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遊戲直播」的國際關係

文章轉載自隨緣家書・沈旭暉 2019年6月10日

早前談及巴黎聖母院的修復工程，也要參考電子遊戲《刺客教條》，可見電競對現代人的文化影響越來越大。當代頂尖的電子遊戲，內容除了可達藝術境界，它本身還是一種媒介 (media)，而把一人遊戲變成集體參與的「遊戲直播」，就是將之變成社交媒體素材。遊戲本身固然重要，而直播產生的社交，還衍生了另一個龐大產業，乃至超然於現實世界之外的社群，這也是未來國際關係必須注意的。

很多圈外人包括筆者，初時都未能明白「睇人打機」樂趣何在，但只要親歷其境，就會逐漸發現這也是當代大眾文化，感染力遠超我們寫的文章。現在不少學生的志願是當「Youtubers」，而Youtube最多人訂閱的主播，通常都與遊戲有關。典型例子是PewDiePie這個今年未滿30歲的瑞典年輕人，他現時擁有全球約9600多萬訂戶，是遊戲評論、直播的超級大戶，不論是大廠牌子或獨立遊戲，只要有他的評論和試玩，都會得到極大曝光，足以左右銷情。PewDiePie透過經營頻道，年薪據報超過750萬美元，這還是四年前的舊數字了。

這些主播和觀眾群的誕生，導致直播平台發揚光大，其中2011年才上線的Twitch被視為龍頭，因為產業爆紅「發了大財」，然後被Amazon收購。Twitch在巔峰時刻，流量僅次於Netflix和Youtube，有了流量，自然有大量廣告。這類平台對主播來說，也是像uber一樣的去中介化（uberization）產物：當主播擁有的訂閱到達一定數量，就會被羅致於平台旗下，單獨簽約，收益直接拆帳，不用通過傳統經理人公司、業界團體的認證。當然，我們可以說Twitch、uber不過是「新型中介」，但它們摧毀了舊中介人為製造的壟斷性門檻，點對點的直接溝通變成主導業績的最大關鍵，這是舊式精英中介經濟難以比擬的。

成功的主播，通常對自身的粉絲社群用心經營，受眾有較強的身份認同、較易捕捉的興趣，廣告投放的成功率自然較高。PewDiePie深諳此道，對粉絲有特別稱呼來強化認同，例如粉絲團被稱為「The Bro Army」，單獨就叫「Bros」，專門的碰拳手勢叫「Brofist」等，不一而足。圈外人看了只會一頭霧水，這就是我們說過「網絡國際關係」的「群組建構認同」年代；每一個群組，某程度上，就是一個虛擬國度。

打機以外：達哥的國際視野

香港最知名的遊戲主播達哥，正是這個新興國際關係現象的代表人物。他自從以直播遊戲成名，已進入娛樂圈，成為廣告界紅人，展示了遊戲主播游走於網絡內外的能力。達哥也是不斷創造新文化、非常具國際性的例子，並不是上一代理解的「網絡廢青」：他港大畢業，主修中文和藝術，副修阿拉伯語，留學地點不是主流的英美澳加日，而是曾到也門、埃及交流一年。這種坐言起行的國際視野，並非只有平面視角的網民所能比擬的。

只要在網絡隨便遊走，就會接觸到達哥的二次創作，例如他聲演潮文、在直播完結前大喊「完」、以「達哥」身份翻唱知名歌曲等。他不會用原配樂，連音效都自己聲演，例如翻唱周慧敏《如果你知我苦衷》為《如果你知達苦衷》，又自稱「音準達」；也經常將自己的臉孔Key到遊戲封面，形成充滿趣味的「個人崇拜」，這正是在這年代個人品牌的經營之道。還有聲稱與新垣結衣有感情關係、自己是「達朝」的「達太祖」、經常詮釋「毒L」這文化認同，都是和PewDiePie一樣，刻意建立獨特的社群語言。

上一代自然會問：那和我們有何關係？達哥成功崛起重要性，在於寄托了「打機都有出頭天」、非主流顛覆主流的想像，而這正是他其中一個廣告的橋段。這就像特朗普在美國大選戰勝傳統精英希拉莉，他雖然有父幹和家世，但成功利用群眾對「華盛頓建制」的不滿，吸引了不滿全球化的憤怒白人，又附和了極右陰謀論者對自由派的怨恨，將自己打造成挑戰體制的鬥士、美國精神的真正傳人。特朗普自然也有社群，例如Facebook有一個粉絲專頁膜拜特朗普是「神王」(God Emperor)，它有時會接受網民投稿，通常是一些短小的迷因 (meme)，附上一句「由愛國者XXX發出」 (Sent by XXX, a patriot)，這也是粉絲認同的建構，「愛國者」和PewDiePie的「Bros」、達哥的「毒L」，可謂異曲同工。

