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遊戲直播」的國際關係

文章轉載自隨緣家書・沈旭暉 2019年6月10日

早前談及巴黎聖母院的修復工程，也要參考電子遊戲《刺客教條》，可見電競對現代人的文化影響越來越大。當代頂尖的電子遊戲，內容除了可達藝術境界，它本身還是一種媒介 (media)，而把一人遊戲變成集體參與的「遊戲直播」，就是將之變成社交媒體素材。遊戲本身固然重要，而直播產生的社交，還衍生了另一個龐大產業，乃至超然於現實世界之外的社群，這也是未來國際關係必須注意的。

很多圈外人包括筆者，初時都未能明白「睇人打機」樂趣何在，但只要親歷其境，就會逐漸發現這也是當代大眾文化，感染力遠超我們寫的文章。現在不少學生的志願是當「Youtubers」，而Youtube最多人訂閱的主播，通常都與遊戲有關。典型例子是PewDiePie這個今年未滿30歲的瑞典年輕人，他現時擁有全球約9600多萬訂戶，是遊戲評論、直播的超級大戶，不論是大廠牌子或獨立遊戲，只要有他的評論和試玩，都會得到極大曝光，足以左右銷情。PewDiePie透過經營頻道，年薪據報超過750萬美元，這還是四年前的舊數字了。

這些主播和觀眾群的誕生，導致直播平台發揚光大，其中2011年才上線的Twitch被視為龍頭，因為產業爆紅「發了大財」，然後被Amazon收購。Twitch在巔峰時刻，流量僅次於Netflix和Youtube，有了流量，自然有大量廣告。這類平台對主播來說，也是像uber一樣的去中介化（uberization）產物：當主播擁有的訂閱到達一定數量，就會被羅致於平台旗下，單獨簽約，收益直接拆帳，不用通過傳統經理人公司、業界團體的認證。當然，我們可以說Twitch、uber不過是「新型中介」，但它們摧毀了舊中介人為製造的壟斷性門檻，點對點的直接溝通變成主導業績的最大關鍵，這是舊式精英中介經濟難以比擬的。

成功的主播，通常對自身的粉絲社群用心經營，受眾有較強的身份認同、較易捕捉的興趣，廣告投放的成功率自然較高。PewDiePie深諳此道，對粉絲有特別稱呼來強化認同，例如粉絲團被稱為「The Bro Army」，單獨就叫「Bros」，專門的碰拳手勢叫「Brofist」等，不一而足。圈外人看了只會一頭霧水，這就是我們說過「網絡國際關係」的「群組建構認同」年代；每一個群組，某程度上，就是一個虛擬國度。

打機以外：達哥的國際視野

香港最知名的遊戲主播達哥，正是這個新興國際關係現象的代表人物。他自從以直播遊戲成名，已進入娛樂圈，成為廣告界紅人，展示了遊戲主播游走於網絡內外的能力。達哥也是不斷創造新文化、非常具國際性的例子，並不是上一代理解的「網絡廢青」：他港大畢業，主修中文和藝術，副修阿拉伯語，留學地點不是主流的英美澳加日，而是曾到也門、埃及交流一年。這種坐言起行的國際視野，並非只有平面視角的網民所能比擬的。

只要在網絡隨便遊走，就會接觸到達哥的二次創作，例如他聲演潮文、在直播完結前大喊「完」、以「達哥」身份翻唱知名歌曲等。他不會用原配樂，連音效都自己聲演，例如翻唱周慧敏《如果你知我苦衷》為《如果你知達苦衷》，又自稱「音準達」；也經常將自己的臉孔Key到遊戲封面，形成充滿趣味的「個人崇拜」，這正是在這年代個人品牌的經營之道。還有聲稱與新垣結衣有感情關係、自己是「達朝」的「達太祖」、經常詮釋「毒L」這文化認同，都是和PewDiePie一樣，刻意建立獨特的社群語言。

上一代自然會問：那和我們有何關係？達哥成功崛起重要性，在於寄托了「打機都有出頭天」、非主流顛覆主流的想像，而這正是他其中一個廣告的橋段。這就像特朗普在美國大選戰勝傳統精英希拉莉，他雖然有父幹和家世，但成功利用群眾對「華盛頓建制」的不滿，吸引了不滿全球化的憤怒白人，又附和了極右陰謀論者對自由派的怨恨，將自己打造成挑戰體制的鬥士、美國精神的真正傳人。特朗普自然也有社群，例如Facebook有一個粉絲專頁膜拜特朗普是「神王」(God Emperor)，它有時會接受網民投稿，通常是一些短小的迷因 (meme)，附上一句「由愛國者XXX發出」 (Sent by XXX, a patriot)，這也是粉絲認同的建構，「愛國者」和PewDiePie的「Bros」、達哥的「毒L」，可謂異曲同工。

