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立：民主與民粹：兩隻狼投票吃一隻羊？

文章轉載自方格子 2017年3月9日

民主的本質是「每人的政治權力與權利平等」，而民粹的本質是「跟隨大眾的民意」。

每人都有完整的政治權力。一個人生而自由，而且生而擁有所有的主權，你幻想一下在一片沒有人煙的荒島上，你是唯一的住民。你有權在島上進行任何漁獵，說任何話、批評任何人、想任何東西、寫任何東西，這就是人類最原始的狀態：能做的事情，全都有權做。

當這荒島多了一個住民時，基本上你們還是可以做任何事，但是雙方一定有不喜歡對方做的事情。例如不想被殺，所以你會立下平等的約定：你不能殺了對方和攻擊對方，對方也不能攻擊你，這樣大家就可以換回雙方的安全，而不用提防另一人，等價交換。

這樣就是最原始的社會，社會從建立開始，就是人類自制的放棄了部分天賦的「權力」和「自由」，換取等價的保障與承諾。你放棄了攻擊其他人的權力，換來自己安全的保障。這是平等的，而且自願的，這種權責均等是民主的。

這個「兩人政治」發展下去會怎樣呢？直至有一方要破壞這種平等為止。如果有一方要求自己能攻擊另一方，但另一方不能還擊，這就失去了平等。提出這種要求的人，可能比較強，或者可能覺得自己比較聰明，需要管教另一方，或者可能只是比較橫蠻自私。

假設另一方接受這種新的安排，民主政治就會完結，而走向專制政治。如果另一方不接受這種安排呢？那就是反抗，民主政治也一樣完結，因為他們之間的關係已經瓦解。

人民讓渡部分權力以換取保障，就是國家、政府能存在的原理，過去封建政治的崩潰也是因為這種秩序失去了平衡。

在這例子中，你可以看到，社會是經由「大家讓渡的部分權力」形成的，民主社會是「平均地讓渡的部分權力」形成，而他從來只讓渡部分權力，這個平均一旦破壞了，就不再是民主。民主就其實很像你投資的保險基金，你每月都要繳費，而那些錢是你的錢，只是被那個保險公司集中地用。但保險公司不會動得到你沒投資下去的錢，所以一個民主政府，也不應該動到你沒有授權的權力。

如果打從一開始，你就沒有把生存的權力，授權給政府與社會與公眾定奪，而你只是把自己攻擊人的權力，授權了出去，那政府可以禁止你攻擊人，卻不能禁止你生存。政府能合法行使的權力和能動用的資源，就只有被授權的部分。

所以，就算一隻羊和兩隻狼，合組民主政府「羊狼聯邦」，兩隻狼投票吃晚餐，也不能投票吃掉羊。因為羊並沒有把決定自己生存的權力，授權給這個聯邦，所以聯邦怎樣投都不能侵犯羊的生存權。而羊狼聯邦之所以組成，只能是因為羊狼都承諾互相尊重對方已有的權利。這並不是羊狼聯邦權力的一部分，除非羊自願把決定自己生存的權力交出去。

兩隻狼就算提出這議案，然後兩票對一票通過，議案也是無效的，就像我們就算投票通過要飛去冥王星，都不會實現一樣。國家並沒有無限的力量，可以無所欲為，他有很多不能做的東西。不論是飛去冥王星，還是侵犯沒有被授權的權力。

如果兩隻狼硬要吃掉羊，那麼，在牠們決定這樣做時，「羊狼聯邦」的民主政治就會瓦解，因為他不再尊重成員已授權的權力與保障。所以這不再是民主政治，而是專制政治，不過他是一個合乎大多數民意的專制政治。

如果這是合乎兩隻狼，即大多數的民意的，這就是「民粹」。他不再建立在自願的授權與保障上，不再尊重每一個參與者，而只是少數服從多數，人多欺負人少。社會上有六成人口想要殺掉剩下四成，而有人想要實現這一點，是不需要民主的，人多本來就能欺負人少，不過他們很可能不易統合起來而做不到，所以他們反而更需要專制去統合，以「實現大多數的民意」。

自古以來中原王朝講的天命，民心所向，少數「服從」多數，這些其實全都是民粹，而且是民粹專制。一個專制政體，跟隨民意時就是民粹，非常容易理解。所以當一個專制國家與民眾的意向相合時，他正是一個民粹主義國家。

