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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November 30, 2014

阿果:留檔案存公義

文章轉載自明報20141130

早兩天,坐巴士經過彌敦道,心裏不期然有一種超現實的感覺。

彈指間,人來人往的佔領區,清理得乾乾淨淨,彷彿打回原形。

塗鴉、海報、帳篷、關帝廟、小聖堂,就此化為歷史塵埃,杳無痕迹。

清場風聲愈傳愈緊,下一站,許是金鐘。

只要在腦海裏稍稍模擬,連儂牆被剝皮拆骨的情景,心已隱隱作痛。

雨傘運動的歷史,究竟該如何保存?

有心人月前未雨綢繆,發起「雨傘運動視覺文化庫存計劃」,記錄佔領區內每一件藝術品,為歷史留一個見證。

前政府檔案處(署理)處長朱福強有份提供意見:「呢啲嘢,令大家對運動的認識more completemore colourful,值得留低。」

但應當保留的絕不止藝術品,還有與運動相關的政府檔案。

「檔案,是問責的基礎。」他說起來,斬釘截鐵。

譬如說,當日誰下令施放催淚彈?

「如果有檔案法,之後就可以搵得番啲檔案……」朱福強輕拍桌面。

「呢啲人,日後就會被歷史釘在十字架上,被歷史鞭撻。」字字鏗鏘。

記錄佔區藝術品 記錄創作意圖

朱福強,政府檔案處前(署理)處長, 2007年退休後,聯同退休法官王式英、蔡慧蘭等人組成「檔案行動組」,多年來為提倡訂立檔案法四出奔走。他們最新近的行動,是月前去信政府,要求保存雨傘運動相關檔案。

訪問當日下着濛濛細雨。跟朱福強約在銅鑼灣傾談,途中路經接近被遺忘的銅鑼灣佔領區。從怡和街的圓形天橋俯瞰過去,佔領區內人很少,所佔地方也不多。雨一直下,打在藍白帳篷上面,此情此景,多少有幾分蒼涼。「都無話可惜嘅,成件事都已經令到好多人,尤其是年輕一輩覺醒。」朱福強邊行邊說。話雖如此,但佔領區內滿是年輕人心血,例如連儂牆,一旦被清理撕毁,恐怕令許多人心碎。「其實Lennon Wall應該要留,可以用玻璃鋪在上面保存好。就好似Berlin Wall咁,都留番一段,反映番個歷史啦!不過……」他畢竟在政府打滾多年,「政府都唔會咁做㗎喇,呢啲係反對聲音」。

令運動more complete more colourful

政府袖手,唯有由民間自發保留。藝術家與學者上月發起「雨傘運動視覺文化庫存計劃」,組成過百人的研究小組和義工隊,記錄佔領區內的每一件藝術作品,朱福強有份參與,在幕後出謀獻策。「這些藝術品,係創作者、藝術家想表達的東西,反映了他們點睇件事,點睇個運動,當然值得收藏。不過更重要的是,記錄低作品背後的創作意圖,即係作者想講乜嘢、想傳達咩意思,簡單來說,就是藝術品背後的故事。」因此,在拍照、錄影以外,訪問創作者也是庫存計劃的當務之急,「如果你揸住個object,但唔知背後的故事,無意思㗎喎。」雨傘運動,注定是香港歷史的重要章節,「這些藝術品,就能夠潤色、豐富大家對運動的認識,變得more completemore colourful」。他予以肯定。

這一節歷史,朱福強明顯深切關注。訪問前一天,旺角黑夜再度上演,他刻意路過,一窺究竟。「尋晚先去完旺角,專登好似擦邊球咁經過,想感受吓。不過真係好驚,好驚。」更多時候,他在金鐘出現。「有一段時間幾乎晚晚落去,因為有班中文大學的學生在那邊,想畀他們一些支持。講真,支持真普選呢個訴求,點解唔好啫?反對的人,只係擔心自己的利益會被損害。」朱福強讀歷史出身,現時為中大歷史系客席副教授。「我讀歷史、教歷史,一個讀過吓書的人,對政治亦有少少認識,有乜理由唔支持真普選呢?」

