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果：一場香港「常識」之爭

文章轉載自明報 2017年9月3日

星期四晚，有識之士再次為《東張西望》頭痛。事緣節目介紹發展商新推出的「豪宅劏房」，一層兩個1600呎單位被劏成35間房，當中包括只有單人牀、茶几、廁所的「單人房」、馬桶被落地玻璃包圍的「海景房」、呎租高達100元的「特色房」。鏡頭前的主持人，一邊以興奮語氣介紹劏房，一邊送上「嘩！廁所夠轉身呀」、「細細哋但乜都齊晒」等讚嘆……結果，稍有頭腦的觀眾自動反眼，也是意料之中。

《東張西望》令人反眼，從不是新鮮事。多年來，我和不少有心人每晚放大瞳孔，分析節目內容，聲討失實環節、語言偽術——由當年碼頭工潮為資方護航、港視風波用失實數據抹黑對手，到近月一地兩檢化身政府宣傳機器……例子有如天上繁星，多不勝數。

然而每次批評完，樓下總引來無數留言，口徑一致﹕「我無睇TVB好耐啦！」「明知教壞人，仲睇咁多？」「唔好再幫佢做宣傳啦！」結果只得努力費盡唇舌解釋——請注意，《東張西望》是一個每晚百多萬觀眾收看的節目。（自命）有識之士的，當然可以自挖雙目，掩臉不看，感覺良好，但這依然無阻萬千家庭以此送飯的殘酷現實。

《東張西望》像是家常小菜，看似日常，但間中有毒。以周四一集為例，主持對「豪宅劏房」的正面介紹，既呼應了運房局長陳帆早前對「劏房合法化」的提議，同時將「劏房」的居住經驗化作生活日常，令它看來不再是需要當權者解決的社會問題，而是百姓的自由選擇。若這種觀念持續發酵，加上平民百姓對「安居樂業」、「有瓦遮頭」的慣常期許，「住劏房」很快便成為香港社會新常識。

關鍵在於「常識」。

何謂常識？至少可分為兩個層次去解釋。第一層是為general knowledge，即一個普通社會正常人應有的知識，例如「香港是彈丸之地」、「去完廁所要洗手」、「被的士司機用鐵通恐嚇要打999」。這些日常知識，部分來自小學常識課本，部分由父母長輩傾囊相授，也有部分從日常生活的獎罰機制中提煉——試過因誤站扶手電梯左端被旁人用責備目光刺穿身體，便從此明白「左行右企」乃香港常識。一套心領神會、大家遵循的日常知識重要，因為它能夠確保社會正常運作，秩序井然。

一套既有價值 信念 common sense

但常識不止是鐵板一塊的知識；常識的第二層，乃一套既有價值、信念，即common sense。多年來，香港人口裏從來不講課本上的意識形態，但同時又不知不覺地對「努力會發達」、「磚頭最可信」、「識人好過識字」、「男人不應讓女人埋單」等說法有所共鳴，甚至身體力行，遵照到底。這套常識，多數不經白紙黑字記錄，但長期口耳相傳，行之有效，歷久不衰，甚至令香港大眾安身立命，身心舒暢。

有些常識信念關於個人，也有些關乎社會整體。以香港為例，長久以來大家的常識字典裏，永遠有個詞彙叫「香港精神」（同義詞是「獅子山下」），歌頌那些發奮圖強、搏殺機警的香港人；又例如許多人不時放在嘴邊的這一句——「自由、民主、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這類關乎集體的常識，縱然永遠無法驗證真偽，但在傳媒日夜傳頌之下，好像成為大眾確認的共識。

慢慢地，我們真的以為香港大眾和西方社會一樣，擁抱這套追求人權、嚮往進步的「常識觀」，於是每有社會大事發生，準有人搬出「XX是香港核心價值」一說，旨在呼喚其他人﹕「你不是香港人嗎？你不是也支持自由、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嗎？怎麼不加入我們？」這類口號式呼喊，偏偏只能動員同路人和應，對岸的香港人，始終無動於中——像近月一地兩檢爭議及兩宗法庭判決，都是明顯不過的例子。

為何會這樣？馬傑偉的解釋是「港人意識板塊轉移」﹕「以前有關人權法治的判斷，香港與海外相近相通；近年香港『常識』，開始移向中國大陸。」對此，我只同意一半——香港常識顯然在變，但與其說它「移」向大陸一方，不如說它一直在兩者之間拉扯。

