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zu 薯伯伯：單車棚的思考方式

文章轉載自Pazu 薯伯伯 facebook 2019年7月8日

英國作家 Northcote Parkinson 曾經提過一個很有趣的故事，故事可能是虛構寓言，但卻有著諷世的智慧。話說有一個委員會要討論新核電廠的建造細節，當時有三個議程：

一，批准核電廠的興建計劃。
二，修建核電廠旁邊的單車棚。
三，福利委員會的茶點費用。

按複雜程度，第一項目肯定要較多時間通過，眾人花了兩分半鐘時間去討論核電廠的興建計劃，卻用了四十五分鐘去討論單車棚的修建方案。至於茶點這點芝蔴綠豆之事，則足足用了一個多小時激烈討論，更未能在一次會議裡表決，只好推遲再議。我們做個簡單的撮要：

一，批准核電廠的興建計劃：事情極為複雜，只討論兩分半鐘。
二，修建核電廠旁邊的單車棚：事情相對簡單，討論四十五分鐘。
三，福利委員會的茶點費用：雞毛蒜皮之事，討論一個多小時，未完，待議。

為甚麼會出現這麼有趣的現象呢？Parkinson 解釋道，對核電站有專業知識的人很少，所以無甚可議。單車棚嘛，起碼每個人都可以參與一點意見，例如車棚的顏色、形狀等。至於茶點，每人也懂，更關乎個人的福利，所以雖然只是相對次要的事情，但要花上最長時間去討論。Parkinson 稱這個略帶諷刺意味的現象為「單車棚效應」（bicycle shed effect）。也就是說，人們往往把複雜難懂的事情視而不見，卻把專注力都投放在最瑣碎的事情上，捨本求末，輕重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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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正處多事之秋，但在討論政事之時，卻是到處可見「單車棚效應」的影子。當一班建制的支持者走出來，聲淚俱下地指責示威者打爆玻璃，卻無視強權施行的制度暴力。我本來還以為他們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但細想一下，也不盡然。他們不是故意忽略州官在放火，而是根本看不到州官在放火。

打爆玻璃的暴力，有聲音，有畫面，非常震撼，觀看這種暴力，是完全不需思考，路人皆能明白，由於建制的支持者只能感受這種暴力，所以就用上最大的篇幅去報道，好像沒有其他事情比這個更重要。

而在另一邊廂，則是截然不同的制度暴力，制度暴力沒有爆玻璃的驚濤駭浪，卻是較深層次的強暴行為，要明白當中的運作，就要對體制有更為深度的了解，這就跟討論興建核電廠的情況相若，既然更為複雜，說了也不甚了了，如果真的要討論，只會輕輕帶過便算。

制度暴力往往都有個冠冕堂皇的包裝，他表面上無色無味無流血，看起來風平浪靜，細思極恐。好像有人經常說，九七年民主派佔立法局大多數，九七後則變成立法會的弱勢，一些建制支持者便以此聲稱「泛民不得人心」。你大可以跟他們討論一下，在九七後的立法會選舉使用比例代表制，如果有政黨出術，利用民調，又或是背後有社區組織的動員，確實可以讓候選人在取得足夠票數當選後，不會吸取過多票數，並把多出的票源轉給同一陣營的候選人，從而以較少的選票，爭取到較多的議席。具體如何運作，可以用文字，可以畫圖表，但無論是甚麼方法，你必須要在他們有限的「注意時長」（attention span）之內去解釋清楚，否則他們就無法明白。而這個注意時長，跟金魚相近，按坊間說法，即只有 9 秒鐘。

你要怎樣在 9 秒內，向不明白深層暴力的群眾，去解釋拉布作為抗爭的手段能夠有限度地制衡政府的提案呢？如果他們不明白這種手段的制衡作用，又怎能明白在 2012 年，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不理會議事規則委員會的研究進度，動用《議事規則》第 92 條來「剪布」，是嚴重破壞制度，開極壞先例。

你又要怎樣在 9 秒內，向不明白政權如何強暴民意的群眾，去解釋隨意取消民選議員的議席，是極權社會才能出現的現象。如果無法簡單解釋，他們又怎能明白在 2016 年有兩位及四位非建制派議員被無理取消其議席，本來坐擁 56% 民意的泛民代表，居然連分組點票否決權也守不住，政權硬生生把十八多萬選民的神聖選票棄之不理，是香港史上其中一宗最野蠻的制度暴力事件？