不袖手旁觀的旁觀者

他熟悉歷史,更自覺有責任見證歷史。六月中旬,新界東北工程前期撥款申請付諸表決,大批市民在立法會示威,記者竟意外發現朱福強的身影。「無呀,呢啲歷史時刻,我想在現場睇,拍少少片,做啲紀錄。」他說起來,輕描淡寫。「在這些運動裏面,我的身分係一個『不袖手旁觀的旁觀者』,無乜特別學術目的,純粹鍾意去現場,睇吓歷史點樣在我眼前進行。就好似睇波咁,我都唔多鍾意喺電視睇。現場睇得到,咪去現場囉。」當下即歷史,朱福強誓要用雙眼見證。

留住政府檔案 可知誰令放催淚彈

但置身現場,也不保證能夠了解歷史實情。走在佔領區內,我們或許窺見百姓訴求,但當權者的舉動,似乎不易洞察。朱福強形容,真相細節,永遠藏在檔案之中。「檔案,即係人與人之間、機構與機構之間,又或人與機構之間,於交往過程中產生的文件、記錄,經過專業的歸檔,就成為了該事情的憑證。」話題回到雨傘運動。「所以,如果要認識呢個運動的歷史,我們除了要保存視覺文化的東西,更加要留住所有相關的檔案,特別係政府嗰啲。」否則他日回溯,歷史恐怕會被改寫

「一個機構做事,不會只是口噏噏的。以雨傘運動為例,政府入面,一定有討論過點樣對付呢班o靚仔,所以會產生檔案,會議紀錄呀,梁振英下達的directive呀,instruction呀。譬如說,是誰下令要放催淚彈?誰決定停止?警隊採取怎樣的行動?用了哪個level的武力?日後我們要了解整個運動,這些檔案是需要的。」文件機密,幕後黑手當然希望毁屍滅迹。因此上月底,朱福強聯同檔案行動組馬上行動,去信政府要求保留相關檔案。

法制漏洞 政府銷毁檔案沒刑責

行動,全因法制漏洞。有別其他先進地區,香港沒有訂立檔案法。政府部門要銷毁檔案,只需得到檔案處處長同意。偏偏負責把關的檔案處處長,份屬行政主任職系。對此,朱福強極力批評:「佢三四年就會調職,有咩理由要同你撐呢?要銷毁檔案的官員仲高級過佢。佢點解要得失老闆?不如簡單簽個名批准,跟住就去歎杯咖啡、上吓網,出番十萬八萬糧啦!」他眼裏明顯有火。「但有檔案法就唔同,政府一定要立檔存檔,規規矩矩,否則會有刑事責任。」朱福強強調,若訂立檔案法,官員做事就不能放肆。「現在放肆,因為他們可以將檔案,行轉背就銷咗,無法律上的制裁。但如果立咗法,呢個政府做事的時候,就要諗清諗楚,會有後果。」

檔案法 問責基礎

雨傘運動終有一日成歷史。眾所周知,歷史裏面,往往有英雄,也有罪人。朱福強指出,檔案法之重要,在於有助大眾揪出罪人,大聲問責。「檔案是問責的根源、基礎。如果唔係日後有咩事,點問責?問責而無檔案法,係絕對空談,呃你嘅啫!」他輕輕敲一敲桌面。「但如果搵到證據,呢啲人日後就會被歷史釘在十字架上,被歷史鞭撻。」因此朱福強一直強調,檔案,可以為人民伸張公義。

但公義之路,理應不止一條。立法會不是有特權法嗎?政府行事的蛛絲馬迹,總有機會到手吧。「呢個就更加荒謬!你有特權法可以要求政府提交檔案,查找不足,但就無檔案法作為後盾,政府根本唔需要立檔、存檔。你班友仔就算有特權法呢把尚方寶劍又好,咩法都好,一叫政府拎檔案,佢可以話『無喎!』咁你點呀?無檔案法作後盾,特權法是廢的、跛的。」朱福強說得激動。「更何况……(頓了一下)立法會用特權法都無乜幾多次成功啦!」語畢,剩下一記苦笑。

「你估官員會否積極立法綁自己?」

檔案法既然至關重要,許多國家及地區如英國、美國、台灣、韓國、新加坡,甚至中國,亦已制訂法例,那麼香港何以恁地落後、(再次)趕不上國際標準?朱福強有以下分析。「你諗一諗吖,呢條法律,係綁政府官員嘛,係咪呀?你估他們會不會咁積極,立一條法逼自己做乜做物、去綁住自己先?」他不忘諷刺,「如果條法律係用來綁你嘅,綁市民嘅,當然就好好多啦!你睇吓23條,政府成日都想立,係未立到之嘛!」連記者鏡頭也要遮擋的政權,面對可以有效監察政府管治的檔案法,自然有戒心。「他們都可能知道自己偏心、政策上有過傾斜,覺得證據留下來,會對自己不利。」訂立檔案法,於是遙遙無期。

