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來自星星的PK》：電影內外的印度教政治

文章轉載自端傳媒 2015年10月18日

寶萊塢電影《來自星星的PK》是部印度輕喜劇，效果卻出奇的普世，而且放在不同時空也有教化意義，反映印度電影的全球化潛能一旦全面釋放，足以根本改變國際電影生態。

電影講述外星人「PK」來自人人可以心靈相通、沒有謊言的國度，意外落在印度社會，鬧出各種笑話，設定其實與英國經典電視劇、電影《憨豆先生》（Mr. Bean）如出一徹。不過《PK》並非只有笑料和寶萊塢傳統歌舞，主題在印度還相當大膽，就是諷刺宗教（特別是印度教）、以至保守主義的社會規範。外星人名字「PK」指「飲醉」，也是個象徵符號：在地球人眼中，這位外星人落入異境，行為處事以至神情都離奇怪異，就像個「醉酒佬」，但往往醉翁反而最清醒，設定有點像年前的半紀錄片《標叔出城之與神駁嘴》。但《PK》的單一針對性更強，放在「印度教基本教義派」崛起的背景，格外考功力。

「印度教基本教義派」在當代印度的影響力

《PK》沒有質疑世上不存在神，只是說「人創造的神不存在」，但對印度社會已足夠顛覆；而電影雖說是針對「籠統宗教現象」，但以一位印度教大師為主要負面人物，自然予人針對印度教的客觀感覺。女主角澤古(Jaggu)全家是印度教徒，父親強烈相信印度教大師，對穆斯林極為反感，劇情需要下，卻被安排與巴基斯坦穆斯林相戀，造就一個家族、信仰交錯的愛情故事。如此背景，穆斯林那部分是「虛」的，批判印度教那部分，卻是「實」的。

「印度教」其實是統稱，內部教派繁多，電影的「大師」信奉濕婆神，就是主要派別之一。由於英屬印度獨立時，基本上以宗教把人口劃分為印度、巴基斯坦，現在印度教徒大概佔印度全國人口80%，宗教自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除了作為信仰，印度教也構成了印度社會最根本的規範，例如種姓制度、重男輕女等，都和印度教關係千絲萬縷。強姦問題在印度尤其嚴重，沒有印度教確立「男性至上」的社會地位，是不會被如此姑息的。

印度號稱「全球最大民主國家」，長期由尼赫魯－甘地家族管治，但近年民粹主義興起，印度教的影響力更勝從前。目前執政的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聲稱主張民族主義、非教派主義，但其主要支持者為印徒教徒及中產階級，黨內不少核心政客都具宗教沙文主義色彩。在世俗和印度教之間取得平衡，可算人民黨的成功之道，2014年印度大選，人民黨以經濟發展及新自由主義包裝，再次成為執政黨，但人民黨的「印度教基本教義派」色彩，還是揮之不去。

2002年，古吉拉特邦曾爆發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宗教動亂，造成近千穆斯林死亡，當時的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正是現任總理、人民黨領袖莫迪，他被批評沒有對遇害穆斯林致哀，也被指縱容印度教極端主義份子。2014年大選勝利後，不少人民黨高層故態復萌，又重新推動印度教的政治角色，不時發表反伊斯蘭言論，例如否定清真寺的神聖地位，批准將之拆卸，又在地區強制推行「薄伽梵歌」（印度教經典）教育，更多地區也開始實施禁止食牛（牛被印度教視為神聖象徵）。今年9月底，印度一名穆斯林被6名暴徒群毆至死，其子亦被打至重傷，招致殺身之禍的原因，據說卻是家中儲存並食用牛肉；警方指，死者食用牛隻的流言由當地廟宇傳出，令事件更添宗教紛爭意味。基督宗教也不能倖免，不少教堂被拆卸，不久前，西孟加拉邦一位71歲修女遭輪姦，被視為基督教捲入印度社會宗教戰爭的象徵。這些事故於我們而言十分遙遠，對印度人來說卻是身邊的事，《PK》針對宗教極端主義，自然令人想到印度教、人民黨那筆帳。

電影最終出現恐怖襲擊，大概是因為要平衡關係，被安排是伊斯蘭極端份子所為。PK旁觀者清，卻說要不是一方行為極端、另一方也不會極端，暗示印度教激進份子也有恐怖襲擊的責任。現實中，印度主流媒體經常對穆斯林作負面描寫，「恐怖份子」的帽子亂扣，儘管在印度發生的極端事件中，印度教徒的責任可能更多。

現實世界的印度教大師騙案屢屢，但……

《PK》的印度教上師品味庸俗，滿身銅臭，裝神弄鬼，騙案纍纍，自然是虛構人物。然而，類似人物在印度其實屢見不鮮，電影設定的案情已刻意「留手」。印度教上師干犯性罪行及欺詐等更非奇事，只是執法機關在逮捕了疑似犯了世俗法律的上師時，往往會遇到狂熱份子阻攔，才令案件不了了之而已。

例如2014年底，有印度教上師因為干犯性暴力罪行及謀殺被捕，但拘捕這一位上師，卻令警方要動用近二萬名警員，原因是逾萬名狂熱支持者攔阻，為涉案上師保駕護航。該上師自稱「神的使者」，建立了一個宗教山寨，透過各類欺詐手段騙取信眾信任，並被懷疑性侵犯了一些女信徒。其實，所謂「印度教領袖」良莠不齊，不少只是略懂教義、卻善於花言巧語的投機分子，大多假上師在偏遠村落行騙，主要吸引低學識民眾上當，一旦建立了信眾群，就能夠自成「土王國」。

