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雪瑩：社交媒體動員佔領？

文章轉載自明報2014年12月7日

有說佔領運動至今已呈疲態，儘管運動能走到此已經很不容易，但不論如何詮釋，參與佔領的人數下降是一運動走向其中一種（但非唯一）的客觀呈現。

當中反佔領陣營也許領略了暴力清場只會招致反效果，除了動員民間和商業團體以禁制令形式「清場」，更希望挾民意制民意。幾多成人支持佔領？

幾多人支持退場？反對佔領的比支持多幾多？

不論學術研究和大眾媒體，都喜歡為社交媒體的政治動員能力大做文章，不是在facebook分享多幾篇區家麟的鴻文，貼多幾條警察使用暴力的片，就能感染一班「藍絲帶」，爭取支持？

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李立峯教授，九七年本科畢業，○三年從美國念博士回港，兩個年份都遇上了香港社會的轉捩點。

新聞自由自是他離不開的本業，同時多年來致力研究政治傳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方式。

社交媒體對於傳播政治信息和政治參與的影響，自然是他其中一個研究題目。

電視動員力更大？

新媒體的力量不單是媒體焦點，亦是一股學術風潮。其中一個例子是阿拉伯之春的一連串研究。由伊朗二○○九年總統大選引起的示威浪潮被稱為「推特革命」，到後來的埃及等地，學者其中一個不解的是，為何在政治氣氛高壓、政權看不見之手伸張全國的威權國家，依然能爆發出一股強大的社會運動，甚至將數十年的政權推翻。其中一些學者的着眼點就是社交媒體的連結和動員能力。

李立峯卻反而如此評論社交媒體的作用：「當然不是如此一面倒地重要！其實學術圈也要趕潮流，當研究一個題目這麼多年，突然間有個新面向，大家當然會比較趨之若騖。其實沒有社交媒體，阿拉伯之春一樣會發生。」李立峯的研究團隊十月初在佔領現場進行問卷調查，其中一條問題就是佔領者的媒體使用習慣。團隊成員鄧鍵一發表的文章〈誰動員群眾？電視畫面在雨傘運動的作用〉引用這項結果，打破我們的既有固有想法，928過後在金鐘街頭塞爆的人潮，大部分都不是受社交媒體動員，而是電視。一九九九年西雅圖反世貿抗議後有研究指出電視在公共領域的重要性，並稱之為public screen：當公共領域討論推崇理性、共識、文明和有實質內容的對話，public screen重視的是影像、視覺震撼、異見、混雜和喧嘩。催淚彈的官能震撼在電視上直播入屋，把不少人推上街頭，造成十月初金鐘的人山人海。

邊看邊鬧

李立峯在九月和十一月進行關於政改和佔領運動的電話調查亦傾向支持以上的結論。「無論在佔領前後，依然有67.5%市民將TVB列為主要資訊來源。這跟你信不信TVB，是否認為它是是但但無關係。」這似乎確認了大眾一邊看TVB一邊鬧的傳統智慧。其他傳統媒體的變化不大，只有有線電視和Now TV各上升了5%左右，這種上升可能跟直播新聞台二十四小時在形勢緊張之時無間斷地直播現場情况有關，但不過是10至15%的水平。李立峯笑着引用一個個人例子：「我們在十一月做了一個關於佔領支持和反對度的民調，大概是三成支持，七成反對，出街後收到很多人鬧，兩邊都有，兩邊都說他們身邊的人都是一面倒支持佔領，或者一面倒反對佔領。但同期我的同事做關於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和國家認同調查，明明對中國的認同跌至低點，又無畀人鬧。我們一問才發現原因，因為他們沒有開記者招待會！上TVB六點半新聞依然好有意義的。」

社交媒體 只能影響一群人？

既然facebook沒有生產內容，李立峯認為各自的facebook資訊內容很視乎身邊朋友是誰。「每個人的facebook都是由朋友策展的。如果你的朋友有區家麟陳惜姿譚蕙芸，咁你個facebook咪好睇囉。有次老婆睇我的facebook就大叫，乜你個faecbook精彩咁多！不是社交媒體無用，而是它只能影響一群人。」

說服姨媽姑姐 還是要面對面

搶佔網上輿論已成兵家必爭之地，連習大大都說互聯網是主要意識形態戰場，一些親建制的時事評論平台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自然不是怪事。但一方面在數量上，原來社交媒體影響力並未如想像中大，那麼本質上它是否能促進公共事務討論甚至說服異見者？李立峯認為兩方面要爭取中間派支持，既然七成人靠睇TVB靠社交媒體並不夠。那不如拍二十分鐘《鏗鏘集》仲好？「可能是的，不過前提都係要觀眾睇，又要視乎在哪個電視台播放。」