過去幾年,為了推廣檔案法,朱福強不遺餘力。2011年有傳媒揭發,因應政府總部遞至添馬,政府檔案處於一年半內,共批准銷毁600多萬份政府檔案(3IFC的高度),大量重要的施政紀錄、歷史文獻,就此灰飛煙滅。朱福強當年勃然大怒,既撰文炮轟政府做法,後又聯同檔案行動組約見當時只是特首候選人的梁振英。「我好清楚記得,當時佢講咗一句好『梁振英式』的藝術語言,話咩『香港有好多嘢都應該要做』,好似好positive咁。後來佢在競選辯論當中,亦對IT界選委親口講過,會支持立檔案法。」朱福強憶述前事,面露慍色。

「政府秘秘密密 民主參與無從講起」

面露慍色,只因當選後,梁振英換了另一張臉。「之後我們再寫信畀佢,甚至成份法例的草案交畀佢睇,佢都已經唔睬、唔應,多謝咗就算數。」朱福強仍然不忿。此後,檔案法一事再無進展。問他心情如何,朱福強倒看得開。「都無乜點,我們要求好低,如果我們的聲音,已經令好多人聽見,知道檔案法有幾重要,咁已經好好啦!」他甚至想起近月在佔領區的經歷。「好多人都認得我,叫我『檔案佬』,又同我講會支持檔案法。」心裏有幾分安慰。

我有保留。當下香港社會風雲變色,許多人立定心志,站上街頭,不過為了爭取民主,其餘的事,大家根本無暇理會,何况是檔案法這個不太貼身的議題?朱福強不同意。「在香港爭取民主,路途真係好長,亦唔知點行。但是,就算你爭到民主,到時個政府如果無檔案法,剛才我講的那些弊端依然會存在。」他點出檔案法與民主政制之間的重要關連。「檔案是政府行事的證據、問責的基礎。民主講究人民的參與,不過要批評、監察政府,都要知道佢做過乜嘢先得。如果政府什麼都是秘秘密密的,不讓市民睇檔案的,咁民主的參與,其實亦無從講起。」朱微微一笑,再說:「爭取檔案法都難,但無爭取民主咁難,至少大陸都有(檔案法)啦!」

有民主無檔案法 弊端仍存

訪問尾聲,我們重踏佔領區外。我問朱福強,對於雨傘運動,你心裏有沒有解不開的問題,想透過翻查政府檔案,了解真相?朱福強先大笑,後沉思,再回答。「我想知嘅嘢,檔案都唔會有答案。」即是?「例如,我唔會明白點解……警察會同黑社會『合作』,真係解唔通喎!我亦都唔明白,點解梁振英會容許這些事情發生。我真係覺得好恐怖。有些人成日講『香港不再是我們熟悉的香港』,呢句老生常談,講得太多,但我覺得都真係要講喎。」他的語氣,變得愈來愈沉重。「呢個,真係唔係我所認識的香港喎。」


這個在政府工作23年的前官員,此刻流露的,只有疑惑。「70年代起,你見到政府一直慢慢走向開明、自由。係無民主,但有自由嘛!同埋,政府做嘢一定有底線㗎嘛!但依……唉!無底線嘅。我覺得,兩個字講晒,恐怖。」沒有公義的社會,便是恐怖。這種感覺,檔案無法記錄,惟歷史自會作證。

Sunday, October 26, 2014

區家麟:山中一日,已是永恆,感謝蜘蛛仔

文章轉載自潮池2014年10月25

獅子山頂,從未如此擠逼過,好似係。

「估唔到星期五,咁多人唔使做。」口痕友說。

「我哋無立場,只係等出糧。」有人話,頭先個警察真係咁講架!