沒錯，以往大家認知的「香港常識」似乎較偏向西方社會——講求平等自由，嚮往民主法治。但實情是這套常識觀，從來少有被正式挑戰。以「法治」二字為例，香港人（如我）「念口簧」式喊了多時，卻極少深究其意。直至近月法庭判決，經戴耀廷和王慧麟等人提醒，許多人才如夢初醒地發現「法治」也有兩種﹕動用嚴刑峻法以保社會秩序，是法治；追求人權尊嚴達至公義，也是法治。諷刺是，兩者源頭均是西方社會。

又以一地兩檢為例，政府擺明車馬踐踏法治的建議，在民間卻（暫時）掀不起反對浪潮，表面看來平民百姓似乎不再信奉法治、人權等襲自西方的香港常識；但同一時間不少人支持政府方案，原因也是「常識」作祟——這做法「看來」（注意有引號）較方便、高效，符合百姓利益。而可悲的是，這套「常識觀」也不是來自大陸，而是香港人信守多時、賴以維生的「香港精神」。

如此看來，香港社會從來都存在（至少）兩套常識系統：一套保守，一套進步；一套仰望權力，一套追求平權；一套追逐短期利益、個人回報，一套講究抽象道義、普世價值。當社會無風無浪，兩套常識看來少有矛盾，甚至可以合而為一（因而成就「獅子山下精神」），但當在某些特定情形下，兩種觀念的差異就會突然顯露，交織火花，引發大戰。

常識蔓延民間，貼近人心；因此勝出常識之戰，就能奪取民意。有權有勢者當然明白這點——港鐵廣告以「48分鐘到廣州」為宣傳（及誤導），正是要搶佔常識高地，細心鞏固「一地兩檢很方便」的「常識」；教育局絕口不提國歌背景，旨在將不利於「國民教育」的細節（如田漢之死），撇除於「常識」以外……傳媒與教育，從來都是「常識」最重要的傳播途徑，所以電視、報章、出版、校園，也成了不同常識互相拉扯、角力、衝撞、比併，血肉模糊的真戰場。

亦因如此，「有識之士」不能只為落後常識而頭痛反眼，與同路人一道感覺良好；要搶佔民意，抵抗威權，關鍵還是把守每個戰場（包括《東張西望》），打好每一場常識之爭。

沈旭輝：不中聽的話- 如何以國際關係現實主義閱讀「佔領中環」之後 (三之一)

文章轉載自沈旭暉facebook2014年10月12日

本報練乙錚先生早前接受媒體訪問，分享對香港當下形勢的觀感，以「我很放心」為題。作為國際關係研究人，我從不是理想主義者，習慣了以結構和框架觀察問題，不得不直言：我很不放心。這波學生運動展現的激情，予人無限驚喜，令人很久沒有這樣的感動，那樣的哭泣，也完全明白他們在爭的其實不是、或不止民主，而是一份尊重。但坦白說，運動的成果，沒有改變我作為一個realist，一年前的文章對「佔領中環」本身，作為爭取民主策略的不認同。作為支持民主的人，我對人大的決定感到失望，對催淚彈的處理感到難受，但亦不認同一些朋友以「正義Vs黑暗」的態度，向學生解釋佔中的目標、警察的屬性，世界從不是非黑即白的。這篇文章不會是理想主義者所喜，但應貼近國際現實。

要知道北京會否退讓、怎樣才退讓，我們必須先問一個根本問題：為甚麼北京不給予泛民主派口中的「真普選」？答案與我的理念不同，但起碼大家必須了解，否則一切的理想和夢，都是鏡花水月。