李立峯不是否認社交媒體的作用。「新媒體在傳播簡單事實和基本信息的確很有用，但對深度討論甚至說服別人作用可能有限。」然而回歸基本步，這不是新媒體本身的問題，而是回歸到人本來溝通模式的局限性。「社交媒體只是科技應用，不是人際關係本身。」望一望facebook上幾百人的朋友清單，真正熟悉的人可能只有一、兩成。「這是weak ties的限制。」無論線上線下，weak ties只能傳播資訊，「甚至幫手搵工都會有用。但說到要深入討論，甚至說服意見不同者必須回歸strong ties。」即是說要說服你的姨媽姑姐好友，就不是靠社交媒體還是面對面的問題，重要的是彼此的關係有多信任。

思考如何跟異見者溝通

無論線上線下，溝通有效與否都跟人性息息相關，志同道合者走在一起是很自然的事，這樣一來溝通成本才能減低，事事爭執很煩人。而加上互聯網和社交媒體，這種選擇性（selective exposure）便更加放大。「大家計一計自己facebook的朋友，有幾多黃絲帶幾多藍絲帶？可能當中有幾個朋友是異見者，但當一班人走在一起，他們很自然就會收聲，於是異見不同亦會變成意見一致。」事實上這種selective exposure的問題在傳統媒體也有。但無論你有多討厭佔中，當一份報紙以「佔中」作頭版，多多少少都會接觸到。可是今天在社交媒體，你可以揀追縱個別報章甚至題材的信息，可以unfollow更新，可以隱藏notifications，甚至unfriend，無眼屎乾淨盲。但現實生活上你要真的跟一個異見朋友絕交這件事相當激烈。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影響下人們遇上異見的機會更少。

從線上走到現實參與者

現在網上好多「鍵盤戰士」，到底線上的政治參與是否能轉化成線下政治參與，讓鍵戰多行一步？李立峯認為是可能的，「可是我擔心社交媒體令兩邊激進派高估自己的支持度。」李立峯的觀察是網上大家說話比較自由。「例如我有個博士學生，平時見面傻吓傻吓，但係睇佢facebook，以為佢係陳雲弟子。」他笑說。「社交媒體發言沒有面部表情和身體語言，又沒有指定聽眾，沒有那麼介意有沒有即時反應，大家說話會比較放。」這種社交媒體的言論落差本來不是新鮮事，可是如果將社交媒體當成是公共討論的重要平台時，卻跟公共討論的原意可能有點相佐：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討論，正正是為了尋求共識。

拆解facebook 使用和政治參與

李立峯和鄧鍵一去年發表的一份學術研究嘗試進一步拆解facebook使用和政治參與的關係，將使用facebook的習慣仔細分成更多variables，認真研究如何使用facebook才會影響政治參與。其中一個重要的variable便是使用者的朋友清單上有沒有意見領袖（如評論員、社運分子等）。過去的傳播理論都強調意見領袖的重要性，有說新媒體下每個人都可以是小圈子內的意見領袖，傳統的意見領袖對一般人的重要性下跌。他們的研究則重申社交媒體內，都是要靠黃之鋒和何韻詩。

「原因很簡單，因為一直以來我們不是不夠資訊，而是太多資訊。早在一九八四年互聯網普及社交媒體出現之前，Doris Graber教授便出版了一本著作名為Processing the News。副題我記得很清楚：How People Tame the Information Tide。以往傳統媒體會有一班『專業』的新聞人幫你過濾資訊，有多專業則視乎你個人有多喜歡他們。」社交媒體沒有了這班人，不代表我們能完全掌握資訊來源。「你班朋友幫手策展你的facebook」，同時也某程度上幫你在茫茫資訊海中尋找生路。「有一次我們有篇文突然有五百個share，好開心，一望就發現，原來係因為陳健民幫我們share了。」我自己的例子則是，有次何韻詩share我篇文，即刻衝上四萬個like。

支持反對 數字背後的迷思

佔領運動開始以來他跟同事發表「香港與民意政治發展」調查，十一月十六日發表後，報章引用數據說，支持佔領者由十月的37.8%下降至十一月的33.9%，反對者由35.5％上升至43.5%，67.4％認為應該全面撤退。李立峯說，當時幾乎所有報章都一面倒把數字解釋成「民意逆轉」，七成人認為該退場，他自己則有另一種理解。