近百人,有記者、有花生友、更多人,要來見證歷史一刻,獅子山上的「我要真普選」。

行山阿嬸話︰「真係歷史時刻,我行咗幾十年山都未見過,後生仔好嘢!」

只有一個阿叔較為激動,在警察面前高呼「唔准拆!唔准拆!這是香港最後的尊嚴!」

直升機飛近盤旋,寧靜山頭,樹搖葉飛,嘈吵的引擎聲中,攀山隊空降獅子山。大家都問︰「使唔使咁大陣仗?做其他嘢又唔見咁有效率……」「一條banner都容不下!」

當警察先頭部隊封鎖山頂,消防與民安隊要動手拆時,獅子山崖邊,上百人,頗安靜,沒有人阻止。

民安隊員在崖頂輔助,消防游繩從底拆起,首先摺埋「普選」二字,割斷繩索,再吊起直幡。

圍觀人群,間中有幾個人隔空大叫,有溫馨提示,也有一兩位毒舌︰「因住跌死呀!」「好危險,安全第一啊!」「驚就唔好做啦!」「阿sir夠鐘食飯啦」「可恥!可恥!」「我要真普選!」。

簡單一幅直幡,觸動政府死穴,顛覆權貴與主流媒體的愚民宣傳。不足一天,出民安隊出消防出直升機,效率高、反應奇快。「一幅banner都驚。」「689今次一定嬲爆。」

而我心裡有點疑惑,這種拆橫額的政治工作,應該由民安隊做嗎?應該由消防員做嗎?小市民掛一幅直幡,消防、民安、漁護署、直升機,都為它所用,可見庶民與權貴實力之懸殊,確實有一種大衛對歌利亞的悲壯。

看著直幡移去,大部分人都很安靜。也許,大家都明白,物件會消失,但事件永遠存在;那震撼的標語,曾經出現過,一天,已是永恆。

拆標語,全程不過一小時。最後,幾位看來是漁護署工人急步上山接應,把頗重的直幡,放進黑色垃圾膠袋抬走,目擊者說,他們用擔挑,如仵工抬屍一樣,兩人前後扛著,抬落山。

一幅標語消失,但影像的震撼,不會消散。

J.B.Thompson說,權力有四種︰武裝權力、經濟權力、政治權力、符號權力。香港人,第一種,唔使諗;第二種,受壟斷;第三種,爭取了三十年;只剩下符號權力,溝通發聲就是力量,改變從人心開始,政府深明此道,一直製造「獅子山下精神」的符號,企圖收伏民心;而符號權力,就是香港人唯一能與政府一較高下的權力範疇。

感謝「香港蜘蛛仔」,你們提醒了全香港人,每個人總有自己的專長,在關鍵時刻發揮,未必能扭轉乾坤,卻能震撼人心,甚至成為時代的標記。

獅子山眺望九龍,一切早已改變,半世紀前的山邊木屋、那些七層徙置區、消逝無蹤;啟德機場變郵輪碼頭,處處都是屏風樓牙簽樓、當年難民避禍,為口奔馳的艱苦歲月,回首前塵總是美麗,但世界已經不同,新一代亦沒有半絲認同,權貴還妄想高唱《獅子山下》,叫子民任勞任怨、搵食至上、辛苦搵三餐最好還要笑騎騎感謝恩賜,團結在權貴身邊,實在莫名其妙,這些騙局這些政治宣傳,持續太久、荼毒太深。

符號就是力量,香港蜘蛛仔,你們用高雅又敦厚的方式,把卑微的要求,確確鑿鑿釘在「香港精神」之上,顛覆了權貴苦心經營的政治謊言,令大家重新思索獅子山,如果我們還需要甚麼精神,最少,那是堅毅不拔、敢想敢做、創新、求真、自主、不願被包養。

蜘蛛仔,謝謝你們的勇氣,符號的威力,令文字顯得蒼白,我再寫一百萬字,都只是註腳。

獅子山頂,又回復平靜,近黃昏時,一位攀石好手,游繩到崖邊清理繩索時,舉起黄傘。


消失的標語,將永遠留在人們的寸心。

李怡:佔領運動滿月,抗爭遍地開花

文章轉載自蘋果日報2014年10月25

佔領運動快將滿月了,金銅旺三區人群仍未散去,獅子山頂懸掛「我要真普選」的巨幅標語,中大民調顯示,市民支持佔領的比率大幅上升,超過反對佔領的比率,這不僅在香港社會前所未有,而且也破了全世界社會運動的紀錄。

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所有社會抗爭運動無不擾民,儘管抗爭人士認為他們的行動是為了全社會爭取公義,但大部份人民只是為生活、為家計、為生存而營營役役,沒有空閒理會這些全社會的話題,又或者覺得這些大眾的事多自己一個不多,少自己一個不少,因此漠不關心。