觀看遊戲與建構主義

根據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構主義，物質力量例如軍事、經濟、政治等自然重要，但同樣正在能改變局勢的還有不斷滋生的概念、規範，例如一個群體、國家的身份認同，或自身的文化信仰和歷史經驗，都會左右社會演化和權力結構。不同群體的成員，雖然都生活於同一個城市，受同一個政治經濟秩序影響，但他們的自身認同和信仰不一，對利益就有不同定義，從而產生不一樣的行動。

例如經典的香港獅子山下精神、大學生「四仔主義」，創造了一代人的行動和社會參與方式，但這個觀念影響的一代，自然難以理解另一個規範的受眾。生於苦困年代的人，一般傾向實際地以金額衡量價值，不會讚成自後代夢想成為網絡主播；但對年輕人來說，基本溫飽不成問題，反而「存在感」比其他物質更為奢侈。在網絡得到尊重，進而成為一門產業，可能比起坐寫字樓得到一份僅夠糊口的薪金更快樂，慢慢自然產生截然不同的認同和文化。PewDiePie一開始經營網絡頻道的時候，他的父母極力反對，說「整天坐在家中玩電腦，不會帶給你任何生活」；但當PewDiePie這代人變成中老年之後，這模式卻可能成為主流。玩遊戲、社交媒體，不再必然等於不務正業，而可能是創業、打造個人品牌的賺錢工作，而且還能賺到認同。未來國際秩序，正是這一代人打造的，巨變已經開始，接受了嗎？

小詞典：直播平台文化

在網絡直播平台，主播「牧養」群眾，群眾也會自己創造一套秩序，反過來影響主播的方向。他們除了與主播緊密互動，將觀看遊戲變成私密空間和個人體驗，也會建立自己的術語、文化，甚至階級。不少直播平台有即時打賞制度，捐款者的名字和金額會即時出現，於是小金主就會在社群得到認證和地位，時間一久，就會成為VIP。如果主播不時點名，還會在粉絲群中製造「階級流動」。

庫斯克：誰是香港人？

文章轉載自庫斯克網誌2013年12月22日

Wong MK：身分認同有不同層面，這篇提到語言口音、法律以及文化三方面。

寫在前面：難得今次的文章不是放在收費版。其實因為是「導賞」，所以我沒有加入太強的個人意見，我提出社會出現「溝淡論」時也有說明原因的。在這裡加個補充，審批權的左右不同看法裡面，我比較傾向支持經濟條件審批。But anyway, 審批權這東西，比方潤兄拍拖或者真普選更遙不可及。要爭取就要靠民氣，就好像雙非配額一樣。（原文載於2013.12.22《明報》星期日生活）

————————————————————————————————————————

通識科「今日香港」單元裏面有「身分認同」這課題。通常我會在第一節課問學生這個問題：「誰是香港人？」這個問題，可以很容易答。有的學生會答「我就是香港人」，有的會答「有香港身分證就是香港人」。當加入不同的條件之後，這問題便沒那麼容易回答。例如「如果是未有永久居民資格的新移民呢？」、「如果是南亞裔人士呢？」、「如果是菲律賓人呢？」、「如果是外國公民呢？」懂港式粵語的才是香港人？

其實不止學生會覺得難答，很多一般市民也會覺得複雜。在很多人心目中，「新移民」、「操大陸口音的人」、「印巴籍（裔）人士」、「西人」未必等同香港人。根據平日觀察，香港社會對「香港人」的主流看法是，能操流利香港口音粵語（那是有別於廣州的粵語的）華人，才是香港人，所以不會說粵語的華人，人們也不會當他們是香港人，而能操流利粵語的非華人，也只有看似中產的（例如喬寶寶、利君雅），人們才會覺得他們是香港人。很多懂流利粵語的基層南亞裔人，一般人也會當他們是異類。

最近終審法院裁定新移民申請綜援的七年限制違憲，判詞中提到《基本法》第36條(註)，條文指所有「香港居民」有權依法享有社會福利，包括申請綜援。這個判斷對於很多人來說是晴天霹靂，原來《基本法》條文裏面，「香港居民」和「香港永久性居民」是有分別的。