觀看遊戲與建構主義

根據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構主義，物質力量例如軍事、經濟、政治等自然重要，但同樣正在能改變局勢的還有不斷滋生的概念、規範，例如一個群體、國家的身份認同，或自身的文化信仰和歷史經驗，都會左右社會演化和權力結構。不同群體的成員，雖然都生活於同一個城市，受同一個政治經濟秩序影響，但他們的自身認同和信仰不一，對利益就有不同定義，從而產生不一樣的行動。

例如經典的香港獅子山下精神、大學生「四仔主義」，創造了一代人的行動和社會參與方式，但這個觀念影響的一代，自然難以理解另一個規範的受眾。生於苦困年代的人，一般傾向實際地以金額衡量價值，不會讚成自後代夢想成為網絡主播；但對年輕人來說，基本溫飽不成問題，反而「存在感」比其他物質更為奢侈。在網絡得到尊重，進而成為一門產業，可能比起坐寫字樓得到一份僅夠糊口的薪金更快樂，慢慢自然產生截然不同的認同和文化。PewDiePie一開始經營網絡頻道的時候，他的父母極力反對，說「整天坐在家中玩電腦，不會帶給你任何生活」；但當PewDiePie這代人變成中老年之後，這模式卻可能成為主流。玩遊戲、社交媒體，不再必然等於不務正業，而可能是創業、打造個人品牌的賺錢工作，而且還能賺到認同。未來國際秩序，正是這一代人打造的，巨變已經開始，接受了嗎？

小詞典：直播平台文化

在網絡直播平台，主播「牧養」群眾，群眾也會自己創造一套秩序，反過來影響主播的方向。他們除了與主播緊密互動，將觀看遊戲變成私密空間和個人體驗，也會建立自己的術語、文化，甚至階級。不少直播平台有即時打賞制度，捐款者的名字和金額會即時出現，於是小金主就會在社群得到認證和地位，時間一久，就會成為VIP。如果主播不時點名，還會在粉絲群中製造「階級流動」。

沈旭暉：《來自星星的PK》：電影內外的印度教政治

文章轉載自端傳媒 2015年10月18日

寶萊塢電影《來自星星的PK》是部印度輕喜劇，效果卻出奇的普世，而且放在不同時空也有教化意義，反映印度電影的全球化潛能一旦全面釋放，足以根本改變國際電影生態。

電影講述外星人「PK」來自人人可以心靈相通、沒有謊言的國度，意外落在印度社會，鬧出各種笑話，設定其實與英國經典電視劇、電影《憨豆先生》（Mr. Bean）如出一徹。不過《PK》並非只有笑料和寶萊塢傳統歌舞，主題在印度還相當大膽，就是諷刺宗教（特別是印度教）、以至保守主義的社會規範。外星人名字「PK」指「飲醉」，也是個象徵符號：在地球人眼中，這位外星人落入異境，行為處事以至神情都離奇怪異，就像個「醉酒佬」，但往往醉翁反而最清醒，設定有點像年前的半紀錄片《標叔出城之與神駁嘴》。但《PK》的單一針對性更強，放在「印度教基本教義派」崛起的背景，格外考功力。

「印度教基本教義派」在當代印度的影響力

《PK》沒有質疑世上不存在神，只是說「人創造的神不存在」，但對印度社會已足夠顛覆；而電影雖說是針對「籠統宗教現象」，但以一位印度教大師為主要負面人物，自然予人針對印度教的客觀感覺。女主角澤古(Jaggu)全家是印度教徒，父親強烈相信印度教大師，對穆斯林極為反感，劇情需要下，卻被安排與巴基斯坦穆斯林相戀，造就一個家族、信仰交錯的愛情故事。如此背景，穆斯林那部分是「虛」的，批判印度教那部分，卻是「實」的。

「印度教」其實是統稱，內部教派繁多，電影的「大師」信奉濕婆神，就是主要派別之一。由於英屬印度獨立時，基本上以宗教把人口劃分為印度、巴基斯坦，現在印度教徒大概佔印度全國人口80%，宗教自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除了作為信仰，印度教也構成了印度社會最根本的規範，例如種姓制度、重男輕女等，都和印度教關係千絲萬縷。強姦問題在印度尤其嚴重，沒有印度教確立「男性至上」的社會地位，是不會被如此姑息的。

印度號稱「全球最大民主國家」，長期由尼赫魯－甘地家族管治，但近年民粹主義興起，印度教的影響力更勝從前。目前執政的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聲稱主張民族主義、非教派主義，但其主要支持者為印徒教徒及中產階級，黨內不少核心政客都具宗教沙文主義色彩。在世俗和印度教之間取得平衡，可算人民黨的成功之道，2014年印度大選，人民黨以經濟發展及新自由主義包裝，再次成為執政黨，但人民黨的「印度教基本教義派」色彩，還是揮之不去。

