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立：最大公因數

文章轉載自明報 2015年11月28日

粵語盛行一句諺語，叫「若要人似我，除非兩個我」。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無論你怎樣費盡心力令兩個人相像，他們總會在某些地方上有意見衝突。如果是一個百人的團體，就有100種不同的意見，愈多人衝突就愈複雜。

面對衝突，我們基本上有3種解決方法。

第一種，就是保持距離。人類之所以有各種界線，例如國界，其實就有如一個個獨立的睡房，如果有人睡覺會磨牙，同睡一室的話大家很容易相處得不快，分室而睡則相安無事。

但是，人數不斷增長而變得擁擠後，就難以保持距離。保持距離是共存的最簡單解決方法，但這個方法受限於難以增加的空間資源。

第二種，是單方面的服從，形成權力金字塔，當意見有衝突時，永遠是其中一方放棄自己的意見，直接服從另一方的命令。不論是用軍隊用武力恐嚇，父權用倫理關係，宗教用精神權威，僱主用經濟控制，達至另一方的服從，都是服從。

「團結」和「服從」的分別

人類從千年的歷史中，慢慢理解到這種方法的危險性。被服從的人，會變得自大盲目，看不到決策錯誤和結構性惡化，而服從的人，則因為長期執行不是自己的意見，而習慣把所有責任推卸給別人，失去了責任感也對於做好事情欠缺動力。

最終這種建立在服從的結構，會不斷的腐朽，百病叢生之下，某天服從者發覺事情已極端惡化而無法再服從時，反而會引爆更毁滅性的衝突。這是因為以服從為骨幹的體制，欠缺自善能力。

第三種，是「團結合作」，一個經常被曲解的詞語。很多人搞不清楚「團結」和「服從」的分別，認為不跟隨我的指導思想，就是不團結。對於不服從自己思想的人，予以責罵、否定、嘲諷，直接認定對方不是朋友、不是盟友、不是同路人，甚至是敵人。這其實就是希望別人服從，但實際上又無力令人服從，除了變回衝突之外一無所得。

真正的團結，並不是讓所有的盟友在任何立場上，都跟自己一樣。相反，它是先透過溝通，找出大家一致的地方，找出大家完全無法容忍的底線，然後在這些一致的地方，互相支持；在無法容忍的底線中，互不侵犯；在這以外的部分，則互不干涉。然後各自做大家最擅長的事情，取得對雙方而言都有利的成果，這就是團結合作。

這就是所謂的「政治」，也就是目前人類文明發展出來的，消解衝突的最理想手段。透過清楚雙方的立場，增加有共同利害時的力量，並互相不妨礙，對方與自己意見不同，但沒有直接侵害自己的行為。這就能發揮最大的力量，爭取雙方最多的生存空間，和數學的最大公因數一樣，不挑剔大家的不同，而是盡可能找尋大家的相同。

愈能夠掌握這點的人，力量和影響力就愈能夠增長，而更接近實現自己的願望。

鄭立：政治就是化解衝突

文章轉載自明報 2015年10月31日

說政治是一種工作，應該會有些人感到驚訝，這也是情有可原的。畢竟中華近代史當中權力濫用不斷的肆虐，導致「政治」兩字不斷的被扭曲與污名化，一談到政治，就會令人想起不人道的鬥爭、抹黑，以及權力。

廚師是一種工作，不專業的廚師，做菜的時候會難吃又不衛生，腐敗的政治也莫過於如此，就是把工作做得不好，忽視了顧客的權益。是的，政治是一種工作。但說政治是一種工作、一種生產，對很多人來說是新奇的概念。因為我們的教育系統，很少有教過，什麼是政治？為何我們需要它？

其實政治，就是「化解衝突」。

人類生存 必有衝突

難有兩個人，在任何方面的立場，都是完全相同的。人類生存和工作，就一定會有衝突，感情和利益的衝突，也總是競逐有限資源。哪怕是夫妻去旅行，也會爭論不同的目的地，只要多過一個人存在，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就會不斷產生意見不合的情况。

如果放任這種情况發生，衝突無法解決，不僅不能互惠，而且之後大家會開始有芥蒂。再小的衝突就會不斷的激化，衝突的形式也會不斷升級，從大家互相抗拒，去到吵架，去到使用暴力，去到再糾眾使用暴力。那是因為，矛盾一直存在而且從沒有化解過，最終導致兩敗俱傷作為結局。

所謂政治，就是透過互相溝通、商談，去找出大家的共識。讓得益者向受害者讓步，使受害者甘心，得益者少一個敵人，終致紛爭排解。而有能力的政治家，更可以將兩個對立方，化敵為友，使兩個利益有衝突的對手互相尊重合作。因為感受到保護和尊重，而達至團結。