不過諷刺的是，「神棍」其實也是有社會功能的。有研究印度教的社會學者指，信眾在大量假上師被揭發欺詐後，依然相信上師的原因十分簡單，就是這些宗教騙子為信眾解答了科學未有答案的問題，信眾也就視之為可以改變生活的福音，反而不願接受電影強調的「wrong number」事實。當群眾則視信仰為改變命運的機會，以為上師代表脫貧的機遇，對之盲目信奉吹捧，其實也是經濟主導，可能別無精神元素在內。這樣的答案，正是《PK》那位上司面對全國觀眾時，所提供的「標準答案」。假如明知道一切是假，但保留這些「聖人」來「維持基層社會秩序」，是否一個負責任政府應有所為，可謂難以非黑即白判斷的政治哲學問題。電影在高度富批判性的背後，其實，也刻意迴避了答案。

但《PK》如此挑戰宗教、社會禁忌，已極其難得，而且劇情和現實世界的演員，還有交接。片中飾演外星人的男主角阿米爾汗（Aamir Khan），除了是印度家喻戶曉的影帝級男演員、「印度劉德華」，也向來有「印度良心」之稱，不時發表挑戰社會禁忌的言論，夠膽觸碰印度電影業的「行規」，以至印度社會迴避的禁忌問題，諸如教育、貧窮、女性權益，以至今次《PK》中聚焦的主要題材——宗教等。阿米爾汗曾任聯合國兒童大使，獲頒印度公民最高榮譽，2012年被《時代雜誌》選為「世界100大具影響力人物」而登上雜誌封面，假如持續下去，問鼎諾貝爾和平獎也不是天方夜譚。假如觀眾只將之當作「Mr. Bean」式笑片，將電影內外的印度人和事都當作故事書，這地方的國際身份認同，就令人擔心了。

羅永生：栽植香港主體

文章轉載自明報2014年8月3日

盧瑋鑾在中英談判前夕出版的《香港的抑鬱》中，曾為香港嘆道：「沒有人會否認她的重要性，但奇怪的是也從沒有什麼人真正的愛過她。」 三十年後，愛港成為特首參選人條件。

各人以各種形式「愛」她：把她置放在經濟發展的融合大轎車，為她披上一襲厚重的繁榮袍子，讓她背靠國家的臂彎中，繼續時尚亮麗，安定無話，永遠是一顆可欲可弄的珍珠。

愛，何以為愛？

兩個多小時的訪問，羅永生沒說過一句「愛香港」。
而筆者也只是看見一個人，窮大半生精力，深潛文獻，刻痛思考，以記錄、書寫、描述、批判，嘗試讓那幾經難產、脆弱卻意識頑強的香港主體，孵化長成。

當年學運前鋒 一切從反思開始

作為本地公民社會最活躍的評論人之一，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羅永生（筆名安徒），一直緊貼香港社會波譎雲詭下的起伏脈搏。他的文章，既能回溯過去，嚴謹地梳理歷史紋理和理論邏輯以刺破各式論述的五里迷霧，又能兼具反身性與前瞻性，以學理和史實匡謬正俗，深刻影響新近一代本土學人與社運青年。他的尖銳與精闢，來自對過去與當下的透徹反思，「反思，為什麼這麼難，因為需要勇氣。反思即是說，我雖然做過這些事，但這些事能否重新評價呢？一涉及重新評價，就是說，你覺得自己那時很偉大，其實你是烚戇的！（大笑）」反思刻痛，甚至必須坦承自我的遍體瑕疵；然而只有如此，才能對歷史有更深廣的體認，為未來作警惕。

接戴卓爾夫人機 提出「民主回歸」

歷史與個人總在無形交織着。無論是八十年代的學運前鋒，還是回歸前後的尖銳觀察者，他的人生離不開香港歷史。八二年，戴卓爾夫人訪港，十三學子到機場「接機」抗議「三個條約有效論」，他在其中；八三年，中大與港大學子在一片「維持現狀論」中提出「民主回歸」，攪動當下輿論走向，他正是中大學生會會長。在當時東歐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背景下，學子們提出「民主回歸」的初衷，是以平等公義為念，輔以民族情感，希望藉回歸改良香港的資本主義霸權並改革共產主義之專政；然而，羅永生回想，當日學子雖一片真誠，但也是被黨國暗地統戰影響着。

八九六四後，他對中共體制徹底失望。「蘇東波」震盪消散後的九十年代末，他開始思索到，宏大論述的價值都不及在地的複雜生活處境實踐，「你會思考自己為何會有些想法，這種反思可追溯至我的過去，後來不只是了解我的過去，還有身邊的社會環境的過去。你會把問題由自身輻射到一個更遠的過去」。九七年是分水嶺，他開始研究香港。自此於歷史之河涉足索源，在文化現場作精神考古；挖掘過去，編連當下。

解殖未完 共謀勾結體制殘存延續

回歸後的香港問題叢生，有學者歸咎於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的外部衝擊，亦有論者認為是管治問題，甚至搬出人心未歸、外國勢力煽動之說；然而羅永生提出，香港之困，根源自殖民遺害。香港政經等範疇固然有各自權力不平等的內在邏輯，但皆不能脫離香港特有的、由殖民地時代建立的權力機制，「例如，新自由主義何以能在港橫行無忌？當新自由主義被挑戰時，什麼力量令它安然無恙？你可以繞過功能組別不提嗎？」這種力量，明顯來自新舊殖民體制。