先說為甚麼中國本身不行西方民主制度。須知不少第三世界的知識份子，思考模式確實和此間理想主義主導的學者不同，真心認為「西方民主」不能隨便移植，相信西方民主制度的（相對）成功，有兩大條件。他們認為有效的民主制度，必須有一前提，就是國民有「國家共識」或「核心價值」，投票才能真的挑選政綱，否則連「我們是否屬於同一國家」、或「我們國家是否要有宗教」一類問題也眾說紛紜，投票的輸家就不可能願賭服輸。這類例子有很多，例如不少非洲國家投票，就是各大族選自己的人；埃及變天後，國民一半支持保守伊斯蘭主義、一半支持西化改革，誰也不服誰；烏克蘭是親俄、親歐分裂；泰國是城鄉矛盾；伊拉克是教派衝突等，都反映共識政治的失衡。美英等國原來也有類似矛盾，所以要通過「循序漸進」方式，在原來的邊緣人被「國家共識」同化後，才賦予其投票權，例如英國投票權由有產階級逐步擴大到無產，美國公民權由白人逐步擴大到黑人。不少第三世界領袖也認為，西方通過昔日的殖民地資源，用外部方式，化解了部份民主化過程的矛盾。由於中國的社會矛盾明顯，國家核心價值不足以融和不同身份，加上有潛在資源危機，一旦全盤民主化，社會就會由上述分裂主導。──以上論述充滿爭議，但重要的是，這是中國內地的主流思想，而且在阿拉伯之春產生不少「非成熟民主政權」後，在全球得到的共鳴也不少。

不少支持香港民主的朋友，其實也認同上述論述，只是認為那是中國內地的事，「香港已ready」。問題是，中國是高度集權的單一制國家，北京一旦確認香港的「地方共識」或「核心價值」，不同於國家共識，那隨心所欲的普選首長，就是對國家政體的改變（承認國家存有多於一種能產生管治的核心價值），日後更難以中央的「國家價值」，整合新疆、西藏、台灣、城鄉等各種矛盾。在過去十多年，北京認為香港人心遠遠未回歸，連溫和建制派也聽不下去，因為連他們也是「只按香港人自己的立場看問題，沒有充份考慮國家利益」，這次只是總爆發。

加上根據基本法，香港的自治權限很高（起碼高於同樣是被授權的蘇格蘭），行政長官的權力確實很大，有點像昔日的港督，而昔日港督主要不是管理內部（那是布政司的職責），而是負責英國在遠東的國家利益。假如行政長官不能照顧中國國家利益，北京覺得是國安危機。舉例說，假如北京要通過香港的中國銀行向北韓匯款援助，這屬於國家外交層面的事，但被廉政公署發現了，若不認同中國價值的行政長官公事公辦，就會破壞外交利益（類似事情，港督在殖民時代辦過不少）。近年普京把一些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的民選首長變成委任，用的也是同一原因。這種觀點，基本上是單一制國家的心魔，有沒有可能破除？極難。

至於甚麼「美國以香港為重返亞太基地」、「借香港向內地輸出顏色革命」等漫天陰謀，在一般港人看來遙不可及，但我們必須從制度的框架理解之：習近平上台後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把由外交部到港澳辦都包含在內，對港政策和對美政策被北京高度掛鉤，即使他們不是真心相信外國勢力論，這樣一掛，也可以隔山打牛，對反制美國重返亞太宣示「決心」，同時對內地的親美自由派殺雞儆猴，畢竟中國內地早晚也得民主化，更可能是以現在人大定義的所謂「香港模式」為樣板，假如香港出現被標籤為收授美國援助的行政長官，北京就擔心有連鎖效應。自此，北京對港政策不再以和諧為主軸，變成國家安全主導，於是出現了人大對香港的決定。而這個在香港充滿爭議的決定，在以上述方式思維的朋友眼中（這可是中國精英的主流思考模式），不但「順理成章」，而且「寬宏大量」。

根據以上北京思維，所謂普選門檻的真正關鍵，其實只有一點：北京要有否決權，確保它不信任的人不能當選，其他一切條文，都是虛的，但權不能落在「對方」手，是實的。不滿意、拒絕「袋住先」的朋友，可以怎樣爭取改變？在純理論層面，選項如下：