鬥爭是因為沒有政治

所以，政治這種工作，正是消除我們所謂的「社會內耗」，若在位政治家懶惰，不願意不斷找出各方面的衝突出來調解。社會就必然會鬥爭不止，所以，鬥爭並不是因為政治，相反，鬥爭是因為沒有政治。就算很多人宣稱自己是從政，但如果他連「政治是什麼」都沒概念，甚至覺得自己「不搞政治」，那麼，你可以預期，這種人無心亦不懂怎樣去消解衝突，而只為自己的利益立場服務。

如果一個社會沒有政治，不做任何政治行為，就是說，那個社會並不試圖化解任何衝突。不安撫受害者。這樣社會必然是鬥爭不斷，無法團結。他們可能會認為是參與衝突的人的錯。這是不對的，社會鬥爭不斷，是因為從政和掌握權力的人，沒有做好他的工作，就像是沒把食物煮熟的懶惰廚師。

沒有政治的社會，得益者和受害者的矛盾，將會日漸變得尖銳，而受害者最後的選擇，就是支持瓦解這個架構，讓得益者的利益從此消失。

而動盪的時代，正是源自取得政治權力的人，透過不公平的制度，霸佔政治的職位，沒發揮政治的職能，使社會失去了調解衝突的能力，導致不滿的人愈來愈多。政治失能，跟電廠停工、水管破裂，本質上並沒什麼不同。

戚本盛：害怕通識的人其實害怕甚麼？

Wong MK：「公民」一詞之重點在其「公」，公與私相對，公共是也。通識科的宗旨，正是以討論「公共議題」為主，培養學生跨學科、多角度的批判思考，以期他們公民意識的覺醒。意識影響行動，醒覺的意識不僅關注個人利益，更會關心公眾利益，集結起來聯合行動，難怪專制政權視通識科為洪水猛獸。

文章轉載自主場新聞2013年8月30日

假如想學生關心社會，不想他們成長後與社會疏離，不想他們在青少年時期已形成只關注個人利益的人生觀，那麼，教育是不能不讓學生接觸時事、了解政治的，這完全是教育宗旨的問題，也可以說如何期望公民和公民社會的問題。

請留意，以上所說的，是廣義的教育，不只局限在通識一科。修讀通識科與否，又或者在通識科中學習政治議題與否的爭議，在不少朋友看來，可能不過是高中的一個課程吧了，不過是高中的一個課程裡選材應否涉及政治吧了，這些朋友看不到的是，忌諱中學生接觸政治議題的人，其實對公民和公民社會有著某種特定的前提。

這完全可以理解。不是人人都期望未來公民都關心社會的，總會有一些人，視關心政治的公民如洪水猛獸，面對彰顯甚明的民意如芒刺背，他們不怕只求個人利益的公民，因為利益計算說到底最後一場買賣一場交易，他們害怕的，是團結起來的公民。

「不團結」與「公民」，本來就是相悖的概念。那些人對公民的期望，壓根兒就與公民的意義完全相反。他們眼中的理想「公民」，最好不涉政治，最好對時事無知，平日為個人的衣食住行營營役役，公餘最多做做善事做做義工，已算盡了社會責任。

他們眼中的這種「公民」，結社不過為了聯誼，最大的共同話題在於法拉裸背或者亞視收皮，最激烈的爭論是Eason或亞Lam的主題曲唱得較好，對任何新聞頭條，無論是醫學院教授被停職，或敘利亞使用化武，結論極其量是「真黑暗」，或者猛罵一句「有無搞錯」，卻從不去思考如何更光明更有人性，更不要說任何行動、任何集結起來的行動了。

公民的基本要義在於一種「公共性」，在於看出個人背後的社會脈絡，在於超越個人煩惱(personal troubles)而在公共議題(public issues)上的實踐，但對某些人來說，這種公民可不是理想版本的公民，這些人期待的公民社會，最多是一個一個如原子般的個人的混合(mixture)，而不是公民之間同氣連枝，可以通過團結而重新組合(compound)的公民社會。

誰會害怕這樣的公民和公民社會？可以肯定的是，害怕的人不會站在公民這一邊；或者，他們其實早已站在公民的對面，作勢阻礙公民的前進，公民社會團結壯大實在使他們太不爽，公民弱小方才可讓他們上下其手。與其說他們害怕通識，不如說他們要把通識非政治化；與其說他們想把通識非政治化，不如說他們想把教育也非政治化。

非政治化的伎倆，其實是殖民地教育的伎倆，那麼，與其說他們早已回歸，不如說乞靈於殖民地的方針，他們最不想見到的，是公民的政治醒覺，他們不是害怕通識，他們只是害怕公民而已。