殖民豈止內外的關係

羅永生把這種殖民體制理論化為「勾結式殖民主義」，意指殖民地時代英國殖民者透過與高等華人精英的勾結合謀以達至間接管治（indirect rule），殖民者實踐「有效」管理時，合謀華人亦享盡投誠後的好處。他認為，殖民經常被二分作簡單的內外，但這實是被操作後的認知，「殖民性不是全都由外國壓下來的，殖民關係不是一個內外的關係」。當初中國人接受英國人統治，不過是把舊中國天朝制度的關係複製，「中國從來都有帝王和地方，一直建有這種被統治的關係，你會不會叫這是殖民主義？當時不會如此理解！但它能不能夠被複製甚至轉移？」以同一種奴性，服侍另一個皇帝的戲碼，在回歸前後一直上演中。
世界各地的前殖民地，都經歷「解殖」過程：透過文化反思和制度改革以確立民族主體性，建立民族國家。但羅永生認為，香港的解殖工程卻被「回歸」蓋過，殖民餘毒依然未清：九七後，殖民時期的不民主政制被延續並美名為「行政主導」的管治手段；殖民下的犬儒與奴性續以「政治冷感」之名被「確認」為香港人特質，「殖民留下的東西不處理，還要將之抬舉，被建制變為我們的『核心』。」就像功能組別，統治集團竟欲以「均衡參與」為名延續至千秋萬世。
回歸，與港人的自決自主，全沾不上邊，就像富商鄭家純的「更換宗主國」論。羅永生觀察到，在大國「崛起」後，中方更開始宣說另一套語言。當日「民主回歸」信誓旦旦，一國兩制世界創新；今日一本白皮書，把香港變成天朝底下的一件迷途小書僮，「咁你咪搲頭！（大笑）原來人家都不當你是同一個民族國家的人，只當你是一個非民族國家的天朝體系中的其中一個（從屬）部分！」
虛擬的自由 到本土意識抬頭

羅永生的批判不止向統治階層，十多年來，他一直是批判香港民主運動其中一支最鋒利的筆。他認為，香港回歸前後「沒民主有自由」的自由，實是虛擬而非實質。英政府在晚殖民的「（虛擬）自由主義計劃」，在不觸動港英權力基礎前提下施予香港人有表飾而無實權的自由；回歸後建築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虛擬自由，也一直被由中產主導的傳統泛民半假當真地收貨，令管治階層成功把反抗力量預先包納並將其力度消弭。泛民偏安自滿缺乏反省，實是把香港民主發展到自困悶局；○三年，虛擬自由主義已顯崩壞先兆。

羅永生指出，自○六年由八十後發起的保衛天星鐘樓、守護皇后碼頭、反高鐵等的保育抗爭運動，標誌了香港社會運動的範式轉移，「（保育運動）以廣義的文化作為一種社運和主體力量的資源，以往泛民只講利益分配，但反高鐵這些系列的社運，是說集體回憶，這些是什麼？它點燃了一種能量，不止是被動的懷舊，而是去問，我們怎樣去面對我們的祖先？」

「行動好緊要」

本土意識燃起的社運打開了香港主體性的缺口，掙脫虛擬自由主義的舊牢。然而洪水閘既開，有活水傾流，亦有泥沙冲淹：今非昔比的盲目「戀殖」，還有以我為專的族群民粹，相繼爆發。面對洪流媾淹，羅永生依然清醒，他強調範式轉移不一定帶來絕對好處，當新力量出現，不等於能聚合真力，卻可能破壞公民社會的基礎，因此這種意識醒覺「需要提升，要有質的深化」。對近年爆出的民粹現象，他一直鑑而辨之，「你要經歷考驗，行動好緊要。行動，大家一目了然。有些純粹得個講字，在不能平復情緒的情况下需要一個渠道去發泄。那些東西的性質如此，在大時代顯露無遺，陽光一照，就會退」。說着，有種篤定大氣。
「被動回歸」到香港主體醒覺

後中英聯合聲明三十年，羅永生指香港人的變化尤為明顯，「當年大部分人都不覺得自己可以做任何事，他只是看身邊的世界怎樣變化，接着作出反應，這個反應從來沒有把自己放在圖像中」。努力無用，有話無聲，人們放棄爭取群體的自決，「變成個人應對的策略，或者自己家庭的策略，卻和身處的集體和社會環境沒有一種關連」。

