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平：少一個電視台事小？政府與民為敵事大！

Wong MK：王永平今次的評論清晰和中肯。集中火力打「程序公義」(不能隨意更改規則、必須公開決定理據)，才可避免輿論轉向，誤以為香港電視因「不獲發牌」而輸打嬴要。

文章轉載自信報2013年10月23日

拖延了三年，政府終於就三宗免費電視牌照的申請作出決定，就是按公眾以前從未聽過的「循序漸進」原則，原則上批准兩宗申請。至於為何否決由王維基創辦的香港電視的申請，政府的說法是這是考慮過一籃子因素的結果；但具體理由不能公布，因為行政會議的討論需要保密。在立法會的答問大會上，特首梁振英隨口加上司法覆核和商業機密兩個配菜。政府擺出這個「無賴」姿態，完全出乎我想像之外。因為我很難相信，梁特首及支持這個決定的政府官員和行會成員會認為在香港這個文明、開放的國際大都會，民智高的市民會接受在一個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決定上，政府可以毋須交代理由。結果是近十萬市民上街抗議（警方的數字是3.6萬人，與反國教示威數字一樣）。不少人是第一次或第二次（首次是23條或反國教）上街，正如一位示威者說，政府此舉傷害了香港人的感情！

讓我首先指出以行會保密為藉口的荒謬之處。行會保密是指行會的議程、文件、討論內容，包括哪位成員在會上說什麼話都不應向公眾披露。這個原則完全沒有問題。但這不等於當行會作出決定後，而政府向外公布決定時，政府不能解釋決定的理據。決策過程須保密不等於在作出決定後，政府不須交代理由。即使梁振英不明白或不接受這個道理，在政府工作多年的官員和行會成員不可能忘記這個一貫的良好管治原則？假如負責捍衞香港法律公正的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認為這做法符合程序公義，他會否接受法庭裁決政府在一宗案件敗訴時，拒絕解釋理據，只說這是考慮過多個因素得出來的結果？

在呈交立法會的文件裏，政府列出了11項就免費電視牌照申請作出決定時所考慮的相關因素。其中一項因素是通訊事務管理局（前廣播事務管理局）的建議；另一項因素是「現行的廣播政策」。管理局的建議是政府應批准全部三宗申請，而「現行」（即不是「新制定」）的廣播政策沒有「循序漸進」發牌這個元素。為什麼今次政府的決定違背了這兩項重要考慮因素？此舉是否因為有預設要否決其中一項申請的目的？基於上述及其他疑慮，政府這項不透明的做法不是影響一個公司的小事，而是破壞現行施政機制，以至摧毀香港價值的大事。於是許多沒有政治立場，甚至一向支持政府的團體和市民不甘逆來順受，讓「不解釋決定」成為先例。

讓我進一步解釋。一個文明、以民為本（不談民主產生）的政府在處理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事項上，明白到在作出決定前，必須先由一個有市民參與、獨立於政府以外的組織詳細審議有關問題，然後進行廣泛公眾諮詢，最後才向政府提出有社會共識（或絕大部分市民支持）以及技術可行的建議。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政府會接納這個獨立組織的建議。廣播事務涉及重大公眾利益，而廣播事務管理局的成立及運作就是要體現這個施政理念。假如政府傾向推翻管理局的建議，而依據是突然引入的「循序漸進」這項新政策，正常的做法是先把事件交回管理局，解釋為什麼政府需要在發出免費電視牌照上循序漸進，並要求管理局再就這三宗申請重新審議，包括進行另一輪公眾諮詢（這樣做當然會引起社會爭議，亦會被視為政府故意拖延，但這起碼符合程序公義）。今次政府的決定，粗暴地推翻管理局的建議，獨裁地引入「循序漸進」政策，徹底破壞香港回歸前後的政府行之已久的施政機制！

說今次決定摧毀香港價值絕不是言過其實。第一、香港最重要、絕對沒有爭議的價值是法治，而法治的核心是「公義不僅必須履行，更須有目共睹」（Not only must justice be done, it must also be seen to be done）。今次政府史無前例的做法，影響的不是王維基或電視界，而是所有在香港生活、工作、營商的各類人士。不少人會留下陰影，將來在影響他們的事上，政府會否照板煮碗，一聲保密便自把自為（然後拋下一般市民理解為「你唔滿意便告我啦」的一句話：「可以司法覆核」）。