（1） 改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權；

（2） 改變香港作為中國一部份的事實；

（3） 改變中國以國家安全處理香港問題的模式；

（4） 改變香港情況以符合北京要求（例如把行政長官降格，真正權力由中央委任代表統領；或通過針對外國勢力的國家安全法）；

（5） 改變香港核心價值，將之與中國國家價值趨同。

「佔領中環」的策略，理論上目標是（3），用的方式不是說服，而是施壓，最大本錢不是武器或金錢，或「提高管治成本」，而是悲情的道德高地。但這不同甘地的獨立運動，本來就有民族自決的道德高地，對手是接受國際規範制約的英國；也不同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本來就有種族平等的道德高地，對手是能夠以憲法修訂國家價值的美國。北京的香港民主方案，畢竟沒有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協商或選舉產生」字眼，各國只會說「支持港人在基本法框架內爭取民主」，這和甘地、馬丁路德金的處境有根本不同，全球人民會同情，但也只能同情；群眾能施壓的其他效用則十分有限，而且與悲情效果先天對衝（組織者反而要強調運動對金融市場沒有影響）。結果，香港群眾既沒有國際籌碼，也沒有多少內部籌碼，還沒有國內民意支持，對手是共產黨，則受更少規範制約。本來在零和博弈，爭不到也沒有甚麼，可以持久戰。問題是在北京眼中，「佔中」即使成功，也不會改變（4）、（5），而「提高管治成本」會被強硬派演繹為（1）、（2）（「外國勢力介入與我方爭奪香港控制權的社會運動」），結果反而是強化了（3）的「正確性」，和日後進一步的強硬作風，而不是弱化了（3）。

三子提出「佔領中環」時，原劇本是以此討價還價，假戲真做的後備劇本是在發動運動後被捕，喚醒一代人心。但群眾卻不會跟隨其劇本，也不會把目標局限在普選，必會令運動變成一代人的盛宴，展示與上一代框框條條不同的生機、由下而上的新規則，確立新一代的身份認同，才符合新一代的理念。連香港群眾也看得出三子的「陽謀」而要改劇情，完全現實主義主導的北京，怎可能跟隨三子的原有劇本？只會利用這難得機會，把對方視為他們術語的「左傾盲動主義」，引蛇出洞，儘量向大眾證明香港存在的種種所謂結構性問題，例如「學生被西方教育的學者影響」、「反對派領袖接受疑似美國獻金」、「法律界不重視國家利益」等，儘量不清場，以求民情改變，得到一次過整頓的認受性。而在過去一年，「佔中」的原有劇本，基本上是按著北京和香港群眾各自的意願去改寫的，結果新世代贏得了身份認同，北京將強化強硬方針，要爭的目標卻更難達到。不少開明建制派不同意佔中，不是糾纏於那些民生影響或交通擠塞，而是預示了上述發展，擔心要是北京真正定性香港為「準新疆問題」地處理反對派，可能民主爭取不到，連自由、法治也失去，造成新一波移民潮，而面對這趨勢，反對派又只能以更激烈的方式回應，落入無窮的循環，除非有高人出現煞停，但就算有高人，也失去法力了。這些只是從國際關係的角度的粗淺分享，純粹現實主義分析，不涉任何價值判斷，但相信隨便找一個中英美法現實主義學者推演，例如曾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首席顧問的Jeffrey Bader（見其華盛頓郵報訪問），結論也大同小異。至於「我很擔心」，才是我的主觀情感流露。

相關文章： 

第一篇：不中聽的話：如何以國際關係現實主義閱讀「佔領中環」之後 (本文)

第二篇：「夢之行者」──如何以國際關係建構主義閱讀「佔領中環」之後

第三篇：「不中聽的話」之「一年前的話」： 如何以政治科學規範，閱讀甘地沒說的話，與「佔中」的宿命 

陳雲：自由必須先於平等

文章轉載自主場新聞2013年12月26日

自由與平等，是現代社會的兩大核心價值。然而，自由必須行先，原因是自由與平等兩者，存有不對稱的關係：自由不會妨礙平等，但平等會妨礙自由。這是政治上，香港要守住保守主義或古典自由主義的原因，也是香港人必須抗拒左翼思潮霸佔主流輿論的原因。

香港人要實踐自由，需要人權保障（那是消極的自由、即是不需要資源的自由），也需要物質保障，這是積極的自由，需要資源的自由，當中包括家庭、宗親、傳統結社、宗教結社的人身保護，更需要一般的房屋、就業、教育、文化、自然環境及福利救濟的資源。香港人要保護自己的自由，必須要有疆界，故此必須中港區隔。那些模糊中港差別，呼籲香港人無限包容大陸人的左翼輿論，實際上，是要香港人放棄自由，成為平等的中國人。Trading a free Hong Kong for an egalitarian China.