視這裏為家 主動抗衡

直至港人把這個地方視為家：「很多人覺得香港不是一個寄居的地方，而是他自己的家。」由保育運動、反高鐵，到更大型的反國教，個人開始組織成群體，與不斷侵擾的國家權力對抗，「那種是生存的本能，生存的意思是提升的，是你堅持的東西被人踐踏，你的能力就會出現，會珍惜戰友，會找方法去抗衡。這些都會自己生長起來，而再不是等指揮。」
然而，當下香港，新舊殖民霸權依然盤踞、犬儒主義根深柢固、宗教右派日漸壯大，公民社會亦被不斷收編吸納，究竟港人願意選擇醒覺，還是繼續裝睡？羅永生說，不少港人是「看時勢，看大環境」，以他的觀察，身邊一部分相識多年的朋友，以往一直無感於政治，但今日卻天天「刨新聞」，還叫他「佔中預埋佢」，「有些東西就是逼到他們把自我裏面的一部分，重新拿出來」。
「人生下來，是不會接受自己被完全否定的，這是生命的本能，但在生活經驗中各種各樣原因令人否定這件事。我們的殖民過去令我們無可奈何，沒辦法互相信任去投身於爭取同一目標。或者，香港人置身的大環境令大部分人都有這些挫敗感和犬儒，甚至會將之內化，但不代表在被壓抑的情况下、某些位置條件改變時，會否觸發他們不再如此。」畢竟，人總渴望當個，真實的人。
歷史感貧乏 源自主體薄弱
對大部分不滿不公義現狀的港人而言，無力與悲憤是近年的生活主調。對這種情緒，羅永生提出了反思：「有些東西你覺得很關鍵，想改變它，若能改變就覺得世界進步了，但如果你只是把他當作一個短期之內要完成的事，完成不了，就非常挫敗，以至於覺得這些事其實都不值得做。若然如此，這種狀態其實都是距離剛開始時很無力的狀態不太遠。」他認為這是當下香港的狀態，想一步到位，「這是我們當下的缺陷。以前我們不知道不滿，但現在我們知道了，有很多不滿，但又急着要把它改變。這也是反映我們的歷史感不夠強。歷史的事，是一代一代人去做。」
沒有歷史感，是主體性缺乏的特徵，「凡是說一種集體的主體，歷史是很重要的，我從何處來，往何處去，『我從何處來』這件事要有，沒有了，代與代之間是不接連的，大家像浮萍一樣，不會有太多事可以累積。」要培植歷史感，先要珍重我城的歷史，特別是久被忽視的民間抗爭史，「做完一件事要總結，要留下一些供後人分析解讀的材料。何以香港做事的方式整天在死胡同中打圈？因為大家都以急事為先，對這些運動、口號、意識形態，沒有很坦誠地留下來，那就沒有歷史評價」，前人不補漏編織，後人亦只能在斷裂破碎間行進，「發生了的事，留低它吧，書寫它吧，討論它吧！這些就是反思」。即使是片言隻語，都是蘊涵意義的線索。
「一個社群裏面，大家分工，在各自有限的範圍內做自己的事，但那些事是可以黏貼在一起的。」在前線堵路與在圖書館挖掘史料，一樣是連結的抗爭。以社群為念的人，不因個人的一次性成敗悲喜，「如果大家覺得，我們的命運是共享的，那我就不會因為我個人的frustration而貶低自己哪怕是很微小的貢獻，那就是主體性成熟的表現，但香港當下還未成熟」。
亂世之始 更要剛強穩在
在當下最好最壞時代，我們大家將要走向天堂，還是地獄？「有些東西，是irreversible（不可逆轉）的，你想香港人回到八九十年代那種思維和生存狀態，覺得『搞掂自己就得』，不太易。那時有許多條件才能維持這個狀態，但現在香港人自己都覺得世界在變，他不能再像以往般過日子。」一如無法倒回的列車，然而車往何處？「可能好多香港未經歷過的，例如極端反動，極端激進的事，這些變化將來都會有可能出現，現在就是不斷拉鋸對抗。當下是大亂的開始，香港社會的整體思考和形勢，遠遠未去到一個平衡」。
在這魑魅魍魎四出之世，以我城為念的人，無不唏噓，他自是當中之一，「經常抑鬱㗎啦！（大笑）」，「但我們從小學習左派的辯證法。歷史就是辯證過程，它必定是反覆的。反覆之後，世界才會推進。我不是絕對的悲觀和樂觀，在每個悲觀裏，你也能看出積極的一面。」學術，是他在不安駭浪中憑倚的岩岸。
羅永生篤定道出歷史的規律：當下香港的苦受，乃所有具主體意識社會的必經之痛；如牡蠣磨珠，光芒必自傷痛而生：「情勢如此困難，人們反會覺得，每一點的東西都有用。一個有使命感、方向的族群，會覺得即使我只做了微小的事，但我都會珍惜。到我們當中有相當部分的人有如此能耐去珍重這些事物，這個族群的歷史主體性就是成熟了。」

李偉才：全球化的真面目II

文章轉載自李偉才博士Facebook2014年8月1日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全球各處的殖民地紛紛獨立。從宏觀的歷史角度看，這個可歌可泣波瀾壯闊的民族解放運動當然值得我們稱頌。但現實卻是，名義上雖然獨立了，但這些新興的國家卻仍然處處受著西方的操控。這些操控雖然不再來自赤裸裸的軍事侵占，但經濟上的制宰仍是令這些國家深陷囚籠。簡單來說，舊的殖民統治消失了，但迅即取而代之，是「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的制宰。

按照歷史學家伊曼紐•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提出「現代世界體系分析理論」（Modern World-Systems Analysis）（四卷本的鉅著橫跨1974至2011年），前資本主義的帝國如羅馬帝國或蒙古帝國的掠奪，靠是的直接的軍事侵占和統治，但自從資本主義興起之後，在這種方式之上，還出現了以「市場經濟」作為手段的掠奪，這便是新殖民主義的本質。但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角度看，彼此的基本關係沒有改變。

按照華氏的觀點，過去數百年來，西方富裕國家（在此也包括於十九世紀透過「明治維新」全力西化的日本）構成了他所稱的「中心」（core）區域，而其他國家則成為了環繞著這個中心的「邊陲」（periphery）。「中心」壟斷了知識、科技、資本和制定了遊戲規則，而「邊陲」則只能夠靠出賣廉價勞動力以及農產品、木材、礦產等原材料來換取中心國家所提供的高價製成品。之間即使有貿易關係，都是一種絕不平等的貿易。

當然，新殖民主義（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模式）和舊殖民主義是一脈相承的。事實是，當西方列強侵占其他國家並進行殖民統治時，它們最想獲得的（除了最先發現的貴金屬之外），是（一）大量廉價的糧食和工業原材料、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以及（二）龐大的消費者市場以吸納他們的製成品。而他們最不想見到的，是能夠挑戰他們市場地位的競爭者。結果是，他們所到之處，必然會將當地多元化和基本上自足的本土經濟徹底摧毀，然後強迫當地的人民進行單一的經濟生產。大英帝國將印度原本十分發達的紡織工業摧毀，而只容許他們種植綿花以提供原材料，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如是者，世界各地人民的本土自足經濟逐一被摧毀。為了配合殖民主子的經濟利益，當地的人被迫進行大規模的單一種植（monoculture）：例如某處地方全是種植甘蔗、另一處則只是種植香蕉、再另一處種植綿花、玉米、咖啡豆、可可豆、橡膠等等。當然，還有的是大規模開採各種珍貴的礦產如金、銀、銅、鐵、鋁、錫、錳及至煤、石油、鑽石等。此外，大量廉價勞工亦可用以進行低端的工業組裝，當然這些半製成品會運返宗主國進行最後組裝，然後以高價行銷全世界。這便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之下的國際勞動分工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民族解放鬥爭的確換來了國族的政治獨立，但上述的國際勞動分工秩序基本上沒有改變，貧國仍然不斷地補貼著富國。留意不少原本在糧食上自給自足的國家，在殖民統治後只有靠輸出大量的原材料以賺取外匯，然後才能在國際市場上購買糧食滿足國民的需求。然而，這些出口原材料的國際價格往往十分波動（例如全球咖啡大豐收會令它的價格大幅下降），而外匯收入的銳減會令這些國家無法購買足夠的糧食，從而導致饑荒的出現。