永久居民 = 香港人？

在不少人心目中，香港永久居民才算是香港人。換句話說，上述操流利香港口音粵語的條件之上，還要加上持香港永久居民身分證的，才算是貨真價實的「香港人」。根據這個原則，那些未取得永久居民身分的新移民就不是他們心目中的香港人了。所以每當有涉及新移民要求更多社會福利的時候，社會的反應通常是一面倒的負面，因為社會普遍認定了他們就是外人。

回到「誰是香港人」這老問題。以身分證來定義香港人身分認同的主流想法，可追溯到1949年中國赤化，港英政府因為大量難民湧入而封關和發身分證明文件開始。到後來實施抵壘政策，很多內地人像參加《飢餓遊戲》般不惜冒生命危險偷渡來港，為的就是一張身分證和其象徵的香港人身分。有身分證就等於香港人，有其歷史背景。到了現在，人們還是普遍接受用七年時間取得永久居民身分的內地移民就是香港人，他們有資格申請綜援、公共等社會福利也是天經地義。「永久性居民」這幾個字，其實是香港人劃分我者和他者的一條心理分界線，所以當綜援七年限制被裁定是違憲的時候，香港人感覺像天塌下來一樣，除了是因為新移民會掠奪香港資源的印象之外，就是因為這一條心理分界線。

實際上現在的「香港居民」享有什麼社會福利呢？其中一個主要的例子是公共醫療福利。現在不論是新移民、在港工作的外籍人士，以及外傭，也屬於可使用公共醫療系統「符合資格人士」。此外，一直以來，未滿十八歲的新來港人士也享有基本的社會福利，包括接受教育和申請綜援的資格。上述的政策沒有受到非議，大概是因為社會接受那是基本的生活保障。

雙非 = 香港人？法律vs.文化認同？

這幾年來雙非孕婦問題成了香港本土主義的催化劑，雙非孕婦產下雙非嬰兒。根據終審法院在「莊豐源案」的判決，在港出生的雙非嬰兒自動成為香港永久居民。上文提到香港人把有永久居民身分的人等同於香港人，那雙非兒童算不算香港人？

對於很多本地人來說，他們雖然是香港永久居民，但他們父母都不是香港人，而且大部分都住在內地，所以他們只是法律上，而不是文化認同上的香港人。當雙非兒童來港報讀幼稚園和小學的時候，造成了北區學額緊張，香港社會對雙非兒童及其家長的負面情緒，可謂火上加油。在很多人心目中，雙非兒童不是香港人。

不少雙非兒童需要跨境上學、光顧香港的寄宿服務，或者在香港的親人家中寄居。他們長大之後可以選擇在香港定居就業，融入香港社會。他們的身分認同會是怎麼樣的，這肯定是教育研究論文的好課題。

少數裔人士 = 香港人？

很多時候，我們為了證明香港是個多元文化的社會，便會拿演員喬寶寶和陳明恩、新聞主播利君雅，以及棟篤笑藝人阿V做例子。事實上，在香港人心目中的非華裔香港人，通常是指能操流利粵語、社經地位至少是中產階級的那些人。很多從事低收入工作的南亞裔人士，在很多人心目中只是「阿差」，即使他們很多人的家族已經在香港居住了過百年，也是如此。

「新移民來歷不明」的想像

早陣子喬寶寶在港居住超過二十年的妻子申請特區護照不成，社會才發現原來香港入境政策原來比想像中嚴格，人們也不免拿入境政策對中國公民的寬鬆來對比。現時的每日150個內地新移民配額，審批權不在港方。這種不能決定移民入境資格的奇特制度，難免會製造「新移民來歷不明」的想像。

收回內地來港審批權 問題可解決？

終審法院判決一出，香港社會主流民意一致要求取回審批權（有心的網友甚至找出了梁振英選特首時說香港應該取回審批權的截圖）。對於比較左傾的人來說，收回審批權可以減少內地公安部門從中取利，或者以假結婚來港的可能，令更多真正需要家庭團聚的人可以來港；對於比較右傾的人來說，收回審批權可以加入經濟要求，例如要求他們在港的家人有一定經濟能力供養他們，這樣便可以減少新移民領取綜援的數字。當然，左傾的意見會認為團聚是人權，右傾的意見會指出世界上不少地方的團聚移民申請也有嚴格的經濟條件審查，團聚權也要考慮實際因素。