即使洶湧澎湃如美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黑人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儘管自由派媒體每天大幅報道、評論支持,但社會大眾還是覺得擾亂了他們的日常生活,所以沒有任何民調顯示沉默大多數是支持這類運動的。1963年,美國執政民主黨把民權法案提交國會,甘迺迪總統說他會因此輸掉連任機會,結果是他把命賠上了。1964年大選,儘管在甘迺迪遇刺的悲情下民主黨獲勝,但共和黨贏得多個過去從未勝出的南方州分,原因是不少南方人不滿民主黨對民權運動的支持。

香港自從佔領運動以來,無可否認對市面交通造成不少影響,市民每天關注事態發展也減少了消費意欲。一些行業生意受損,因而發聲反對佔領,或申請法院禁制令,或自己動手拆路障。我們認識的朋友當中,必有不少人反對繼續佔領活動,他們也都是善良市民。有人估計拖延下去,社會對佔領運動的不滿情緒會增長。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支持佔領的市民竟然高達37.8%,比上次調查上升7個百分點,反佔領市民為35.5%,比上次下降10.8個百分點,由此而使支持佔領人士首次超越反佔領人士。這是一個社會運動獲沉默多數支持的紀錄。其實即使政府以一個毫無公信力的親政府民調的數字,說反佔領的市民有70%,也屬全世界社運的普遍現象。現在支持社運的超過反對的,則可以說是奇蹟了。由此可見市民是真正開始覺醒了,人心難再回轉。

董建華出來撐梁振英,想平息佔領運動,一個甘心當花瓶的列名國家領導人,說的話毫無新意,與之前的梁振英和林鄭一樣,對香港風起雲湧的佔領運動訴求沒有一絲回應,只是一味說聽到了。這麼大聲都聽不到,難道是聾的嗎?問題是聽到要回應呀?董又一味誇大佔領運動對經濟的影響,甚麼酒店訂房少多少,來港投資持觀望,只是嚇人而無實據。這些經濟下滑,誰都知道最大因素是受全球經濟特別是大陸反貪的緊縮影響,國際金融界至今仍然沒有人認為佔領運動會動搖投資者對香港信心。

佔領運動延續一個月而沒有降溫迹象,佔領者也沒有出現彈性疲乏,韌性戰鬥來自人們的誠意與犧牲精神,另方面也因為政府的表現太不堪了。以周二與學聯對話來說,我們清楚看到學聯五子態度真誠,講話條理清晰,可以看出都出自肺腑;反觀政府高官,以英文名字稱呼學生,說表示親切,而其實是做作和虛偽,因為對方跟你不熟,而且是談判對手,有何親切可言?學生禮貌地稱呼你們做司長局長,你們也應該以「某同學」來稱呼才得體,直呼其英文名而看直播的公眾也大都不知你指的是誰,這故作親切不是也太虛偽了嗎?

梁特既說有來自全球各地的外國勢力參與佔領,又說月入14,000元的人沒有參選權,他都着着實實地在破壞政府對話五人組的表演成果。中共黨報連日來對佔領運動的污衊和來自深圳的大媽的介入,應是把佔領運動的支持率持續推高的主因。

佔領運動使社會撕裂嗎?確實在許多人的家庭中,同事關係上,都因支持或反對佔領而起紛爭。但這種現象,是社會關心政治的表現。因政見不同而反目,在世界各國都常出現。但香港社會則長期對政治議題冷漠。這種冷漠,是由於港英時代我們天然得到自由法治的保障,毋須為自己為社會爭取權利,以至回歸到專權政治之下,仍不醒覺,仍然只顧自己賺錢過日子,終於我們受到大陸政經社侵凌的遭遇了。因此,撕裂正表示社會的政治冷漠在消退。它促使我們在家庭、職場、社會有更多對政治議題的談論。我們應該在盡可能不影響彼此關係的狀況下,不迴避這種討論,這將使香港成為真正具備發展民主的公共空間的社會。


從獅子山的標語,從著名歌手藝人的力挺,從社會的廣泛討論,佔領運動即使有放有收,但已經在香港形成遍地開花的局面了。

Tuesday, October 14, 2014

沈旭輝:不中聽的話- 如何以國際關係現實主義閱讀「佔領中環」之後 (三之一)