第二、回歸後歷屆特區政府鼓吹的香港價值是不怕環境困厄，須自力更生、拼博的精神。曾幾何時，從無到有的李嘉誠是不少香港年輕人的偶像。最近十年，最能象徵香港精神的成功故事就是先利用回撥電話創意打破電話公司壟斷，然後再進軍互聯網市場的王維基。有人揣測他今次出局的原因是表現太積極，冒犯了政府的威嚴。想當年，在殖民地時代，包括李嘉誠和包玉剛的華資商人衝擊英資集團，例如怡和、太古、會德豐，英國和香港政府沒有因為威權受損，而改變遊戲規則，堅決維護香港的自由經濟、市場決定生死的原則。所以我很難相信這個揣測是事實。但這次政府決定損害「獅子山下」的香港精神卻是無可置疑的事實。

第三、這次決定令人最痛心的不是什麼政治陰謀，而是政府不惜與民意為敵，而受害的主要對象竟然是一群不談政治，只是不甘平庸的創作人員。鼓勵創意產業是香港經濟能夠突破地產獨大，維持與內地有競爭實力的唯一出路。所以我完全相信有關心香港前途的官員主動邀請（應該沒有承諾）王維基申請免費電視牌照，為電視業，以至為香港最有國際地位的行業、電影業注入新動力。今次梁振英政府一棍打死香港電視，向香港年輕一代傳遞的訊息是要維護因循保守的大集團，不要創意拼搏的「麻煩者」。我相信梁振英在香港年輕一代的民望不會翻身，而政府未來的施政不會暢順。

最後，我希望有份參與今次政府決定的官員和行會成員認真地想一想，這項決定會否摧毀香港賴以安身立命的價值，和扼殺香港無數年輕一代對未來的期盼？

劉細良：自毁程序公義

文章轉載自蘋果日報2013年10月21日

殖民地年代，由於屬外來政權，欠缺合法性基礎，英國人採取就地而治，維持一個利益分配秩序，當中尤以治理新界最為清楚，新界理民府以鄉紳為合作對象。英治時代最大的治術，是去政治化，將政治與社會完全分割為獨立個體，令公眾相信政府是超越社會利益集團之上，政府的決策是為了整體利益，符合程序公義，實際上當然不是如此單純。

去政治化不等如決策沒有政治考慮，只是刻意在公眾前抹去政治，就如我們熟悉的廣播道四台山，英國人將香港電台、商台、無綫電視及麗的電視集中在一條廣播道，山下即現今浸會大學逸夫校園便是英軍軍營Osborne Barracks，為甚麼？在大英帝國眾多殖民地管理中，留下了大量經驗，令他們的決策中，早已滲入政治考慮。殖民地叛亂，首要攻擊對象是電台及電視台，佔領大眾廣播，英國人當然不會隨意挑選廣播道，作為六、七十年代香港傳媒中心。但這佈局背後政治考慮，連在傳媒工作的人，也不會察覺得到。英國人在政治上的低調、成熟、目標為本，成功維持有效管治及尊重程序公義形象，即使在九十年代中英雙方公開反面後，政府還是受香港民眾支持。

官民對立危機再爆發

回歸後兩任特首，由董建華到曾蔭權，都跟隨英治時代軌迹，盡量保持政治中立形象，但可惜北京及本地親共勢力，急不及待要將中立形象改變。他們不明白英治時代成功管治秘訣，在於去政治化。北京及親共勢力反而逼特區政府再政治化，因此才有曾蔭權「親疏有別」之說。此舉無疑自毀長城，令公眾開始從政治角度去看待政府決策，自此政府決策之公信力也大受削弱。同時由於香港政治體制落後，北京又拒絕政黨執政，整個特區建制政治力量薄弱，結果陷入捱打局面。

梁振英上台後，更毫不掩飾政治掛帥，甚至擺出「敢於鬥爭」的姿態，背後相信與2003年廿三條立法失敗有關。在去年初特首選舉白熱化時，唐英年便指03年行政會議討論商台續牌時，梁振英提出續三年以懲罰商台。新特首政治掛帥及鬥爭心態，早已深入民心，市民總認為政府決策背後有隱藏的議程，有不可告人目的，在此背景下，反國民教育已經是警號，殊不知一年後仍沒有吸取教訓，又再一次發生電視台發牌事件。就算沒有外洩文件，公眾也不會相信發牌沒有政治考慮。實在很難理解政府可以這樣草率馬虎，當作出決定後，任由事件惡化。

政府可能誤判市民對王維基支持力有限，不必理會，但事情發展正在升溫，由反媒體霸權，逐步變成反政治干預、反親疏有別、捍衞程序公義核心價值等方向發展，看來特區政府又陷入另一次官民對立旳危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