2002年，古吉拉特邦曾爆發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宗教動亂，造成近千穆斯林死亡，當時的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正是現任總理、人民黨領袖莫迪，他被批評沒有對遇害穆斯林致哀，也被指縱容印度教極端主義份子。2014年大選勝利後，不少人民黨高層故態復萌，又重新推動印度教的政治角色，不時發表反伊斯蘭言論，例如否定清真寺的神聖地位，批准將之拆卸，又在地區強制推行「薄伽梵歌」（印度教經典）教育，更多地區也開始實施禁止食牛（牛被印度教視為神聖象徵）。今年9月底，印度一名穆斯林被6名暴徒群毆至死，其子亦被打至重傷，招致殺身之禍的原因，據說卻是家中儲存並食用牛肉；警方指，死者食用牛隻的流言由當地廟宇傳出，令事件更添宗教紛爭意味。基督宗教也不能倖免，不少教堂被拆卸，不久前，西孟加拉邦一位71歲修女遭輪姦，被視為基督教捲入印度社會宗教戰爭的象徵。這些事故於我們而言十分遙遠，對印度人來說卻是身邊的事，《PK》針對宗教極端主義，自然令人想到印度教、人民黨那筆帳。

電影最終出現恐怖襲擊，大概是因為要平衡關係，被安排是伊斯蘭極端份子所為。PK旁觀者清，卻說要不是一方行為極端、另一方也不會極端，暗示印度教激進份子也有恐怖襲擊的責任。現實中，印度主流媒體經常對穆斯林作負面描寫，「恐怖份子」的帽子亂扣，儘管在印度發生的極端事件中，印度教徒的責任可能更多。

現實世界的印度教大師騙案屢屢，但……

《PK》的印度教上師品味庸俗，滿身銅臭，裝神弄鬼，騙案纍纍，自然是虛構人物。然而，類似人物在印度其實屢見不鮮，電影設定的案情已刻意「留手」。印度教上師干犯性罪行及欺詐等更非奇事，只是執法機關在逮捕了疑似犯了世俗法律的上師時，往往會遇到狂熱份子阻攔，才令案件不了了之而已。

例如2014年底，有印度教上師因為干犯性暴力罪行及謀殺被捕，但拘捕這一位上師，卻令警方要動用近二萬名警員，原因是逾萬名狂熱支持者攔阻，為涉案上師保駕護航。該上師自稱「神的使者」，建立了一個宗教山寨，透過各類欺詐手段騙取信眾信任，並被懷疑性侵犯了一些女信徒。其實，所謂「印度教領袖」良莠不齊，不少只是略懂教義、卻善於花言巧語的投機分子，大多假上師在偏遠村落行騙，主要吸引低學識民眾上當，一旦建立了信眾群，就能夠自成「土王國」。

不過諷刺的是，「神棍」其實也是有社會功能的。有研究印度教的社會學者指，信眾在大量假上師被揭發欺詐後，依然相信上師的原因十分簡單，就是這些宗教騙子為信眾解答了科學未有答案的問題，信眾也就視之為可以改變生活的福音，反而不願接受電影強調的「wrong number」事實。當群眾則視信仰為改變命運的機會，以為上師代表脫貧的機遇，對之盲目信奉吹捧，其實也是經濟主導，可能別無精神元素在內。這樣的答案，正是《PK》那位上司面對全國觀眾時，所提供的「標準答案」。假如明知道一切是假，但保留這些「聖人」來「維持基層社會秩序」，是否一個負責任政府應有所為，可謂難以非黑即白判斷的政治哲學問題。電影在高度富批判性的背後，其實，也刻意迴避了答案。

但《PK》如此挑戰宗教、社會禁忌，已極其難得，而且劇情和現實世界的演員，還有交接。片中飾演外星人的男主角阿米爾汗（Aamir Khan），除了是印度家喻戶曉的影帝級男演員、「印度劉德華」，也向來有「印度良心」之稱，不時發表挑戰社會禁忌的言論，夠膽觸碰印度電影業的「行規」，以至印度社會迴避的禁忌問題，諸如教育、貧窮、女性權益，以至今次《PK》中聚焦的主要題材——宗教等。阿米爾汗曾任聯合國兒童大使，獲頒印度公民最高榮譽，2012年被《時代雜誌》選為「世界100大具影響力人物」而登上雜誌封面，假如持續下去，問鼎諾貝爾和平獎也不是天方夜譚。假如觀眾只將之當作「Mr. Bean」式笑片，將電影內外的印度人和事都當作故事書，這地方的國際身份認同，就令人擔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