文章轉載自沈旭暉facebook2014年10月12

本報練乙錚先生早前接受媒體訪問,分享對香港當下形勢的觀感,以「我很放心」為題。作為國際關係研究人,我從不是理想主義者,習慣了以結構和框架觀察問題,不得不直言:我很不放心。這波學生運動展現的激情,予人無限驚喜,令人很久沒有這樣的感動,那樣的哭泣,也完全明白他們在爭的其實不是、或不止民主,而是一份尊重。但坦白說,運動的成果,沒有改變我作為一個realist,一年前的文章對「佔領中環」本身,作為爭取民主策略的不認同。作為支持民主的人,我對人大的決定感到失望,對催淚彈的處理感到難受,但亦不認同一些朋友以「正義Vs黑暗」的態度,向學生解釋佔中的目標、警察的屬性,世界從不是非黑即白的。這篇文章不會是理想主義者所喜,但應貼近國際現實。

要知道北京會否退讓、怎樣才退讓,我們必須先問一個根本問題:為甚麼北京不給予泛民主派口中的「真普選」?答案與我的理念不同,但起碼大家必須了解,否則一切的理想和夢,都是鏡花水月。

先說為甚麼中國本身不行西方民主制度。須知不少第三世界的知識份子,思考模式確實和此間理想主義主導的學者不同,真心認為「西方民主」不能隨便移植,相信西方民主制度的(相對)成功,有兩大條件。他們認為有效的民主制度,必須有一前提,就是國民有「國家共識」或「核心價值」,投票才能真的挑選政綱,否則連「我們是否屬於同一國家」、或「我們國家是否要有宗教」一類問題也眾說紛紜,投票的輸家就不可能願賭服輸。這類例子有很多,例如不少非洲國家投票,就是各大族選自己的人;埃及變天後,國民一半支持保守伊斯蘭主義、一半支持西化改革,誰也不服誰;烏克蘭是親俄、親歐分裂;泰國是城鄉矛盾;伊拉克是教派衝突等,都反映共識政治的失衡。美英等國原來也有類似矛盾,所以要通過「循序漸進」方式,在原來的邊緣人被「國家共識」同化後,才賦予其投票權,例如英國投票權由有產階級逐步擴大到無產,美國公民權由白人逐步擴大到黑人。不少第三世界領袖也認為,西方通過昔日的殖民地資源,用外部方式,化解了部份民主化過程的矛盾。由於中國的社會矛盾明顯,國家核心價值不足以融和不同身份,加上有潛在資源危機,一旦全盤民主化,社會就會由上述分裂主導。──以上論述充滿爭議,但重要的是,這是中國內地的主流思想,而且在阿拉伯之春產生不少「非成熟民主政權」後,在全球得到的共鳴也不少。

不少支持香港民主的朋友,其實也認同上述論述,只是認為那是中國內地的事,「香港已ready」。問題是,中國是高度集權的單一制國家,北京一旦確認香港的「地方共識」或「核心價值」,不同於國家共識,那隨心所欲的普選首長,就是對國家政體的改變(承認國家存有多於一種能產生管治的核心價值),日後更難以中央的「國家價值」,整合新疆、西藏、台灣、城鄉等各種矛盾。在過去十多年,北京認為香港人心遠遠未回歸,連溫和建制派也聽不下去,因為連他們也是「只按香港人自己的立場看問題,沒有充份考慮國家利益」,這次只是總爆發。

加上根據基本法,香港的自治權限很高(起碼高於同樣是被授權的蘇格蘭),行政長官的權力確實很大,有點像昔日的港督,而昔日港督主要不是管理內部(那是布政司的職責),而是負責英國在遠東的國家利益。假如行政長官不能照顧中國國家利益,北京覺得是國安危機。舉例說,假如北京要通過香港的中國銀行向北韓匯款援助,這屬於國家外交層面的事,但被廉政公署發現了,若不認同中國價值的行政長官公事公辦,就會破壞外交利益(類似事情,港督在殖民時代辦過不少)。近年普京把一些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的民選首長變成委任,用的也是同一原因。這種觀點,基本上是單一制國家的心魔,有沒有可能破除?極難。