他們是誰？他們是專制政權及其幫閒。

李怡： 一切民主都是本土民主

文章轉載自蘋果日報2013年7月6日

對世界上絕大多數地區來說，政治通常只是局限在本地政治，一般人民極少關注其他地區政治。民主通常也是指本土的民主，本地人很少關心其他地區的民主發展，不會也缺乏能力介入其他地區的民主運動。

香港比較特別。在港英時代，主政者只重管理，不講政治。英國殖民者不會叫香港人愛英國，也從不宣傳英國的制度。受國共內戰的影響，由難民組成的戰後香港社會，輿論界、學術界、市民所議論的政治就是中國政治，即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左與右的政治。社會極少議論香港本土政治，似乎香港本土在港英時代是沒有政治的。

眾多香港人在很長時間只把香港當成臨時居住地，對香港的歸屬感始於六七年左派暴動後，其時香港經濟起飛和整個社會向現代文明躍進。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給社會的衝擊，主要是掀起逃難心態的移民潮，大部份市民無奈觀望，只有小部份人有民主回歸的意識。由於香港人的政治就是中國政治，因此民主回歸派也是期望中共會在一國兩制之下讓港人民主治港。八九六四香港人持續24年的投入，是期待推動中國民主由是可帶來香港民主。但中國政改是一個希望升起又一個希望破滅。今天，中國已形成結構性的權貴政治架構，在可見將來，中國已不可能有民主了。

近年中共對香港政經社三面侵蝕，使香港本土民主派興起。而泛民主派相信也在很大程度上對中共絕望，表明參加佔中行動。佔中就其表現形式來說，是屬於本土抗爭範疇的。但願走向佔中途中，不要再受中共所騙。

從佔中開始，香港爭民主的政治能否擺脫中國政治、民主派從此擺脫「建設民主中國」的思維方式，真正立足於本土呢？毛澤東1920年在長沙從事「湖南自治運動」，提出要建設許多小中國從湖南做起。他沒有要求統治全國的軍閥政權恩賜民主予湖南。烏坎村村民2011年爭取民主普選，也只是爭取烏坎村的本土民主，沒有要求實現全國民主。

上世紀七十年代，筆者與台灣黨外人士（即當時指非國民黨的爭民主人士）有較多接觸，他們之中有主張與大陸統一甚而傾向社會主義的「統派」，也有本土意識很強的本土派，因為「台獨」在台灣是非法的，所以台獨多屬隱性活動。統派原以為中共支持台灣民主，但後來發現了中共本質，多數人就拋棄尋求中共支持的幻想，轉而立足台灣本土作民主抗爭了。經過街頭、議會、牢獄、自焚等鬥爭，最終獲蔣經國解除戒嚴、開放報禁黨禁，開放台灣人去大陸探親旅遊。在對大陸社會尤其政治體制有所認識之後，台灣統派可以說已消亡，本土意識成為台灣社會的主流意識。以本土意識去爭民主，台灣才有今天的民主。如果當年由「統派」主導民主，台灣恐怕直到今天還在觀望大陸何時政改，可給台灣帶來民主統一。

台灣民主的主流意識從不認同一國兩制，但即使台獨派也從沒有干預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因為儘管中共與香港建制派說一國兩制可推向台灣，但台灣壓根兒不認為一國兩制跟台灣有任何關係。相反，2000年民進黨執政，香港立法會倒越俎代庖地通過一個反台獨議案，全體議員包括民主派都投贊成票，只有吳靄儀棄權。香港立法會，你管台灣獨不獨做甚麼？可見香港議員當時的「大中華」意識多麼強。

歷來世界上所有爭取民主的運動，都是立足本土去爭取，而不是向一個高於本土體制的權力去爭取。一來這樣的爭取不可能成功，更高的權力是不可能放權的；二來，如果中國真建設成民主了，由全國各省市民主產生的民選國會，會允許香港居民實行與大陸不同的法系、香港人有各種大陸居民沒有的自由與權利嗎？畢竟，一國兩制是必須在一黨專政的極權之下才可以強制執行的，然而也因此擺脫不掉黨的魔爪干預。這是香港被置於中國政治之下的宿命。

13年前，吳靄儀以反台獨動議與解決台灣問題格格不入?由投下唯一棄權票；今天，爭民主人士也應該考慮到，爭中國民主與爭香港民主也是格格不入的。一切民主都是本土民主。不要一天到晚估量或期待中央撤換梁振英，我們只須持續地、韌性地倒梁就對了。不要期待中央會賜予香港民主，我們通過佔中凝聚香港人的民主實力就對了。

全自治、城邦論，甚而港獨，只在言論層次，有何可怕？台灣在公開提出激烈的台獨主張後，近年中共倒是連統一都極少提了。一切自主的言論，都無須畏懼，直言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