而每當這些國家財政出現困難的時候，西方的國際金融集團便會伺機透過IMF或世界銀行等組織向它們提供貸款，代價是進一步開放市場甚至要求它們賤賣國家資產。要是這些國家還不起債（即連每月的利息也無法償還），則它們只有進一步舉債來「以債還債」。如是者，不少發展中國家（特別在拉丁美洲和非洲）便成為了西方的「債務奴隸」。

從全球的角度看，一個基本的認識是：貧窮是被製造的。對，環境貧脊會令生活較艱苦，而天災和戰亂會導致生靈塗炭哀鴻遍野。但艱苦卻不等於現代意義上的貧窮，而且環境太差人們自會移居他處。我們不會在一個活火山的山麓或撒哈拉沙漠中央找到處於苦貧的居民。事實上，在白人未到達之前，即使澳洲的土著也不貧窮，而身處富饒的非洲人民便更不用說。古埃及文明之發達眾人皆知，較少人知道的是，個多世紀以來不斷發生饑荒的埃賽俄比亞，在白人抵達之前也是一個十分富庶的王國。也就是說，所謂「貧窮國家」及廣泛和持續的「系統性貧窮」，基本上是西方殖民迫害和掠奪所導致的「新生事物」。從這個角度看，暢銷作家弗列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之中所設想的「全球共富」，只不過是一種天真的幻想，因為「中心」和「邊陲」的關係是西方的利益所在。

尤有甚者，資本主義全球化就是將「圈地」、「無產化」和「財富高度集中」這些發展趨勢延伸至世界上每一個國家，結果是將「中心」和「邊陲」的關係在不同的層次重複。例如在中國，沿海城市成為了「中心」，而內地農村則成為了「邊陲」；而即使在大城市如上海和北京之內，亦出現了「中心」和「邊陲」的分野。結果是，這些國家的權貴階層是「富者愈富」，但廣大的勞動人民則是「貧者愈貧」，印度和巴西等國家裡的龐大貧民窟，以及愈來愈多在上空越過的豪華私人噴射飛機（大家可能已經留意，不少航空公司已經取消了頭等機位），便是最好的見證。

請想一想，這樣的全球化可以帶來和諧、穩定和世界和平嗎？相反，在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競爭下，跨國企業和國族之間的資源爭奪和市場爭奪，是現代戰爭（包括上世紀的兩次大戰）的深層原因。資本主義全球化帶來的不是和平的橄欖枝，而是軍事衝突的火藥引。

李偉才：全球化的真面目I

文章轉載自李偉才博士Facebook2014年8月1日

過去五百年的全球史，是西方列強爭奪和瓜分全世界的歷史。

三個最關鍵的航程當然是1492年哥倫布橫越大西洋抵達美洲、1498年達伽馬繞過非洲最南端抵達印度、以及麥哲侖船隊的三年環球旅程（1519-1522）。對於歐洲人來說，這些都是值得廣為稱頌的英勇事跡。但對於歐洲以外的世界各族人民來說，這是一個為期達五百年，而至今仍未能完全擺脫的噩夢的開始。

首當其衝的是非洲和南、北美洲的原住民。前者的人民被掠奪之外更被販賣為奴隸，而後者 — 包括北美的「印弟安人」（因哥倫布以為抵達印度而誤起的稱謂）、墨西哥的阿茲提克文明（Aztec civilization）、南美洲的印加帝國（Inca Empire）等 — 則更遭遇到滅族的悲慘命運。很快，挾著「堅船利炮」的歐洲人即遍布全球：葡萄牙人於1511年佔領馬六甲、1557年佔領澳門、1565年西班牙人佔領呂宋、1642年荷蘭人佔領台灣、1815年英國人佔領錫蘭、1824年佔領馬來半島、1842年佔領香港、而於十八世紀末即被英國殖民的澳洲，其原住民亦遇上近乎滅種的命運。（塔斯曼尼亞的最後一個原住民於1876年逝世。）

西方的海上霸權歷經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各領風騷之後，至十九世紀出現了「日不落」的大英帝國。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的全球性帝國，因此可被視為「全球化」（理解為「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第一個高峰。

然而，在大西洋彼岸，依靠奴隸貿易和種族滅絕崛起的美利堅合眾國很快便急起直追（其中一項重要手段是貿易保護主義）。至二十世伊始，美國的總國民產值已經超過她的「母體」英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這種此消彼長的情況更是明顯。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無論英國如何不願意，也得接受美國已經成為世界的新主子，而她這個「母親」已經淪為美國的庇護國。

