外等的外來規定，市民自己會學習跟別人從實踐中討論空間使用的法則和規矩。當中難免會有些衝突，例如點解你紮個營阻住我個營出入，但這也是學習的一種，而且外來規定引發的衝突、不快和風險，往往不比自發狀態少。
城市屬於使用者不屬於地主
更基本的是，佔領運動要爭取的不止是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和市民有免受不合理警察暴力自由這些公民及政治權利，它愈來愈關乎爭取城市權（Right to the city）。法國哲學家拉斐伏爾（Henri Lefebvre）於1960年代提出爭取城市權運動後，這場討論一直延伸至今天方興未艾，地理學者也開始將城市權的意義擴闊到無限大包括公民得以享有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如水電房屋的權利，如此使用城市權概念並沒有錯，但我們必須回到拉斐伏爾提出城市權的背景。他看不過眼的是在空間生產和使用的過程中，交易價值 （exchange value）取代了使用價值（used value）成為決定性原則。一塊地用來起樓還是起公園並非視乎能為市民帶來多大用處而是能賺幾多錢。為何今場佔領運動是一場關乎城市權的戰役，其實答案就在我們日常的修辭當中。佔領城市的主要幹道會令每人返工多30分鐘，經濟損失幾多億，商店損失又幾多億；換句話說，夏愨道應該是幹道而不是讓人佔領的建制和警方修辭正是空間的交易價值凌駕一切的明證。當我們每天為可能清場擔驚受怕，不就是因為我們使用道路和政府總部作為抗爭空間的城市權受威脅嗎？
可以幾肯定的是即使我們成功爭取公民和政治權利落實，城市權卻更難落實。一來城市權面對的不止是政治還資本的影響（全球民主國家爭取城市權的運動更是形形色色，可見民主並非萬靈丹），二來爭取城市權不是單單以獲取公共資源為目標，而是一場不曾止息和演化的運動。拉斐伏爾筆下的城市權可分為right to participation 和right to appropriation。前者比較容易理解，簡單可說是當空間改變所有受影響的城市人都該有權參與決定，而非限制於地主、屋主或股東本身；而right to appropriation更是一場阻止空間異化的行動。拉斐伏爾認為當空間的交易價值凌駕於使用價值，空間便會跟城市使用者發生異化，兩者關係割裂起來，只有通過空間的appropriation人們才能重奪空間，而非落入資本累積倫理之中。城市不屬於地主，而屬於使用者。拉斐伏爾同時提出將autogestion這個工人自己營運工廠的概念融入城市權之中，透過appropriate城市空間我們才能自我管理空間下的生活，將城市空間重新跟社會關係網絡重新連結起來，而非受資本累積邏輯決定城市生活。這，不正正是發生在今天的金鐘嗎？
當佔領運動由爭取政治公民權利延伸至城市權，而且因為物理空間和時間許可，以實踐而非一般倡議（advocacy）的形式爭取，這就是一種預兆式政治（prefigurative politics）：佔領華爾街的精神領袖、人類學家David Graeber指出，佔領華爾街的預兆式政治的重點在於，我們要爭取一個理想，在運動間必先將其實踐出來。
香港佔領主幹道的獨特性
這場佔領運動將會在香港和世界近代史上佔上一席，理順空間在佔領運動的獨特角色將對我們理解其本地和國際重要性非常有幫助。國際上近年佔領運動如雨後春筍，由2010年英國學生佔領大學校園抗議瘋狂加學費、阿拉伯之春、佔領華爾街在全球遍地開花、2011至12年西班牙的Indignants Movement、去年土耳其伊斯坦堡，關於佔領的專著和研究從不缺少。當中雖然不少研究偏重互聯網的動員能力，但空間作為佔領運動最獨特的條件卻不容忽視，而且當人家大多數都是佔領廣場或公園，香港卻因沒有如此具公共價值的廣場加上誤打敵撞下佔領主要幹道和一堆附近零碎的non-place，這種香港的獨特性注定是要被仔細研究和記上一筆的。而我們在香港，當一些前輩都說運動陷入膠着狀態而要盡快退場，或者我們是要「佔領人心而非佔領馬路」，他們說的在社運的策點上都非常有道理。但如果將空間在佔領運動的獨特性包含在內，我欣賞到的倒是另一面：時間愈長，佔領區物理空間和在其之間發生的人際和社會活動和關係也在不停演變中，如此看來這個空間實驗每天都在經歷或大或小的改變，從來不曾陷入膠着狀態。「佔領人心，而非佔領馬路」，我非常明白爭取全港市民也很大程度上同意這樣的說法，但同時我也感到，只有透過佔領馬路，人心才會發生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