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一切民主都是本土民主

文章轉載自蘋果日報2013年7月6日

對世界上絕大多數地區來說，政治通常只是局限在本地政治，一般人民極少關注其他地區政治。民主通常也是指本土的民主，本地人很少關心其他地區的民主發展，不會也缺乏能力介入其他地區的民主運動。

香港比較特別。在港英時代，主政者只重管理，不講政治。英國殖民者不會叫香港人愛英國，也從不宣傳英國的制度。受國共內戰的影響，由難民組成的戰後香港社會，輿論界、學術界、市民所議論的政治就是中國政治，即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左與右的政治。社會極少議論香港本土政治，似乎香港本土在港英時代是沒有政治的。

眾多香港人在很長時間只把香港當成臨時居住地，對香港的歸屬感始於六七年左派暴動後，其時香港經濟起飛和整個社會向現代文明躍進。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給社會的衝擊，主要是掀起逃難心態的移民潮，大部份市民無奈觀望，只有小部份人有民主回歸的意識。由於香港人的政治就是中國政治，因此民主回歸派也是期望中共會在一國兩制之下讓港人民主治港。八九六四香港人持續24年的投入，是期待推動中國民主由是可帶來香港民主。但中國政改是一個希望升起又一個希望破滅。今天，中國已形成結構性的權貴政治架構，在可見將來，中國已不可能有民主了。

近年中共對香港政經社三面侵蝕，使香港本土民主派興起。而泛民主派相信也在很大程度上對中共絕望，表明參加佔中行動。佔中就其表現形式來說，是屬於本土抗爭範疇的。但願走向佔中途中，不要再受中共所騙。

從佔中開始，香港爭民主的政治能否擺脫中國政治、民主派從此擺脫「建設民主中國」的思維方式，真正立足於本土呢？毛澤東1920年在長沙從事「湖南自治運動」，提出要建設許多小中國從湖南做起。他沒有要求統治全國的軍閥政權恩賜民主予湖南。烏坎村村民2011年爭取民主普選，也只是爭取烏坎村的本土民主，沒有要求實現全國民主。

上世紀七十年代，筆者與台灣黨外人士（即當時指非國民黨的爭民主人士）有較多接觸，他們之中有主張與大陸統一甚而傾向社會主義的「統派」，也有本土意識很強的本土派，因為「台獨」在台灣是非法的，所以台獨多屬隱性活動。統派原以為中共支持台灣民主，但後來發現了中共本質，多數人就拋棄尋求中共支持的幻想，轉而立足台灣本土作民主抗爭了。經過街頭、議會、牢獄、自焚等鬥爭，最終獲蔣經國解除戒嚴、開放報禁黨禁，開放台灣人去大陸探親旅遊。在對大陸社會尤其政治體制有所認識之後，台灣統派可以說已消亡，本土意識成為台灣社會的主流意識。以本土意識去爭民主，台灣才有今天的民主。如果當年由「統派」主導民主，台灣恐怕直到今天還在觀望大陸何時政改，可給台灣帶來民主統一。

台灣民主的主流意識從不認同一國兩制，但即使台獨派也從沒有干預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因為儘管中共與香港建制派說一國兩制可推向台灣，但台灣壓根兒不認為一國兩制跟台灣有任何關係。相反，2000年民進黨執政，香港立法會倒越俎代庖地通過一個反台獨議案，全體議員包括民主派都投贊成票，只有吳靄儀棄權。香港立法會，你管台灣獨不獨做甚麼？可見香港議員當時的「大中華」意識多麼強。

歷來世界上所有爭取民主的運動，都是立足本土去爭取，而不是向一個高於本土體制的權力去爭取。一來這樣的爭取不可能成功，更高的權力是不可能放權的；二來，如果中國真建設成民主了，由全國各省市民主產生的民選國會，會允許香港居民實行與大陸不同的法系、香港人有各種大陸居民沒有的自由與權利嗎？畢竟，一國兩制是必須在一黨專政的極權之下才可以強制執行的，然而也因此擺脫不掉黨的魔爪干預。這是香港被置於中國政治之下的宿命。