你又要怎樣在 9 秒內，向搞不清依法治國與法治之別的群眾，去解釋隨意的人大釋法，是嚴重損害法治的基礎？當政權趁著泛民無理被弱勢，強行修改《議事規則》，下調立法會全體委員會法定人數，擴大主席權，自閹立法會的監察功能，把本來已經微乎其微的泛民制衡也付諸東流。新界東北計劃政府偷步向財委會申請撥款，嚴重違反程序，也削弱了原來應有的監察及制衡。還有，一地兩檢、反送中等，當中引起的憲制及法治危機，又怎能簡單解釋？

打一個比喻，表面的暴力就像是大台的膠劇，有聲有畫，路人皆懂，所以就不用再作討論。深層次的制度暴力，則像是深度的電影或小說，可能要翻看幾次，才能明白箇中含意。這些人，對於任何不能簡單明白的概念，就會覺得根本不存在，因為他們根本無法接受自己不能理解的事情。

如果你太花功夫去做解釋，對方就會反諷道：「你只是想炫耀，想告訴別人你看了很多資料。」說得好像以無知為榮一樣，然後又會聲稱：「不要以為讀過書就很厲害，很多沒讀書的人，見識比你還高。」你聽他的語氣及行為，以為他是崇尚愚昧的追隨者，但他轉一個身，又會搬出一堆親建制的所謂知識份子，叫你要多聽取某博士、某律師的謬論。

所以他們會出來譴責遊行人士破壞立法會的「莊嚴」，卻對政權嚴重貶損立法會的神聖而置若罔聞。所以他們會為幾塊玻璃而氣憤，卻在 DQ 時或是犬儒，或是生活如常，或甚至會說被剝奪議席是活該。

他們不是雙重標準，只是根本無法察覺當中有雙重標準而已。

陳電鋸：假新聞3條人柱，埋事實，大眾有責

文章轉載自明報 2016年12月18日

年度媒體關鍵字，肯定非假新聞（fake news）莫屬。在此，本人要先定義好字眼，下文會使用假消息（disinformation）一詞而避用假新聞，因為假新聞本身不是新聞。今年美國大選，將假消息問題帶到桌上，最知名的假消息是廣為傳播的「薄餅門」（Pizzagate）。此假消息指希拉里和民主黨在華盛頓經營販賣兒童予戀童人士的薄餅店。單聽上去已覺得不可思議，多家傳媒甚至美國警方調查後證明此為毫無根據，但無奈消息在社交媒體廣為傳播，甚至在月初有槍手到涉事薄餅店開槍。

為何假消息在今時今日社會會變成如此嚴重的問題？

社交媒體盛行，一個點擊就可以將消息傳播給更多的人，固然是引致假消息泛濫的原因。但我認為更嚴重的問題並不在facebook這類社交媒體平台，而是在於在平台上的人。互聯網普及化，它已不再是早期由左傾自由主義精英所主導的媒介，任何教育程度、年齡、背景的人都可以上網。人性的黑暗面、教育的不足，從此在互聯網上表露無遺，甚至透過社交媒體變成放大鏡愈放愈大。

為什麼假消息有市場？我們認為世界的理想狀態是，媒體具有公信力，他們就會有市場，觀眾就會愛看此媒體。相反，如果媒體不停報道假消息，毫無公信力可言，觀眾就會唾棄這種媒體。在達爾文式的汰弱留強之下，媒體為求獲得公眾的信賴，會一起力求精準，以免失去觀眾。但這是個不存在的理想狀態。以香港為例，香港公信力低下的報章和電子傳媒，有些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傳媒，死而不僵。傳播市場，其實並不是以這種理想的原則運作。

驗證性偏見：按立場找「證據」

不是所有人都有批判思考的訓練，就算有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去挖掘證據，根據所有的證據去下結論。心理學有認知失調理論（cognitive dissonance），指出人在同時接受兩套相互排斥的思想時，會感到不舒服。而避免這種不舒服的感覺，我們最容易的處理手法是選擇性接觸（selective exposure），即放棄與本身立場相悖的消息來源，只偏聽立場相近的消息。更甚者，是驗證性偏見（confirmation bias），指我們只會聽立場相近的消息，去證明自己本身的立場正確。而實際上媒體賴以生存的，實在不是什麼公信力，而是去滿足人的這種弱點。誰能滿足這些偏見，反而更能獲得大眾的注意。

上述的「薄餅門」，正正就是能夠迎合反對執政美國民主黨的立場，用以證明民主黨人背後作惡多端的結論，事情本身的真偽對分享這宗消息的人來說無關重要。香港的情况其實也並不好很多，甚至更差。舉一個例，肖友懷傳出回港、新移民綜援婦每月13,000元度日、新移民用政府資助買Gucci眼鏡等等，是內容農場每隔幾星期就會翻炒的題目。無論此類假消息已多次證實為假，也有將濫用綜緩人士硬塞為新移民的例子，但這些假消息能夠滿足社會上反新移民人士的驗證性偏見，以傳誦這些消息去證明自己本身暗藏於心底新移民是濫用香港福利的立場，所以總是會廣為流傳。