新香港人？移民政策要令市民信任

中港矛盾日益加劇，每年數萬新移民來港，也令「香港人」和新移民的矛盾加劇——選舉時出現的種票案件，以及跨境旅遊巴投票大軍的報道，令愈來愈多人相信「溝淡論」不是空穴來風；而雙非學童、綜援司法覆核，以及將會出現的公屋申請資格的司法覆核，令香港人對新移民的猜忌日深。除了新移民，還有每年人數愈來愈多的內地生，也令年輕一代陷入了「被換血」的恐懼之中。

內地官方媒體提出了「新香港人」的概念，那是指從內地來港對香港有貢獻的移民。既然有「新香港人」，那麼「舊香港人」如何自處？在這種猜忌日深的環境之下，「新香港人」在香港變成了等同於殖民的貶義詞。

事實上，任何人口結構步向老年化的社會也需要移民。不論是每日150個的移民、優才計劃那些專才、持工作簽證在港打工的人才，抑或是在港留學的學生，理論上他們可以令香港的人口結構更加有活力，長遠有利經濟發展，不過大前提是政策得到市民的信任。

在民主社會，如果社會主流意見認為留學生及移民政策，以及新移民福利太寬鬆的話，政府肯定會調整政策，那是正常不過的事情，社會矛盾也會得到解決（當然也有失控的時候，例如法國和新加坡的暴動）。可是現在的香港不是這樣，特區政府事事聽命於北京（和西環），無法回應市民對於移民政策的訴求，加上香港政府認受性到達歷史新低，要市民相信政府的移民政策是以社會行益為大前提而沒有政治陰謀，根本沒可能。結果香港就好像一個不能打開活門的壓力煲一樣，不滿得不到疏導，就會滋生恐懼、仇恨和極端思想。

註：終審法院判詞的提問：加設限制 社會目標合理？

（47）到底在基本法第36條（即所有香港居民都有權依法享有社會福利）上加諸（居港）7年限制，所追求的社會目標是否正當合理（legitimate）？加設相關限制，又是否跟達至該目標有合理關連？這正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鄺健銘：國際案例映照下的中港矛盾（下）

文章轉載自明報2013年12月8日

放眼國際案例，自主甚至分離意識，往往源於對地方意識的擠壓排斥；繼續強調「權在中央」與「大一統」論述、不確保地方多元空間，無助理順中央地方關係。

西班牙—加泰隆尼亞

例如五六十年代，獨裁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以大量輸入外地人與各種語言文化政策，進行文化清洗、積極消滅根植於語言與經貿網絡的地方身分認同所造成的傷痕，正是加泰隆尼亞省及其省府巴塞隆拿本土意識政治崛起的最大成因。70年代後，雖然西班牙民主化，加泰隆尼亞與馬德里關係比以往對等、1992年巴塞隆拿奧運會開幕禮上省歌先於國歌播放，但因近年地方財政自主權受到削弱引起不滿，支持獨立的聲音愈來愈多。最近便有160萬人組成人鏈，為明年獨立公投造勢。

英國—愛爾蘭

在英國北愛爾蘭，親倫敦、屬於外來英國國教的勢力曾長期壟斷政治，本地親愛爾蘭的天主教徒被政治邊緣化、受不同的社會政策歧視，因此在六十年代，民間掀起平權運動，但後來焦點議題由公民權利演變成警察暴力打壓問題，最後釀成由激進分離組織愛爾蘭共和軍（IRA）策動的血腥星期五（Bloody Friday）恐襲。英國首相貝理雅上台後，堅持和平進程不能將本地激進政團排拒於外，才能平息兩派紛爭，在1998年達成歷史性的Good Friday和平協議。

美國—波多黎各

美國統治波多黎各的其中一個主要方法，是透過美商大舉投資，令其依賴美國經濟、強化波多黎各人的次等意識，讓他們相信自己無法自理、受美國主導不是壞事。但即便是有很強宿命論文化、獨立一向不是主流訴求的波多黎各人，他們無法當家作主、居住地淪為殖民地的意識也日益強烈，對美國立場亦逐漸激進化。在1948至1976年間的大選，要求與美國關係更對等、反殖民的訴求愈趨明顯，支持升級成為美國州份或獨立立場的選民增加一倍、佔逾一半。去年波多黎各有關前途問題的第四度公投，反對維持現狀的比率更創下新高、「建州」首次成為支持率最高的選項。