13年前，吳靄儀以反台獨動議與解決台灣問題格格不入?由投下唯一棄權票；今天，爭民主人士也應該考慮到，爭中國民主與爭香港民主也是格格不入的。一切民主都是本土民主。不要一天到晚估量或期待中央撤換梁振英，我們只須持續地、韌性地倒梁就對了。不要期待中央會賜予香港民主，我們通過佔中凝聚香港人的民主實力就對了。

全自治、城邦論，甚而港獨，只在言論層次，有何可怕？台灣在公開提出激烈的台獨主張後，近年中共倒是連統一都極少提了。一切自主的言論，都無須畏懼，直言何妨？

白蓮達：本土意識是如何煉成的?

文章轉載自輔仁媒體2013年6月8日

近日，香港掀起打「雲」熱，學者兼文化評論人陳雲根在Facebook 的言論受到各方人士的批評，如果大家只關心他在Facebook的言論，不如好好讀他的著作。 2011年底，他寫的《香港城邦論》出版，各方人士的評論絡繹不絕。支持和反對者皆有。如果真正讀完 《香港城邦論》的人，再對照香港的情況，根本不會胡亂鬧陳雲根，事實上，書中的論點真的能夠經得起考驗。

在英殖民時代，港英政府不會刻意培育香港人有本土意識，回想三十年前，根本無人有這個意識，遑論提出來。就算有，也只流於流行曲歌詞創作層面，例如《香港.香港》、《東方之珠》等，到黃霑寫《問我》，極其量只是個人主義抬頭，並非本土主義崛起。不過，港英政府亦有道義，她提供土壤，使香港學術出版及言論皆受保護，而很多文化和傳統習俗都能保存。

六四事件之後，人心惶惶，移民潮一直持續至九七前後，九十年代是筆者讀大學的年代，創作仍然興盛。當時學院的老師開始思考香港人的身份問題，也是外國學者對香港的文化身份感興趣的原因。幾位老師都用「夾縫」(in-between）這個詞彙，去描述香港人身處的境況，亦有教我們看西西的 《我城》，西西是香港本土作家，《我城》在當時（七十年代）來說乃創新的嘗試。「夾縫」的確突顯了香港人身份的曖昧和尷尬。可是，這只是很表面的理論，到底香港人應該怎樣看自己的身份？ 最終無提供很實在的答案。原來，答案必須由香港人自己去尋求，別要他者（The other）給你答案。 因為他者只會給你一個預設的答案（presupposed answer），而當中已有他者的既定立場。

2003至2009年，是本土意識的醖釀期，沙士、廿三條立法、五十萬人上街、拆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之後的反高鐵，保衛菜園村等等，本來香港的社運界組織了很多活動去抗爭，非常有建設性，這也是本土意識最熾熱的時候，可惜，沒有人提供論述，抗爭過後，火炬熄滅。

2010年以後，由D&G 事件引發的一連串和香港本土有關的事，香港的政黨無為市民出聲，反國民教育、反對新界東北發展、反雙非、蝗蟲論、反對殘體字、反走私（水貨）客、限奶令、甚至碼頭工運等等，社運及左翼各為其主，他們或許要幫有關人士反對或爭取權益，但他們更希望自己頭上加頂光環，令自己的社運事業長做長有。是的，他們會幫大家罵政府，去遊行、唱k，但過後，大家爭取到甚麼？ 反對了甚麼？

 中共在其掌政之年不希望看見香港獨立，但香港自治是必要的，因為當權者仍希望利用香港的優勢和位置抗衡美國。至於本土意識崛起是他們無法阻止的，因為九七後中共收回香港，他們根本讀不通這本寫了一百五十多年的書。 他們以為馬照跑、舞照跳，大家有飯開便行。政權移交後的頭幾年，中共還有些道義。現在則只認錢不認人，當香港人無學位、無工作，子女無奶粉食，無樓住，你說香港人會否跟你拼命？ 真正關心香港本土的，是維護香港人權益，為本土抗爭的人，那些叫大家要包容，要以普世價值為本的政治庸才，自己或家人都拿外國護照，香港有事就會同你 「拜拜 」，你還要信他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