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耀廷：反思公民抗命與法治

文章轉載自明報2014年11月12日

公民抗命與法治的關係，由我最先提出佔領中環時就引起爭議。至現在雨傘運動，由於公民抗命行動的規模及長度遠超原先的想像，受行動影響的人的數目及程度自然比以前想像的也多和大，且又涉及了法院禁制令，令公民抗命與法治之間本已是微妙的關係更形複雜，故我在這裏必須重申二者之間的關係。

「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

我提出的法治理論，把法治分為4個層次。初階層次是「有法可依」及「有法必依」。「有法可依」要求法治下的法律達最基本的質量要求，須公開、清楚及穩定等。「有法必依」要求政府以法律為管治的重要工具，執政者並已設立內在的監察機制確保官員們依法施政。法律亦涵蓋了人民生活的重要領域，公民以和平的方法解決紛爭，並公民普遍有守法的意識。初階法治層次因仍缺乏有效的限權機制，令法治能否實踐得到，完全在於執政者或執法者的主觀決定。亦因沒有對法律的內容有實質的要求，法律亦只多用於維護政權，而少用於保障所有公民的基本權利。

要跨進高階的法治，法律要由功能性的本質（只作為管治者的工具），轉化為規限性（對管治者的權力作出規限），再進到目的性（法律所應達成的目的就是實踐公義）。高階法治層次分別是「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

「以法限權」建立起不同的外在機制，主要是透過分權去限制政府的權力。限權機制包括：以憲法明確分配政府權力（憲法限權）、由獨立法院去監察及覆核政府行為是否合憲合法（司法限權）、設立獨立的機制如申訴專員公署接受公民對政府官員的申訴及進行調查（行政限權）、讓公民透過公平的選舉制度選出政治領袖（政治限權）、及確保獨立的新聞媒體及自主的公民社會監察政府的作為（社會限權）。「以法限權」的一個重要指標是貪污大體已受有效壓制（尤其是政府官員及集團式的貪污）。

「以法達義」進一步要求法律內容須達成不同的公義訴求。因應公義的訴求，「以法達義」再分為多個次層次：法律須確保公民在政府及訴訟程序中得到一些起碼的程序保障（程序公義）、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權（公民權公義），保障公民的平等政治權利（政治權公義）、保障公民能享有基本的生活水平（社會公義），及設立商討程序讓公民共同商討各樣社會政策以達成共識（商討公義）。

討論法治4個層次與公民抗命的關係，可更深刻明白法治的真義。法治第二個層次「有法必依」要求公民要有守法的意識，那麼公民抗命說會涉及違法行為，怎可以與之相容呢？

公民抗命可以理解為「人們真誠地基於公義（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為了社會整體的利益），以公開、蓄意、及有限度的違法行為，嘗試去改變不公義的制度。」為了使公民抗命所爭取的公義訴求得到更多人認同為合理的做法，公民抗命的行動還要求是非暴力、已用盡合法途徑仍未能達目標、合乎比例及有合理成功機會。公民抗命者更會承擔罪責以示對法律的尊重。

公民抗命並非一般的違法行為，而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及符合特定條件下的違法行為。若法治已達「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那麼也無需要公民抗命，「有法必依」更是這兩個高階法治層次的穩固基礎。但法治發展往往出現的瓶頸，就是因官員們在「有法必依」層次，由於限權機制只是內在而非外在的，因着人的本質，官員怎樣也難以做到「有法必依」的要求，那才迫使公民進行公民抗命，違法以使法制能突破瓶頸，進到「以法限權」的層次，使「有法必依」能真正實現得到。

但「以法限權」也止於確保政府真的做到依法管治，但法律仍未必能實現到公義的。因此，即使法治已達「以法限權」的層次，在法律仍有範疇未達公義的要求，那麼公民仍會以公民抗命的方法去促使法治能再向前邁進，達「以法達義」的層次。因此，才有「違法達義」的說法。我們必須明白公民抗命並非正常的狀態，而是因應法治的發展，公民為了令法制的法治水平更完善，在符合特定條件的情况下採取的非常手段。

司法限權與公民抗命的張力

這就出現了「以法限權」下的「司法限權」與公民抗命所可能存在的張力。更具體說，若獨立的法院行使其司法權頒令禁止公民繼續其違法行為，公民要遵守還是不遵守呢？這的而且確對公民抗命的合理性產生更大的疑問。由於法制已達「以法限權」這屬高階的法治，那麼要以公民抗命去繼續推動法治演進的需要可能不是那麼迫切。

但若大家明白公民抗命不是正常的法治演進歷程，而是在特定的情况及在特定的條件下才會進行，那就會較容易接受即使在「以法限權」下及「司法限權」亦成熟的情况下，公民抗命仍可以是合理的。我們要知道在「以法限權」而非「以法達義」下的「司法限權」，司法權力即使是獨立的，仍有很大局限，因法院的裁決也只能嚴格按現有的法律去決定政府是否超越了法律的權限，或在現有法律下人們相互的法律權益是什麼。