對於世界其他民族來說，列強的瓜分在十九世紀下半葉達於高峰，而在二十世紀初基本完成。我們從世界地圖所見，中東和非洲不少國家的邊界皆充滿著直線（即毫不理會山川河流和民族分佈的自然劃分），正是這段時期所做成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理論上可以將絕大部分的殖民地據為己有。但它深知直接管治如此眾多的殖民地是一個弊多於利的負累，而且時移世易，它已發展出一套更好的方法來主宰這個世界，那便是透過經濟和金融的手段以獲取源源不絕的利益。就是這樣，在大戰還未完結的1944年，美國召集盟國成員開會，並訂立了「美圓跟黃金掛鉤、而世界各國（共產國家除外）的貨幣則與美圓掛鉤」的「金本位」全球性美圓金融體系。此外，她又成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簡稱 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機構來進行全球性的金融管治和操控。這些建構加起來，便是著名的「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因會議在美國新布罕什爾州一處叫 Bretton Woods的地方舉行）。

由於美國已經成為了全球經濟復甦和發展的火車頭，而全世界都以向美國出口原料和製成品作為發展經濟的手段（所謂「出口主導」經濟發展模式），所以美國亦於1947年提出了一套以它為主的「關稅及貿易總協議」（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and Tariffs, 簡稱GATT）。基於這套國際貿易安排，「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簡稱WTO）於1994年正式成立，並大力推動全球化的「自由貿易」（free trade）。一時間，「全球化」（Globalization）成為了一個最時髦的名詞。很多人以為這是一個新鮮的事物，但從歷史的角度看，這已是全球化的第二個高峰。

一些學者更以歐洲的新航道開辟作為全球化的肇始，若此則二十世紀末的浪潮只能算是「第三波」。

沈旭暉：精英共識政治的終結：全球「本土主義」興起之謎

文章轉載自信報2014年2月17日

二十多年前，冷戰終結，「全球化」一度成了「潮語」，似能解答一切，世界也彷彿步進大同，再無國族疆界，只有普世大愛，最社會主義的理想，通過最資本主義的方式，快將實現。

諷刺的是，在過去數年，趨勢卻剛好相反。不少看似互不相干、主張限制外來者的本土主義分別興起，像以往相對「包容」的瑞士通過限制新移民的公投，有排外政綱的政黨在平和的北歐國家丹麥、瑞典、挪威、芬蘭紛紛崛起，獨立公投亦將在蘇格蘭舉行。這波全球化時代的本土思潮，和舊有由國家鼓動的愛國主義、政客宣傳的民族主義都不盡相同，我們可借用美國評論員Leonard Zeskind 二○○五年發明的名詞，稱之為「新本土主義」(New Nativism)。無論對其是否認同，我們必須明白這不是個別事件，而是一個結構性現象。但這個「結構」是什麼？

近日新加坡鄭永年教授發表文章《21世紀的政治秩序與危機》，雖然探討對象是世界整體秩序的失衡、特別是亞洲面對的管治危機，但用來解釋上述問題，也有相當啟發性。在鄭文基礎上，筆者嘗試分享一些延伸思考，以略述全球本土主義興起的六個原因：

一、鄭教授認為，全球化經濟體系令各地政府的自主權弱化，愈來愈受外來資本影響，傾向商界利益。進一步分析：即使部分外資無意干預本地政治，也會通過房地產一類投資，或其他跨境貿易圖利。無論是投資銀行還是水貨客，特別是和本地社會缺乏互動的，都會被視為影響本土民生的寄生者。

二、鄭教授認為，全球化產業以金融、資訊科技為新貴，缺乏實業，卻能隨時抽走資本，比工業時代更導致貧富懸殊，令原來產生「共識政治」、立足本地的中產階級失去影響力。進一步分析：這些中產部分下流到底層，喪失尊嚴，追本溯源，也出現排外情緒；另一些則轉型為全球化精英，與本土距離愈來越遠，進一步失去本土中產原有的穩定功能。

三、鄭教授認為，全球化人口流動令不同階層都面對外來者挑戰，表現突出的新移民不滿對待，亦要爭權。進一步分析：各地引入新移民或外勞，自有其經濟原因，但一般群眾不一定得到好處、有時「滴漏效應」根本不存在，卻能親身體驗箇中不便，令本土運動特別得到基層支持。另一方面，當代新移民維繫和母體的聯繫、或不斷流動，都比從前容易得多，往往沒有誘因落地、融入當地，卻懂得利用外來資源提升在新社會的權力，也令矛盾激化。

四、鄭教授認為，全球化民主令政府被民眾要求保護本土、增加福利的壓力愈來愈大，但這和全球化經濟體系的設定卻背道而馳。進一步分析：由於各國政府在民意壓力下，承諾的福利愈來愈多，亦容易被拿來和其他政府比較，面對經濟危機時，只要削減福利，本土思潮更容易成為主流思想。

五、鄭教授認為，全球化資訊革命令一般人真正能掌握自己的權利，弱化原來的精英共識政治。進一步分析：資訊革命已大幅度降低走入精英階層的門檻，無論是專業界別的親建制精英、還是學院派的反建制精英，都失去一般群眾尊重，也令原來一度成為精英共識的「普世思維」被推倒重構。

六、鄭教授認為，互聯網令社會動員方式產生質變，人人都爭取到議題設定權。進一步分析：關鍵是實時(real-time)資訊發放的智能手機產生後，原來居於權力最底層的群眾，已通過自己的最大優勢：時間，打破了精英對大眾媒體的壟斷，而這卻是最難從全球化直接受惠、對外來影響最不滿的一群。

樂觀主義者認為，上述種種不過是陣痛，「imagine there's no countries, nothing to kill or die for」，最終世界還是會大同。

理論上，也許是的，但「最終」假如是一千年後，陣痛就不止是陣痛了，只爭朝夕的一代，卻會發現在可見將來，各地本土主義必能維持相當實力，就算走到世界哪角落，都一樣。

吳介民：如何破解反動的修辭？

文章轉載自想想論壇2013年2月13日

喧囂地，全世界幾乎都籠罩在新自由主義的氣焰中。福利制度在老牌民主國家備受攻擊，全球工薪階級普遍面臨薪資停滯，資本主義生產過剩、消費力不足。愈來愈多人，被甩到資本主義利益分配系統的外圍，過著邊緣而窮困的生活。伴隨著這波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是與日俱增的社會抗議、反叛、暴動、公民不服從。