至於甚麼「美國以香港為重返亞太基地」、「借香港向內地輸出顏色革命」等漫天陰謀,在一般港人看來遙不可及,但我們必須從制度的框架理解之:習近平上台後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把由外交部到港澳辦都包含在內,對港政策和對美政策被北京高度掛鉤,即使他們不是真心相信外國勢力論,這樣一掛,也可以隔山打牛,對反制美國重返亞太宣示「決心」,同時對內地的親美自由派殺雞儆猴,畢竟中國內地早晚也得民主化,更可能是以現在人大定義的所謂「香港模式」為樣板,假如香港出現被標籤為收授美國援助的行政長官,北京就擔心有連鎖效應。自此,北京對港政策不再以和諧為主軸,變成國家安全主導,於是出現了人大對香港的決定。而這個在香港充滿爭議的決定,在以上述方式思維的朋友眼中(這可是中國精英的主流思考模式),不但「順理成章」,而且「寬宏大量」。

根據以上北京思維,所謂普選門檻的真正關鍵,其實只有一點:北京要有否決權,確保它不信任的人不能當選,其他一切條文,都是虛的,但權不能落在「對方」手,是實的。不滿意、拒絕「袋住先」的朋友,可以怎樣爭取改變?在純理論層面,選項如下:

1 改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權;
2 改變香港作為中國一部份的事實;
3 改變中國以國家安全處理香港問題的模式;
4 改變香港情況以符合北京要求(例如把行政長官降格,真正權力由中央委任代表統領;或通過針對外國勢力的國家安全法);
5 改變香港核心價值,將之與中國國家價值趨同。

「佔領中環」的策略,理論上目標是(3),用的方式不是說服,而是施壓,最大本錢不是武器或金錢,或「提高管治成本」,而是悲情的道德高地。但這不同甘地的獨立運動,本來就有民族自決的道德高地,對手是接受國際規範制約的英國;也不同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本來就有種族平等的道德高地,對手是能夠以憲法修訂國家價值的美國。北京的香港民主方案,畢竟沒有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協商或選舉產生」字眼,各國只會說「支持港人在基本法框架內爭取民主」,這和甘地、馬丁路德金的處境有根本不同,全球人民會同情,但也只能同情;群眾能施壓的其他效用則十分有限,而且與悲情效果先天對衝(組織者反而要強調運動對金融市場沒有影響)。結果,香港群眾既沒有國際籌碼,也沒有多少內部籌碼,還沒有國內民意支持,對手是共產黨,則受更少規範制約。本來在零和博弈,爭不到也沒有甚麼,可以持久戰。問題是在北京眼中,「佔中」即使成功,也不會改變(4)、(5),而「提高管治成本」會被強硬派演繹為(1)、(2)(「外國勢力介入與我方爭奪香港控制權的社會運動」),結果反而是強化了(3)的「正確性」,和日後進一步的強硬作風,而不是弱化了(3)。

三子提出「佔領中環」時,原劇本是以此討價還價,假戲真做的後備劇本是在發動運動後被捕,喚醒一代人心。但群眾卻不會跟隨其劇本,也不會把目標局限在普選,必會令運動變成一代人的盛宴,展示與上一代框框條條不同的生機、由下而上的新規則,確立新一代的身份認同,才符合新一代的理念。連香港群眾也看得出三子的「陽謀」而要改劇情,完全現實主義主導的北京,怎可能跟隨三子的原有劇本?只會利用這難得機會,把對方視為他們術語的「左傾盲動主義」,引蛇出洞,儘量向大眾證明香港存在的種種所謂結構性問題,例如「學生被西方教育的學者影響」、「反對派領袖接受疑似美國獻金」、「法律界不重視國家利益」等,儘量不清場,以求民情改變,得到一次過整頓的認受性。而在過去一年,「佔中」的原有劇本,基本上是按著北京和香港群眾各自的意願去改寫的,結果新世代贏得了身份認同,北京將強化強硬方針,要爭的目標卻更難達到。不少開明建制派不同意佔中,不是糾纏於那些民生影響或交通擠塞,而是預示了上述發展,擔心要是北京真正定性香港為「準新疆問題」地處理反對派,可能民主爭取不到,連自由、法治也失去,造成新一波移民潮,而面對這趨勢,反對派又只能以更激烈的方式回應,落入無窮的循環,除非有高人出現煞停,但就算有高人,也失去法力了。這些只是從國際關係的角度的粗淺分享,純粹現實主義分析,不涉任何價值判斷,但相信隨便找一個中英美法現實主義學者推演,例如曾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首席顧問的Jeffrey Bader(見其華盛頓郵報訪問),結論也大同小異。至於「我很擔心」,才是我的主觀情感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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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不中聽的話:如何以國際關係現實主義閱讀「佔領中環」之後 (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