台灣國民黨—原住民

六七十年代，台灣國民黨的威權政體因為沒有對新生代漸起的本土意識予以足夠重視，令其用以統治台灣、強調「血濃於水」、以血緣串連文化與政治的大中華史觀與沙文主義受到愈來愈大的挑戰，使原來相容的台灣與中國身分認同割裂、日本與國民黨同被視為「外來政權」、台灣非漢人原住民的歷史與文化成為地方身分認同的一部分。這股本土意識浪潮，為民主進程打開缺口，促使政權開放。

中國—香港……？

雖然香港情况與這些案例不盡相同，但變化主軸大同小異──地方自主被認為得不到重視，催生本土意識的政治崛起。案例中激發本土意識的因素，包括：

一，地方經濟逐漸被中央壟斷，其原有經濟網路的多元與重要性乃至經濟自主度被削弱；

二，地方語言與文化空間被擠壓；

三，警察親中央、高壓的公眾形象令地方怨氣加劇；

四，地方新生代的本土意識與政治參與訴求被壓抑，在近年香港都不乏身影。

對於為何本土意識該受重視、不宜從略，案例之中還有兩點值得注意：

一，研究巴塞隆拿、波多黎各、台灣等案例的學術著作，均不約而同地強調，本土意識的存在，都是由實在與獨特的歷史記憶、文化價值觀、地方語言、經濟網絡所構成，並非只是憑空的想像、流於本質論；

二，更重要一點，是台灣案例說明，本土意識不一定就是保守內向。身分認同轉變的重要特徵，是各方對地方歷史敘事的競爭。台灣本土意識崛起、重視在地文化的多元起源，與期間有論者倡議，將台灣置於區域甚至世界史中，書寫「台灣人觀點的台灣史」不無關係。

引伸而論，如果將台灣經驗套在香港，像著有《香港大視野》的日本學者濱下武志那樣，將香港置於不同地域網路（例如英殖時與香港關係密切的東南亞與南亞），重新定義地方，那大概可以避免出現「血緣—國家」意識之下，有家族早於1915年來港、在港出生、念書和工作的南亞裔人士，因無「中國血緣親屬」而不合資格申請特區護照的情况。

予自主空間減分離意識

國際案例不單說明理順中央地方關係時為何需要以地方為本位，也為具體操作留下若干啟示：

一，給予地方更多自主空間，能紓減分離意識。法律學者佳日思（Yash Ghai）研究世界不同中央地方關係案例的學術論著Autonomy and Ethnicity: Negotiating Competing Claims in Multi-ethnic States，都有提過這點：有異於一般想法，實現真正的地方自主，反而更有助國家統一；

二，談判過程若只集中與地方溫和派溝通、同時把激進派邊緣化，將無助化解中央—地方的衝突。事實上，在七八十年代，倫敦已嘗試終止北愛爾蘭政治壟斷局面、推動親倫敦與愛爾蘭兩派權力互享，不過未能成功。及至貝理雅在97年上台，雖受到親倫敦勢力的政治壓力，但仍然堅持向與愛爾蘭共和軍關係密切的激進政團新芬黨（Sinn Féin）打開談判之門，最後終在1998年達成Good Friday和平協議，相當有創意地建立讓各派管理政府不同部門的聯盟政府；

三，國際參與對化解中央—地方矛盾、鞏固地方自主，往往能扮演一定角色。例如新近學術著作Diminishing Conflict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Why Some Subside and Others Don't就指出，國際參與是印尼—亞齊案例成功處理中央—地方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印尼官員原本擔心國際參與會加劇分離主義，但由前芬蘭總統主持的協商，最後卻能同時確保國家統一與地方自主。所以早前袁瑋熙、何雪瑩在《明報》撰文，說香港問題要「跳出本地框架」、「應當在國際公民社會、媒體之間大聲疾呼，告訴世人表面繁榮下香港困局，亦應思考香港民主化對中國、區域以至全球的戰略意義，說服外界香港民主對國際形勢有影響」，有一定道理。

零和遊戲非唯一出路

對中國來說，理順中國—香港關係，有其國家戰略價值。按照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劉兆佳新著《回歸後的香港政治》的觀點，隨着「美國重返亞洲和它對華的『包圍』（encirclement）策略逐步形成」，同時提升國家的國際形象與軟實力、進行新發展模式的壓力不斷上升，未來中國會更需要確保一國兩制、穩定香港人心，以善用其潛在的外交網絡，和建設中國軟實力時不可或缺的香港文化。

有這種戰略考慮、以中國之大、加上近來上海自貿區一度被稱為「新租界」、與世界接軌的改革氣勢，中港關係大可不必以零和遊戲作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