兩隻狼在民主中，投票也不能吃掉一隻羊；而民粹中，兩隻狼可以壓迫羊，投不投票根本不重要，如果有投票，也不過是裝模斯樣，欺騙羊就範的餐前儀式而已。

鄭立：權力的正當性

文章轉載自明報 2015年11月14日

權力，就是別人依你的意願去做的機制。

怎樣才是正當的權力？思想家盧梭就提出過這問題，他論證道，人類服從權力，聽別人的指示去行事，多少都會放棄了自己天生的自由和自主，並不會無條件的這樣做。

但人類願意為了別的東西，去出賣自己的自由，並換取另一些東西，權力也是因此而形成。這個東西可以是安全感，可以是別人的愛，也可以是另一種自由。所以，權力之所以被信任，是因為它給了遵從權力者，他需要的東西。

舉個例子就能明白。一個人上班的時候，他可能很卑微，要聽老闆指示做所有事，而且天天被老闆罵、侮辱。我們能看到，老闆有權力，他沒有。可是，就算他再卑微、再屈從，那也是因為老闆給他薪水。

如果老闆連薪水都不給了，或者他再也不需要老闆的薪水了，這權力很可能就不再被承認了。

權力的威信，建立在這個初衷的交換上。不論你是在企業、學校，甚至家庭，欠缺威信的話，則就算你下了指令，被命令的人並不會認真的去執行，可能隨便了事，陽奉陰違，甚至積極反抗。這就是社會契約。

人類必須經歷過承認權力的過程，權力才會被認同。當人類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麼，而接受某個權力就能得到該東西，人類就會承認該權力，而容忍從服從該權力中所失去的一切，自由、自主、時間，甚至被羞辱。

人類願意為每個月10萬元的收入被老闆罵，願意為了得到妻子的愛情而被命令，願意為了虛榮而失去自我。為了自己想要的東西，人類甘心容忍很多事。

這也是為何強制產生的權力，並不能服眾的理由，因為它沒有被認受，強迫只能夠鎮壓反抗，或者令對方沉默，但說什麼都不可能令對方認同。你並不能說，我有權力，所以你應該無條件的服從我。這是違反人性的。

權力的本質是他人的力量

同樣地，這也是為何繼承的權力，會不斷的弱化的理由。比方說一間企業，職員們當初為了某原因而效忠老闆，當中途交棒給兒子，或空降換了人時，新的權力未有被認可，權力的正當性就從此被弱化。

當我們擁有權力時，我們很容易誤解，以為權力是屬於自己或者是職位就能賦予的，很容易就會抱怨為何我們使用權力時，被指令的人不合作。那是因為我們忘了權力之所以會存在，是因為別人的信任和交換而產生的，它從來都不是屬於我們自己的。

權力的本質，就是他人的力量。這點一旦被遺忘，災難就會在自己手上產生。

趙永佳：普世價值是怎樣煉成的？

文章轉載自明報2014年11月9日

「雨傘革命」的爆發，令許多建制中人急問青年人為何如斯擁抱「真普選」等「普世價值」，而質疑有中國特色的漸進民主。通常「急病亂投醫」，趕忙作出的分析結論，往往差之毫釐。今次其中一個「差不多、但搞錯」的結論就是「通識教壞青年人」。自從「反國教科運動」的青年領袖們在通識科中取得好成績開始，社會上就不斷有建制聲音指新高中通識科令青年人變得激進，甚至有評論指出通識科受美國勢力影響（《香港藍皮書》中的多重張冠李戴推論）而宣揚普世價值，也有人驚呼通識科會製造「文革新一代」。到了「雨傘運動」時，矛頭就更指向通識科的公開試考卷偏重「政治爭議」及課程中香港單元有側重政治議題（法治與政治參與、身分認同）之嫌。

有關通識科是否應為青年的「激進」社會政治參與負責或「居功」，我在《明報》已有文章討論，最新一篇可參考上月三十一日的《此時此刻，我們更需要通識》。這裏我希望能更「拉闊」一點視野，探討今天我們明顯觀察到的青年擁抱的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究竟是怎樣煉成的？

我的基本分析是，青年人，甚至是所有人的社會意識，都是由多種複雜因素造成，不能歸因為單一甚至少數原因。而如老馬所言，我也相信「存在決定意識」，因此我們的價值觀也是我們整個成長過程、社會脈絡所構築而成，家庭、親友、學校、媒體都各有角色。單單歸功/咎學校，甚至某一學科，未免過分簡化事情。