我們生活的經濟環境很奇怪：社會整體財富龐大，但大多數人都喊窮、都沒有能力消費。錢到哪裡去了？富裕者佔總人口少數；財團資本控制著主流媒體，富人的聲音很大，但誰來幫窮人講話？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社會進步運動曾興盛三十年，接著就進入「反動」的年代。我們至今仍生活在這波反動潮流之中。三十幾年來，「柴契爾主義」和「雷根經濟學」開啟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運動，也拉開我們今天面對的反動修辭的序幕。

作為一名教師，我經常被問到：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剝削」？在研究生課堂上，我們可以用一整個學期閱讀經典，反覆思辨資本主義的起源、定義、運行機制。但在這裡，我想給一個簡潔的說法：資本主義就是以「市場」為名，以追求「利潤」為動能，將人類生活「商品化」的經濟模式。最新一波的資本主義擴張，藉著「新自由主義」符碼橫掃全球；「開放」、「私有化」、「解除管制」，是其中的關鍵詞。

「全球化」，不僅它的規模是世界性的，而且它對人類社會生存環境的滲透是全面性的、直到每個社會角落。全球化運動，迫使國家解除管制、國家退位，把經濟空間讓出來給「市場」、給「有效率的私人資本」。市場因此長驅直入各個社會領域，將那些不應該被商品化的人類生活的各個層面都予以商品化。人類賴以為生的許多資源，都被「虛擬」成為商品——可販賣、可囤積、可牟利的商品。

在台灣，我們看到區域運輸的商品化，許多無利可圖的鄉間客運路線被取消了；國土生態資源被商品化，美麗灣被BOT（實為「海灘私有化」；醫療被商品化，醫美當道、五大科乏人問津；學校被商品化，許多公立大學開始面臨「自負盈虧」的壓力；教育被商品化，教學與研究品質落入市場化的評比指標，讓教育工作者疲於奔命（而致「效率」低落）；規劃中的老年長照，也可能開放給財團經營。

半個多世紀以前，社會思想家博蘭尼已經對「虛擬商品」（土地、勞動、貨幣等等）如何破壞人類生存的環境、生態、甚至是道德生活，提出嚴重的警告。博蘭尼的「生態人類學」觀點，對於資本主義破壞力的批判，走得比馬克思主義更深更遠。馬克思對生產力解放的樂觀預測，以及他的「生產主義觀點」，在當代世界走到後期資本主義的階段，已經失去了引領作用。

我們的世紀，備受自由主義市場不斷增長、資本積累過度、大眾消費力不足、異化勞動的偽文明化、社會福利倒退、生態環境破壞之苦，都可以在「過度商品化」這條脈絡中找到線索。博蘭尼對十八、九世紀之交英國「史賓翰連濟貧制度」的分析，連接到工業資本主義早期之「社會自我保護」的剖析，開啟了我們對社會福利起源的深刻理解。他的名著《鉅變》，讓「史賓翰連法案」成為歷史社會學的著名案例。《反動的修辭》也以此法案的歷史脈絡，說明了十九世紀英國濟貧制度變革中的反動論述。

破解反動修辭的語法

赫緒曼寫作《反動的修辭》的動機，起源於一九八〇年代新右派展開對福利國家的批判，新自由主義即將席捲世界。赫緒曼並非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生態人類學觀點的信奉者；但他這本書，卻是我們在當代抵抗新自由主義之「反動論述」的有力武器。

赫緒曼的學問既深且廣，在社會科學與政治思想諸多領域皆有原創性貢獻。他善於化繁為簡，筆觸間洋溢幽默感。他輕盈的文風，與其厚重的生命經驗，形成引人入勝的對比（請見本書兩篇推薦序）。

《反動的修辭》以英國社會學家馬歇爾一篇著名論文作為分析起點，先鋪陳了西方國家在過去三百年歷史中，締造的三類公民權利，包括自由權、參政權、社會權。每一次的進步潮流，都無可避免遭遇到「反動的逆流」。每一次的革命運動，也都見證了反革命運動。他引用牛頓運動定律做比喻：每一個作用力，必然伴隨著反作用力。他從這個運動定律中，發現了隱藏在反動修辭中的秘密結構：

我同意你的價值觀或政策目標（「作用力」），但是因為種種因素（「反作用力」），將會使你的目標被扭曲、適得其反、徒勞無功、甚至危害了其他得來不易的價值。

根據赫緒曼這個極簡的「公式」，反動修辭的方法論精髓就是：「我同意你的價值目標，但是……」「但是」之後才是反動修辭的重頭戲；「但是」轉移你的注意力，進而破壞進步政策的存在價值。

從這個基本語法結構，赫緒曼定義了三種類型的反動修辭：悖謬論（適得其反）、無效論（徒勞無功）、危害論（顧此失彼）。

悖謬論：「我同意你的社會福利政策，但是這個政策將使得窮人變得懶惰、而落入更加貧困的深淵。」

無效論：「我同意你的社會福利政策，但是補貼窮人的經費將會落入社福團體的手裡，窮人拿不到實際好處。」

危害論：「我同意你的社會福利政策，但是這個政策將會危害市場經濟與自由。」

總而言之，「反動修辭法」不直接反對進步價值，而是反對那些實踐進步價值的行動。如果你接受了這類反動論述，你的結論必然是：不行動；你不必、也不應該採取進步性的行動，因為你怎麼做都沒有用，甚至會導致反效果，或摧毀既有的改革成果。這正是反動修辭的「狡獪」之處：它躲藏在進步價值的保護殼之中，卻執行著反進步、反動員的任務。