「支持者由十月至十一月下跌3％，其實不算多；加上佔領發生前支持度一般都在30％左右，所以其實支持度算是平穩。至於反對者上升8％，但社會上本來就是有一大班人不支持佔領，而沒有太大意見的亦會傾向不支持。民調和量性調查有趣的地方在此，數字出來了，但如何理解詮釋仍有很多空間。」分析量性調查的數字，往往需要更多的社會脈絡，甚至輔以質性研究。細看數字，反對佔領的人數其實跟支持退場的差不多。「我覺得真正有意義的，是問支持佔領的三成幾人是否贊成退場。」

不少人都拿七成人支持退場的數字大做文章。李立峯則脫離量性研究者的角色思考。「社運領袖其實沒有道德責任跟從民意，但有策略性考慮民意的必要。」我點頭同意，老實說，哪會有一場挑戰status quo的社會運動一開始得到大多數人支持？「跟隨大多數民意去開展一場社運的話，那歷史上的運動幾乎所有都不用搞了。社運領袖跟信念做事，但要以民意測試自己的信念，如果民意不在我這邊，就要說服大家支持我。」

預示局勢走向有局限

李立峯做了民意調查多年，並深諳民調在預示局勢走向的局限性。「預測力是或然率的一種，但或然率是一件事發生愈多次才能預測得準。正如打乒乓球，如果兩者強弱懸殊，那打二十一分勝比打三分賽制的可預測度一定更高、更準，因為打三分制只要偷兩次雞就贏了。但社會事件是不會重複的，人類在歷史發展的長河，每件事也只有一次。正如你患絕症，醫生告訴你手術成功機會有七成，是因為臨牀做了幾千次成功率有七成，但你的命只有一條，死就死，不會有幾千條命做幾千次手術。雨傘運動不會重複，要爆就爆，之前也不會預計到。」或者政改也一樣，一鋪過，贏就贏，拎到乜就乜，不會在同一情况下重複N次，「而且香港特別難預測的，美國最多咪兩黨制。」民主制度建設本來就是為了減低不確定性。

運動爆發以來，一直有很多局勢預測和「吹風」幾時清場之類。我的一個深刻的感受是，社會科學在人的能動性前只能謙卑，幾乎絕大部分的形勢預測到頭來都是場空，正如周保松所言，社會科學應做的至少是理解。如果社交媒體在建立群體的社會資本上，能團結同道者（bonding）的作用比為異見者之間搭橋樑（bridging）的作用更大，除了share幾條片幾篇新聞，我們必須思考如何在線上線下跟異見者溝通，而非盲信社交媒體的影響，畢竟無論什麼形式的溝通，都離不開了人性和理解。

（這篇訪問得以完成，除了感謝李立峯教授受訪，也要感謝鄧鍵一先生鼎力相助。）

何雪瑩：佔領區的空間政治

文章轉載自明報2014年11月9日

佔領持續接近個半月，佔中三子強調有天他們會主動自首，學聯和學民認為未有任何成果難以撤離。這說明了各人對佔中的想像非不一樣：三子認為公民抗命是佔領運動的核心，必須完成自首和面對司法程序整個運動才告圓滿；雙學大致上認為佔領是政改談判的籌碼。然而佔領跟其他社會形式的社會運動有何分別？ 這個問題不好回答，但從城市研究或地理學而言，起點必然是空間的作用。

我們對瘋狂生長的自修室、五彩斑斕的連儂牆、水泥地上種花、幹道上遍地盛開的帳篷驚喜，為香港首次出現如斯虛幻的畫面着迷，事實上這些景點得以發生，是空間和時間兩者互相交織而成。一般體制式的政治參與如投票、諮詢會議等所佔據的時間和空間都相當有限，近年矚目的網上政治參與和社會運動更是發生在虛擬空間。這不是說時間和空間有限的政治參與不重要，實際上以上的政治參與和社會運動都是這場佔領運動得以發生所不可或缺的條件。然而今天的佔領之所以如此撼動人心，甚至超越其他社會運動，正反映出長持續一段時間佔領物理空間所孕育的無限可能性。這也許是其他形式的社會運動無法比擬的。