——陳雲新書草稿第四章修訂本

CK：教仔真難

Wong MK：另一句「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不久也變作留給「無準備」的人吧。

文章轉載自AM7302013年10月22日

當我還是小孩子時，老師和父母都是這樣教我們的：「只要你肯努力，最終你都會成功的。」小孩子沒有見過世面，對這句說話當然深信不移。當我長大一點時，我開始聽到這句說話的2.0版本：「你努力唔等於你一定能成功，但如果你唔肯努力，你就一定唔會成功！」那時我還只是個十歲左右的小學生，那個2.0版本對我來說，蠻震撼的：「乜唔係話努力咗就一定會成功㗎咩？原來呃人㗎！」

商業社會，付出努力與成功，沒有必然關係，相信我們這些成年人，大概早就接受了。我們也不像小孩子般，會傻到相信，有努力就必然會得到成功。但「努力」在我們核心價值中，仍然佔著一個重要比重。我們相信，在一個公平公開的環境中競賽，努力的人仍是覺應該能佔一點點優勢的。

但現實又是否如我們所願？付出努力的人，如果敗在技不如人，大家都會心服口服。但如果付出努力的人，最終敗在一個黑箱作業的體系、又或者是敗給一個又一個的hidden agenda的話，敗者固然不服，即使是個普通的旁觀者，也必會看到咬牙切齒，對賽事中那個「黑哨」恨之入骨。

從前的香港，獅子山下精神主要是「努力」和「汗水」。到了今時今日，這種精神又演變成怎樣？會否是「關係」和「政治」？我早陣子曾經寫過，今天在香港教仔，變得愈來愈難。早前大家還在煩惱，如何跟孩子說，為甚麼謊話連篇的人不會受到懲罰，到了今天，跟孩子說教時，又再多一項煩惱了：努力和汗水，為何都變成無價值了？

劉細良：自毁程序公義

文章轉載自蘋果日報2013年10月21日

殖民地年代，由於屬外來政權，欠缺合法性基礎，英國人採取就地而治，維持一個利益分配秩序，當中尤以治理新界最為清楚，新界理民府以鄉紳為合作對象。英治時代最大的治術，是去政治化，將政治與社會完全分割為獨立個體，令公眾相信政府是超越社會利益集團之上，政府的決策是為了整體利益，符合程序公義，實際上當然不是如此單純。

去政治化不等如決策沒有政治考慮，只是刻意在公眾前抹去政治，就如我們熟悉的廣播道四台山，英國人將香港電台、商台、無綫電視及麗的電視集中在一條廣播道，山下即現今浸會大學逸夫校園便是英軍軍營Osborne Barracks，為甚麼？在大英帝國眾多殖民地管理中，留下了大量經驗，令他們的決策中，早已滲入政治考慮。殖民地叛亂，首要攻擊對象是電台及電視台，佔領大眾廣播，英國人當然不會隨意挑選廣播道，作為六、七十年代香港傳媒中心。但這佈局背後政治考慮，連在傳媒工作的人，也不會察覺得到。英國人在政治上的低調、成熟、目標為本，成功維持有效管治及尊重程序公義形象，即使在九十年代中英雙方公開反面後，政府還是受香港民眾支持。

官民對立危機再爆發

回歸後兩任特首，由董建華到曾蔭權，都跟隨英治時代軌迹，盡量保持政治中立形象，但可惜北京及本地親共勢力，急不及待要將中立形象改變。他們不明白英治時代成功管治秘訣，在於去政治化。北京及親共勢力反而逼特區政府再政治化，因此才有曾蔭權「親疏有別」之說。此舉無疑自毀長城，令公眾開始從政治角度去看待政府決策，自此政府決策之公信力也大受削弱。同時由於香港政治體制落後，北京又拒絕政黨執政，整個特區建制政治力量薄弱，結果陷入捱打局面。

梁振英上台後，更毫不掩飾政治掛帥，甚至擺出「敢於鬥爭」的姿態，背後相信與2003年廿三條立法失敗有關。在去年初特首選舉白熱化時，唐英年便指03年行政會議討論商台續牌時，梁振英提出續三年以懲罰商台。新特首政治掛帥及鬥爭心態，早已深入民心，市民總認為政府決策背後有隱藏的議程，有不可告人目的，在此背景下，反國民教育已經是警號，殊不知一年後仍沒有吸取教訓，又再一次發生電視台發牌事件。就算沒有外洩文件，公眾也不會相信發牌沒有政治考慮。實在很難理解政府可以這樣草率馬虎，當作出決定後，任由事件惡化。

政府可能誤判市民對王維基支持力有限，不必理會，但事情發展正在升溫，由反媒體霸權，逐步變成反政治干預、反親疏有別、捍衞程序公義核心價值等方向發展，看來特區政府又陷入另一次官民對立旳危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