我們（亞太研究所）上月做了一個電話調查，隨機訪問了804位18歲以上的市民，發覺首4項港人覺得最重要的核心價值為「法治」、「自由」、「公正廉潔」、「民主」。其中，30歲或以下的被訪者而選擇這4項價值者，有30.3％選擇「自由」，23.4％選「民主」，只有10.3％選「法治」，19.3％選「公正廉潔」。而30歲至50歲的被訪者，有28.7％選「法治」、14.9％選「公正廉潔」、而只有18.7％選自由、8.5％選民主。這表明了港人的核心價值，從來都有明顯世代差異，而且18至29歲而念過通識科的青年人，大概並不太多（首屆通識科文憑試在2012年舉行），但與年紀較大的港人比較，套用統計術語，已是有明顯差異。

那麼，究竟青年人發生了什麼事？令他們和上一代產生這麼明顯的分歧？「年少輕狂」、「青年人反叛」、「偏執」，當然可能是其中一種解釋，但我認為輕易將青年人對某些「普世價值」的追求貶為「暴風少年」的表現，未免太過輕率，更有誤導之嫌。

年輕人的尺度是正常民主社會

社會學者都愛說「反話」，翻轉我們的「常識」。如果我們的「常識」將青年人的普世價值視為一個社會問題的顯現，我卻更願意將之視為香港社會的一項「成就」。我認為香港青年人所呈現的對普世價值的嚮往與追求，是香港回歸以來，香港政府大力推行公民教育的結果，也是香港擺脫殖民地的桎梏後，香港人覺得自己終於能站起來，已不再是殖民地的臣民，而有了「當家作主」的自覺。試想想，無論我們是否認同「佔領運動」的手段，或其所追求的民主時間表，但大量參與者所表達對民主、自由的熱情，換了在殖民地時代，可能嗎？建制一方往往以「袋住先」方案已比殖民地時代進步得多來為政局解套，但他們忘記了很多香港人，尤其是青年人，他們沒有經歷殖民地高壓統治，自然不能「憶苦思甜」。他們的尺度是一個「正常」民主社會，而不是殖民威權統治。換句話說，就是所謂符合「國際標準」、「普世價值」的政制。如果建制不能認同這點，雙方的對話也無疑是「牛頭馬嘴」，怎樣可以進行？

回歸以來，每一次大大小小選舉中，政府都會大力鼓勵市民參選、投票，盡市民責任。每項重要政策的論政過程中，政府都會強調諮詢工作，好像每年財爺會在預算案發表前上電視說要聽取市民意見，而施政報告也被宣傳為特首向市民的「報告」。老實說，平常市民或年輕人未必會對這些東西有很大興趣，但耳濡目染，久而久之，這些民主社會與基本價值，他們卻是「聲聲入耳」。

民主、自由這些普世價值，就好像「潘朵拉的盒子」，一旦打開了，內裏的種種「事物」，不論好好壞壞，都會飛出來。而港人就好像伊甸園中的亞當和夏娃，吃了「知識之樹」的禁果之後，就能分辨善惡、會知羞恥，會以衣服蔽體。當港人接受了「當家作主」的信息，又怎能怪其中有一部分人，會自己思考為什麼政府施政有這麼多問題、功能組別是否公平、推選委員會又是否能代表「我」？

學校其實也只是反映了這個大環境。備受爭議的通識科，是幾任特區政府上下大力推動的一項教改工程，當年每一位教局常秘、局長，都有出來護航、推薦。為的是什麼？除了是真的為了實現「學會學習」之外，也有前面所說公民教育的背景（其實我們真的要感謝推動通識科發展的前輩們）。通識的課程目標，其中一項正正就是培養多層次的公民意識，包括世界、中國、本土。因此在課程的香港單元中，才會如斯「偏重」政治，而輕社會、經濟，三大主題中有兩道都是政治議題。當然公民教育也不是壞東西，但老實說，單從課程設計角度來看，這並不太理想。