游走於行車天橋的超現實

數周前我在「流動民主教室」曾經提起，能在幹道上蹓躂是多麼surreal的事，有位中年男子立刻走過來對我這種「佔領幹道」的正面思想表達不滿。今天用雙腳在金鐘的行車天橋上游走，我仍對眼前的景象有多超真實感到不可思議。這的確不是我們使用空間的習慣。試試閉上眼回想佔領或罷課前的金鐘長什麼樣子。那是一座恍如堡壘般，被圍起（fortified）和升高（elevated）的政府機關。人們要過去多從金鐘地鐵站出發，穿過海富中心，上電梯，經天橋到達「門常開」。由地底（地鐵）經天橋到離地升高的政府總部，整個過程完全沒有「腳踏實地」，也沒有停留的理由和時刻，因為它僅僅是一條通道，讓行人行來行往，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而分隔中信大廈和立法會出入口的馬路，仔細想想，我們何時開始得知那條叫「添美道」？答案很可能是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後來今年夏天的新界東北，還有今次的佔領運動，添美道再成主角。在非「社運進行中」之時，你會記得添美道嗎？又有多少人會在添美道流連忘返？

添美道、龍和道這些地方，令我想起法國人類學家Marc Auge筆下的non-place。先別管他本來的理論是non-place是超現代性（supermodernity）的產物而超現代性又是什麼，這些non-place的特性是沒有任何人際社會關係、身分和歷史性的地方，他筆下的例子包括機場、公路和超級市場。其他在政總短暫發生過的社會運動都曾暫時將添美道、龍和道、夏慤道這些non-place改變，為其賦予社會關係、身分和歷史意義，而眼下的佔領運動更是「2.0」加強版。

商業中心變成生活場所

本來金鐘是個政治和商業中心，non-place空間設計從不宜久留，也不打算吸引人久留，結果這場運動得以一直延續下去，長期有上千人在晚上過夜，放工時間有上萬人在流動，固然因為佔領者對爭取民主的理念非常堅持，同時也因為這個冷冰冰的商業中心變得適合長時間逗留，甚至棲息和生活。這個過程正是地方營造（placemaking）。

自約1960年代開始西歐和美國，由上而下、官僚主導的城市規劃的遺害漸漸浮現，一些社區工作者和建築師將地方營造的概念發揚光大，對症下藥解決都市和空間問題。地方營造確實是什麼或者如何落實有很多說法，不一而足，但也許有些原則和理念可以參考。地方營造將公共空間的重要性放大，認為我們應當集體參與影響公共空間的設計、使用和管理和經營並將共享的精神和價值放大。它的結果遠不止是一個設計更佳的公共空間，而是一股促進一個地方獨有的文化、經濟、社會和生態活動得以持續和演變的力量。

聽起來似乎很複雜，但如果我們問：「為何金鐘政總這個本來以幹道為主導，除了反國教以外我從沒有在這裏久留的地方，竟然讓我和很多示威者都流連忘返？」這個簡單的問題，我們將會得出很多近乎直覺般簡單卻非常真實的答案。例如一個設備齊全到超越五星級酒店、定期有人輪班清潔的廁所，令人大小二便倍感暢通；例如扶手樓梯，讓各位穿短裙高跟鞋的斯文OL和每天裙襬長到拖地的我不用擔心走光和絆倒，面對橫跨十條行車線的夏愨道石壆皺起眉頭苦無對策最後又要兜天橋，而這些樓梯出現的位置永遠最方便，一出地鐵站海富中心便能直線到達添美道或大台而不必繞路；瘋狂演變和生長的自修室為一班作為運動骨幹的學生提供工作地方，更隨着天氣出現電燈、帳篷等；少不得的當然有廢物分類回收站，當中分類仔細，一個膠樽要分成瓶蓋、包裝紙和水樽分類回收（你以為都是塑膠就可以一起處置便大錯特錯）。金鐘本來是劣食地獄，大致上只有外國勢力快餐店、本地薑快餐店和本地薑扮外國勢力的快餐店，卻不時有人來派飯派水天氣轉涼後更有番薯和薑茶供應，佔領區幾乎有齊生活所需。 而且佔領區還有大量手作和藝術創作，在想不到的位置出現，創作跟空間的脈絡連結起來顯得更有力量（不信請看連儂牆），我們的公共生活從未如此豐富過。

換句話說，正因為市民本身才最知道社區的需要（最佳例子再一次是扶手樓梯的位置），他們不需要官僚以上帝視角決定每吋土地的用途。當關心空間使用的團體和個人多年來辦研討會寫文，建議釋放官僚對公共空間的限制之餘，也希望擴闊市民對空間規劃和使用的想像時，原來只要一場佔領發生，有着足夠的時間和物理空間，人的潛能就這樣釋放出來。基本的地方營造原來可以咁簡單。而當沒有了不准踢足球不准玩滑板等為怕發生任何意外等的外來規定，市民自己會學習跟別人從實踐中討論空間使用的法則和規矩。當中難免會有些衝突，例如點解你紮個營阻住我個營出入，但這也是學習的一種，而且外來規定引發的衝突、不快和風險，往往不比自發狀態少。