平台干預：仲裁真相 利益行先

假消息流傳猖獗，有人提出社交媒體平台有責任防止假消息，例如平台有責任管制，禁止或限制假消息流動。一直以來，我們認為社交媒體平台一如其名，僅為中立平台，讓人在上面自由發表意見。但事實上，學者Tarleton Gillespie指出，社交媒體平台的角色並不中立，它們暗地裏有進行挑選，消滅了一些意見。這現象他命名為「平台干預」（Platforms Intervene），並強調此類干預是按平台的利益出發。例如中國的新浪微博刪除政治敏感的內容，迎合中共管制言論，是防止公司被政治整頓利益受損。西方社交媒體平台同樣會干預，例如facebook會封禁與其「社群標準」（Community Standards）所不容的用戶；又或刪除濫用facebook的內容，如裸露相片。這些干預，縱使平台會用上美麗的詞藻，包裝成保護用戶，但其實只是懼怕小眾的異常行為嚇跑大眾，同樣會招至廣告利益受損。

平台干預，代表平台有權導正了觀眾所應要看的內容。若果我們支持平台應禁制假消息流動，代表平台甚至代我們決定哪些消息是真哪些消息是假。如果我們給予平台如此的權力，這無疑是一面雙面刃。若果平台真的能準備判斷消息的真確性，管制假消息的確可以減低假消息的影響；但平台是否真的具有分辦消息真假的能力？如果平台判定真假的時都有驗證性偏見，將不合自己本來立場的內容都判為假，那豈不是內容審查？正如之前所言，平台干預是從平台的利益出發，而提出要管制假消息的都只是精英小眾，平台大可不用理會。從facebook應對禁制假消息的態度可見，他們其實並不太想做。執筆之時見《紐約時報》報道，facebook未來應對假消息的方法，包括與事實核查（fact checking）的專業團體和傳媒合作，將判斷和管制的責任外判出去，這或許是更合理的處理手法。

媒體素養：新聞核心 查證事實

更長遠的處理手法，其實是訓練包括新聞從業員在內的大眾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簡而言之，媒體素養就是媒體的正確使用方法，包括如何分析和理解媒體的資訊，以及如何正確的產生媒體信息。我部門的同事鍛治本正人博士和Anne Kruger小姐是這方面的專家，我也是從他們的網上課程（MOOC）學習媒體素養。媒體素養第一個要討論的問題，就是何謂新聞。根據新聞學界最常用的手冊《新聞的十大原則：新聞從業者和公眾的期待》，其定義新聞為—

說到尾，新聞與娛樂、政治宣傳、小說或藝術之別，在於再三查證。新聞本身應專注於就是將事情準確地描述。

簡而言之，新聞的重點在於查證，而並非僅描述「事實」。試舉兩例，例如報章那些權威人士表示誰人參選特首獲紅燈、綠燈，由於消息來源不透明，也無法查證為事實，故此並不應該定義為新聞。此外，不少親建制媒體愛報道網上瘋傳的消息和圖片，最經典的例子是黃之鋒曾獲美國海軍陸戰隊教授格鬥術。此消息來源，正是所謂的網上瘋傳消息。縱使此消息在網上瘋傳這件事本身是事實，但傳媒在報道時將消息當成是真的報道，本身就有問題。傳媒在報道時並沒有經過記者再三查證，沒有問過黃之鋒本人是否有接受過訓練，也沒有向美方求證事件是否屬實，根據以上的定義，此消息並不可以稱為新聞，分類為政治宣傳（Propaganda ）會比較合適。

媒體素養，很大的一環在於事實核查。以前這個責任在於新聞從業員，但現時傳媒生態改變了，大眾免於被騙，也要承擔這個責任。我們要避免不加思索就將消息傳播，記着愈嚴重的指控，需要愈重大的證據支持。有這一種的覺悟，假消息自會被踢爆。

順帶一提，台灣在這一方走得比我們前。例如民間團體零時政府（g0v）因應當地的傳媒亂象，開發出「新聞小幫手」 軟件，監察問題新聞。香港本土也有獨立的事實核查團體，如佔領運動當時的hkverified和現在仍有運作的求驗傳媒。但對比狂發假消息的內容農場和問題媒體所獲得的廣大關注，這些事實核查團體的努力可謂杯水車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