若法律本身未能照顧得到導致公民抗命行動出現的因素，也就是公民抗命者所爭取的公義訴求，公民抗命仍是需要的，因那才有機會改變法律的內容，令它能實踐公義，使法制可以達至「以法達義」這最高階的法治水平。因此，公民抗命者選擇不遵從法院命令，並非蓄意不尊重或挑戰法院的權威。他們是在特定的情况及符合特定的條件下才會不遵法院的命令，目的只是單純地希望透過公民抗命的行動去推動法制能更符公義。其實，在「以法達義」之下，「司法限權」才能發揮最大保障法治的作用，才能長遠地更彰顯得到司法權威，因司法權力是用以實踐公義，而非只是機械地執行任何法律規定。當然選擇不遵從法院命令的公民抗命者，就須準備承擔由此而產生的法律責任。

在香港現在面對的處境，我們已達「以法限權」，且「司法限權」亦已是很成熟，但在「政治限權」方面，及「以法達義」下的平等政治權利仍不受法律保障。這也就是那麼多港人參與了香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公民抗命行動的原因。這肯定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情况，也是沒有人想像過會發生的情况。但即使參與人數眾多，其實警方仍擁有足夠的能力，去把公民抗命者拘捕或是使用合理的武力把他們移離所佔領的街道，但警方卻遲遲未採取行動，才導致有人向法院申請禁制令。這也是佔領行動這公民抗命的行為會在香港持續個來月仍可以繼續下去的獨特情况。若連警方透過刑事法律所賦予的權力也處理不到的情况，強制力相對上間接及弱得多的民事禁制令，能化解得到現在由警方不執法而產生的僵局的機會也不會是太大。

守法意識會被動搖？

大家還關心的問題是公民抗命是否會造成廣泛的公民不守法的情况，令為了達至「以法限權」或「以法達義」，反導致其基礎的「有法必依」中的公民守法意識也被動搖呢？若法治基礎被動搖，即使能一時達到更高層次的法治也不能持久，會否是得不償失呢？

同樣若大家明白公民抗命是在特定情况及符合特定條件下才會進行及出現，這是非常態下的情况，那就知道公民抗命對守法意識的衝擊是很有限的。公民抗命者即使因追求他們心目中的公義而違反法律，甚至不遵法院的命令，那不代表他們在其他的處境下都會如此看待法院的命令。也沒證據證明其他人會因公民抗命者未能遵從法院命令，就會在不相關的情况下，也會不遵從法院的命令。

說公民抗命者不遵從法律或法院命令就是嚴重衝擊法治或守法精神，是完民忽略了法治的多層意義和公民抗命獨特的本質。公民抗命只會在特定的情况及符合特定的條件下才會出現。判斷公民抗命是否合理，若忽視了這點，必然會造成錯判。當然公民抗命的合理性亦不會改變其不合法的本質，這也是所有真誠的公民抗命者所知道及接受的。

戴耀廷：新聞自由與法治民主

文章轉載自明報2014年2月22日

新聞自由與法治及民主之間的關係是互為依靠的。

法治不止於公民要守法，更在於以法限權，限制行使公權力的政府機構。除了透過獨立的司法機關去監督行政部門及官員依法施行管治外，獨立、自主和公正的新聞媒體亦是非常重要的限權機制。司法程序需時及法律費用昂貴，很多人根本不能承擔得到，故即使受到一些不公義及不合法的對待，很多時候都難以依靠司法渠道去挑戰行政部門。獨立、自主及公正的新聞媒體，透過努力查證真相的新聞工作者，讓不公義及不合法的政府行為可暴露於公眾之前，補足這些體制內的限權機制的不足。新聞自由就是這種社會限權機制的重要保障。

民主選舉讓公民可以自由地選擇他們的政治領袖代表他們行使公權力管理社會。當公民行使他們的普及和平等的選舉權時，通過選舉表達他們的自由意志作出選擇時，那是假設了公民能有充足及正確的資料去判斷各候選人是否適合出任這些公職。若現任的議員及官員要爭取連任，他們因手握公權，在資訊發放上必有先天的優勢。公民若不能透過獨立、自主及公正的新聞媒體的報道去掌握他們的工作成效及道德操守，那會令選舉不能是真正公平的。沒有新聞自由，公民就難以掌握這些基本資料在選舉中作出理性的選擇。新聞自由為民主普選建立起穩固的基礎。

新聞自由也需要法治及民主制度去保護。新聞自由是一項基本的人權，公義就是要確保每一個人的基本人權受到保障。法治下的法律要限權，而限權的終極目的就是為了要達義。有了達義的法治，新聞自由才能得到穩固的保障。在民主制度下，政府需要定期得到公民的授權才能繼續執政，那會令政府不能不慎重考慮公民的訴求。新聞自由既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政府自然不敢貿貿然侵害新聞自由，更不敢像現在般粗暴地干預新聞自由了。