城市屬於使用者不屬於地主

更基本的是，佔領運動要爭取的不止是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和市民有免受不合理警察暴力自由這些公民及政治權利，它愈來愈關乎爭取城市權（Right to the city）。法國哲學家拉斐伏爾（Henri Lefebvre）於1960年代提出爭取城市權運動後，這場討論一直延伸至今天方興未艾，地理學者也開始將城市權的意義擴闊到無限大包括公民得以享有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如水電房屋的權利，如此使用城市權概念並沒有錯，但我們必須回到拉斐伏爾提出城市權的背景。他看不過眼的是在空間生產和使用的過程中，交易價值 （exchange value）取代了使用價值（used value）成為決定性原則。一塊地用來起樓還是起公園並非視乎能為市民帶來多大用處而是能賺幾多錢。為何今場佔領運動是一場關乎城市權的戰役，其實答案就在我們日常的修辭當中。佔領城市的主要幹道會令每人返工多30分鐘，經濟損失幾多億，商店損失又幾多億；換句話說，夏愨道應該是幹道而不是讓人佔領的建制和警方修辭正是空間的交易價值凌駕一切的明證。當我們每天為可能清場擔驚受怕，不就是因為我們使用道路和政府總部作為抗爭空間的城市權受威脅嗎？

可以幾肯定的是即使我們成功爭取公民和政治權利落實，城市權卻更難落實。一來城市權面對的不止是政治還資本的影響（全球民主國家爭取城市權的運動更是形形色色，可見民主並非萬靈丹），二來爭取城市權不是單單以獲取公共資源為目標，而是一場不曾止息和演化的運動。拉斐伏爾筆下的城市權可分為right to participation 和right to appropriation。前者比較容易理解，簡單可說是當空間改變所有受影響的城市人都該有權參與決定，而非限制於地主、屋主或股東本身；而right to appropriation更是一場阻止空間異化的行動。拉斐伏爾認為當空間的交易價值凌駕於使用價值，空間便會跟城市使用者發生異化，兩者關係割裂起來，只有通過空間的appropriation人們才能重奪空間，而非落入資本累積倫理之中。城市不屬於地主，而屬於使用者。拉斐伏爾同時提出將autogestion這個工人自己營運工廠的概念融入城市權之中，透過appropriate城市空間我們才能自我管理空間下的生活，將城市空間重新跟社會關係網絡重新連結起來，而非受資本累積邏輯決定城市生活。這，不正正是發生在今天的金鐘嗎？

當佔領運動由爭取政治公民權利延伸至城市權，而且因為物理空間和時間許可，以實踐而非一般倡議（advocacy）的形式爭取，這就是一種預兆式政治（prefigurative politics）：佔領華爾街的精神領袖、人類學家David Graeber指出，佔領華爾街的預兆式政治的重點在於，我們要爭取一個理想，在運動間必先將其實踐出來。

香港佔領主幹道的獨特性

這場佔領運動將會在香港和世界近代史上佔上一席，理順空間在佔領運動的獨特角色將對我們理解其本地和國際重要性非常有幫助。國際上近年佔領運動如雨後春筍，由2010年英國學生佔領大學校園抗議瘋狂加學費、阿拉伯之春、佔領華爾街在全球遍地開花、2011至12年西班牙的Indignants Movement、去年土耳其伊斯坦堡，關於佔領的專著和研究從不缺少。當中雖然不少研究偏重互聯網的動員能力，但空間作為佔領運動最獨特的條件卻不容忽視，而且當人家大多數都是佔領廣場或公園，香港卻因沒有如此具公共價值的廣場加上誤打敵撞下佔領主要幹道和一堆附近零碎的non-place，這種香港的獨特性注定是要被仔細研究和記上一筆的。而我們在香港，當一些前輩都說運動陷入膠着狀態而要盡快退場，或者我們是要「佔領人心而非佔領馬路」，他們說的在社運的策點上都非常有道理。但如果將空間在佔領運動的獨特性包含在內，我欣賞到的倒是另一面：時間愈長，佔領區物理空間和在其之間發生的人際和社會活動和關係也在不停演變中，如此看來這個空間實驗每天都在經歷或大或小的改變，從來不曾陷入膠着狀態。「佔領人心，而非佔領馬路」，我非常明白爭取全港市民也很大程度上同意這樣的說法，但同時我也感到，只有透過佔領馬路，人心才會發生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