青年人對普世價值熱衷是香港推動公民教育的成果，其實是我最近幫家中老么溫習常識科時的體會。小學常識科的課程寫得不好，和通識科一樣有野心太大、幅度太廣的問題。好像他今次要考的兩個單元中，包括一國兩制、基本法、港人治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組成與運作、港人的權利與義務、如何關心社會。我的天啊！兩個月不到，要把這麼多東西塞到他們的小腦袋瓜中。其中有個別單元，例如權利與義務、如何關心社會、甚或一國兩制是什麼等都很有意思，但可惜課本中塞進了大量資料或內容，例如特區政府有多少個政策局，局長又是誰等。而且課本的不少概念，其實非常艱深，如三權分立、行政權與立法權的分別，香港的司法架構（如裁判法院和區域法院的分別）等等，小六的學生其實要多一點時間在課堂上講解和討論才可以明白。我寧願課本和課程能多花時間在概念上，如權利與義務、公民責任、港人治國、一國兩制、司法獨立等，而不是去生吞活剝大堆資料。老么的記性甚差，結果當然是「滿江紅」，一百分滿分只拿五十分（六十分及格）。

班長也要全民投票，特首呢？

不過，最令我覺得有趣又有點驚訝的是撇開內容太多太廣之外，課本其實反映相當多普世價值，一點也不保守（當然也不激進）。例如談到「為什麼要有選舉？」時，課本會列舉兩種產生班長的辦法，老么明顯在老師提示下在表示委任制的圖畫上下了一個交叉，而在直選的圖畫上寫下了「民主」兩字。而且更有同學們對一位由委任產生的班長的幾點憂慮（如「並非由同學選出，可能得不到同學的支持和認同」和「會顧及同學的意見和感受嗎？」）。當然課本另外只較詳細談到區議會選舉，也將「推選行政長官」看作是「選舉活動」的一種，但顯然一人一票選出代表的普世價值，是很正面的提出。

如果小學生從小開始，就被「灌輸」這種「普世價值」，連班長也要全民投票，到了中學，又要普選學生會，不要委任，那麼我們又如何禁止他們去思考香港的政制問題？防止他們其中有些同學會得出漸進政改方案不符合他們自身價值觀的結論？如果說通識科「教壞」年輕人，那麼「罪魁禍首」可不是通識科，而是常識科，甚至是特區政府和整個香港社會回歸以來在公民教育上所作的努力。

「罪魁禍首」是公民教育

當然，香港不是北韓，也不是中國大陸，政府不能全面有效的控制信息，我們沒有防火牆，無法將「不良」信息隔絕在外。學生每天可以從各種「正常」或「反動」的媒體，甚至短訊、社交媒體、網上論壇接觸到不少建制會認為是離經叛道的信息與言論。當學生開始思考這些問題，就如亞當和夏娃吃了知識之禁果一般，我們就沒有走回頭路的可能。香港社會的現狀是高度分化，學生一定、絕對會碰到種種「不良」信息，我們不可能再如在殖民時代一樣把學生、課室都關在一個封閉的無菌環境，反而只能因勢利導，幫助青年人們建立自身的「抗體」，再去決定自己的價值判斷與行動方向。

而且，青年人也不會輕易就信服所謂「正面」信息，如果他們要學習有關國民身分，那麼，國民教育就不可能只是升旗、紅色交流團或宣傳中國的崛起。大人們愈「欲蓋彌彰」，愈「硬銷」，只會令同學們反感，愈對「反面」的信息好奇。相信很多人都可能記得小時候在學校周會中，台上嘉賓或校長在侃侃而談一些大道理時，我們在台下是如何「無視」甚至「作反」？所以我們現在只能以全面、平衡、開放的國民和公民教育來幫助和引導青年人建立一套他們經過深思熟慮的價值觀。而通識科更有令同學們獲得對不良信息、偏執言論、片面論據的「抗體」，和建立反思自身價值，認識與自己不同的立場的「本能」。這才是香港面對極度社會分化的出路。

學會思辨求證，立場自然正確

我身邊的年輕人最近的一句潮言是「不怕神一般的對手，最怕豬一般的隊友」。所以拜託，建制的朋友們幫幫忙，不要再火上加油，以粗疏的「分析」和鹵莽的言論來進一步刺激青年人。每次這樣的言論見報，都會有更多青年人被刺激而走出來。就算要編「正向」的教材來協助學校推行公民、國民教育，或平衡一些覺得偏頗的通識教材，他們也應該謹慎一點，不應無視社會中的分化，而只單向地介紹他們的正面信息與價值。我們不會忘記，如果沒有國民教育的「那套」教材，可能也就沒有後來的反國教運動。今後，無論我們在政治光譜的哪一端，也應謹記，課室在香港從來都不是直接宣傳政治或價值觀的好地方。青年人在課堂中能學會如何思辨、如何找證據、如何理解、包容不同分析角度，他們自然就會有正確的立場與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