為什麼這類反動論述，不堂而皇之，正面表述它們自己的價值觀？反改革、反革命、或保守主義，不也是各有思想傳承？

赫緒曼給出一個簡潔的洞察：因為在現代文明世界，一個人要抗拒進步價值，很難啟齒。例如：「我就是看不起窮人、她們活該餓死！」「窮人沒有文化，她們沒資格投票！」這類話是講不出口的。因此，便繞個彎，戴上進步的面具，提出反動的說辭。

反動修辭深具吸引力，不斷被重複，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人們，否則我們今天也不會籠罩在新自由主義鉅大的話語霸權下。

環伺我們周遭的反動論述

通俗性的反動修辭在台灣俯拾皆是。翻閱報章雜誌，不難發現可供分析的文本。二〇一二年九月，勞工團體爭取調高基本工資，政府官員表示無法調漲。先讀這篇報導：

行政院拍板時薪先調，月薪緩漲，外界質疑政府偏財團、輕勞工。政務委員〇〇〇昨天說，政府並非偏袒大企業，因調漲基本工資，影響最大的是中小企業；若調漲基本薪資，導致更多失業，中小企業無法生存，就「不只是一顆滷蛋的問題，到時候連一粒米都沒得下鍋！」

換言之，這種反對調漲基本工資的論調，並不反對勞工應該享有體面的生活薪資，而是反對調漲基本工資，因為調漲基本工資，反而會使工人失業，結果適得其反，勞工不祇沒辦法多拿一顆滷蛋，最後連一粒米都沒得下鍋。這是典型的悖謬論。

再看這則報導：

基本工資案調漲案恐有生變，除多數財經首長不贊成外，政務委員〇〇〇也明確表示，對該方案持「很強的保留態度」。他除了反對勞委會比照CPI指數調薪，甚至認為如果每年形成調升慣例，不僅會傷害產業，也會對政府拚經濟很不利。

換言之，調漲工資雖然照顧了勞工，卻會顧此失彼，傷害產業利益，也不利政府拼經濟。這是危害論的說詞。

在這一波爭議中，許多企業和政治人物主張引進更多外勞，並且應該將基本工資與外勞脫鉤。一個立委如此說：

沒有理由保障外勞工資，這麼保障，台商很難回來投資。在營所稅率調降後，若再加上外勞工資自由化，經貿營運特區就可以發展了。……亞洲鄰近國家包括香港、新加坡和日本，沒有一個國家保障外勞工資，台灣雖然給得高，其實也不是外勞真的賺到那麼多，「很多都是仲介賺走了」。

這個論證稍微複雜一些，但仍是典型的「反動論式」。先提到保障外勞工資，台商難以返台投資（顧此失彼的危害論）。接著說，鄰近國家都沒有保障外勞工資。最後這句則強調：給外勞比較高的工資，錢卻不是外勞拿到，而是被仲介商賺走，嘉惠不到外勞。保障外勞領取最低工資雖然用意良善，結果卻徒勞無功（無效論）。

這種無效論式的反動修辭，很巧妙地轉移了焦點。若是站在進步立場，你的論證會是：外勞與基本工資脫鉤，會讓企業僱用更多的廉價外勞，進而傷害本地勞工的權益。而本勞與外勞同工同酬，符合普世人權價值。若是擔心工資被仲介商截走，應該是加強管制仲介商與背後政治靠山的尋租行為，而非解除管制、放棄保障外勞的基本工資。同樣的邏輯，上述緩漲基本工資的論調，也都具有轉移焦點的作用，使人們相信進步政策會帶來反效果，讓進步觀點在無形中被轉移目標，而不去質疑保守觀點的正當性。

如何「善待民主」？

赫緒曼挖掘了反動修辭的語法結構，但沒有證明這些論述是錯誤的；這是另一件工作，也不是他撰寫本書的目的。事實上，反動修辭的語法分析，可以適用到所有的思想論述。他在本書的結尾提出警告說：進步派的論述，也會落入反動修辭法的窠臼。赫緒曼還強調：

從我這個研究的觀點來看，「反動」和「反動派」這兩個詞，被賦與負面意涵是很不幸的；當我在使用這些詞彙的時候，真希望能不帶價值判斷。

《反動的修辭》分析的對象是思想文本，而非大眾輿論。這本書最大的貢獻在於：揭露「反動」與「進步」在論證結構上的對偶關係，呈現出反動論述的依附性格；反動修辭總是披著進步的外衣，在執行著破壞性的論述工作。這樣的對偶分析，將反動論述從優位的神壇上，拉回凡間俗世：「反動命題也不過是一系列憑空想像的、高度兩極化辯論的極端說法。」那些帶有神學意味（或深奧哲思）的保守或反動論點，在赫緒曼聚焦審視下，其魅力與光環便被解構了。

所以，他在本書的結尾，義正辭嚴地呼籲爭議的雙方，在交鋒的過程要「善待民主」，不但令人莞爾，也引人沉思。原來，不論你是進步派、或是反動派，各自所佔據的論證位置應該是平等的。這不也是民主的一個基本信念？

《反動的修辭》，可以當成一本思想史來讀。「反動著作」並非一無是處。相反地，所謂的「反動思想家」不少是聰明絕頂的論辯者。讀者按圖索驥，可以尋找到自己喜歡的文本，其中不乏保守派思想家的精闢之作，例如托克維爾、莫斯卡、海耶克等人。細緻地閱讀反動論述的經典，可以幫助我們邁向敵對陣營間的溝通之路。學習保守思想家辛辣諷刺的筆法，不也是進步派的培力訓練？赫緒曼這本書，實作了這個「對偶分析」，這是他最為慧黠幽默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