沒有新聞自由，法治和民主都不容易建立起來及維持得到。沒有法治和民主，新聞自由也不可能受到保障，不受侵害。

戴耀廷：合法性、正當性、認受性

Wong MK：不同的翻譯，反映你如何判斷政治權力是否正當的標準。越難用中文翻譯的概念，通常是本土文化所欠奉的。

文章轉載自明報2013年12月14日

Legitimacy是一個複雜的概念，主要是與政治權力有關。這概念包含不同向度，至少包括法律、政治倫理及社會心理的向度。從它的中文翻譯，就可看到其複雜性。Legitimacy的中文翻譯，常見的有「合法性」、「正當性」和「認受性」。

「合法性」是一個常用的翻譯，其重點是法律的向度，在於權力是否按合法的途徑取得，這是最狹窄的理解。另一個翻譯是「正當性」，重點是政治倫理。按一些政治倫理的理論，合法的權力會被視為正當的權力，但若用其他政治倫理的理論，合法的權力未必是正當的。因此，政治權力是否正當，無論合法與否，完全取決於所依據的政治倫理的理論是什麼。「正當性」能帶出這概念更豐富的內涵，因而比「合法性」較好。且legality也是譯作「合法性」，故如果legitimacy也譯作「合法性」，會容易做成概念上的混亂。

還有一個翻譯是「認受性」，重點是社會心理的向度，在於權力擁有者是否被人們認可和接受他們是正當地擁有權力。與「正當性」不同之處，權力正當與否，不在於政治倫理的理論，只在於人們實際上是否認受那權力安排。只要人們實際認受權力，即使從政治倫理的角度看是不正當，對那些人來說，權力仍是正當的。舉一個例子，在中國皇朝時代，當然以現在的民主、法治的政治倫理去看，皇帝的權力是不正當的。但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卻鮮有人會質疑皇權是不正當的。大部分人都實際地接受了皇權是正當的，反是持異見者會被人們視為是離經叛道。同樣，合法的權力會被認受，但卻不是必然。合法的權力可能不會被人民所認受，但不合法的權力也可能會被人民所認可，不然也不可能有革命的出現。

選擇哪個legitimacy的翻譯，可能反映人判斷政治權力是否正當的標準是什麼。那麼，特首是否legitimate呢？特區政府是否有legitimacy的危機呢？那就要看你用哪一個翻譯了。

戴耀廷：不合作的權利

文章轉載自明報2013年9月7日

在國際人權公約中，你不會見到有一項權利叫不合作的權利，這是我在研究公民抗命受啟發而創製出來的一個說法。公民抗命本身不能改變不公義的制度，而是要其他公民受公民抗命者的感召而參與不合作的運動，那才能對政府產生政治壓力把不公義的制度改變過來。人若不享有與政府不合作的權利，公民抗命的作用也有限。

過去說到與政府不合作，都只是說不合作運動，為何我把它說成了與政府不合作的權利呢？這是基於管治的事實。任何政府或政權，即使是專制的政權，也都要依靠人民自願接受政府的管治，政府才能有效運作。政府不能單純靠武力去威嚇人民，或是用福利去收買人民的支持，因兩者都是太昂貴。這也是說，人民要自願與政府合作，任何政府才能有效運作得到。若人民拒絕與政府合作，任何政府或政權都不可能應付得到的，即使是專制的政權也是如此。

這是一項權利，是因為它是每一個人與生俱來就享有，也是沒有人可以拿得走的一種自由。但有兩個原因令人們忽略了這項權利。首先，人們往往在政府的教育灌輸之下，根本不醒覺自己是享有這項權利。政府利用了人的慣性和惰性去令他們與政府合作，而不自知他們其實是有權不與政府合作的。另外，這項權利必須與其他人一起行使才能產生作用，且一同行使權利的人必須相當多才可以。

要讓人知道他是享有與政府不合作的權利，不是要煽動他們去行使這權利，只是若人們不知道自己享有這權利，他們就根本不會行使這權利。要讓人知道他們是享有與政府不合作的權利，也不是叫人去推翻政府或政權，或鼓吹無政府主義，只是這會把管治的關係完全扭轉過來。

在未自知有不合作的權利前，人不自覺地接受了必須與政府合作，只是當政府施政實在不濟至民不聊生的地步，人們才有意識要改變政府或政權。但若人知道其實他們是享有不合作的權利，那麼責任就在於政府去說服人民與政府合作。主從關係就會徹底改變。

戴耀廷：法治所需的法治文化 (法治論．之四)

文章轉載自信報2013年9月6日

法律體制（legal institutions）與法律文化（legal culture）之間的關係，與其他的體制架構（institutional structure）和體制文化（institutional culture）之間的關係一樣，有三個向度：

一、承托：體制架構需要相配應的體制文化承托，才能令這體制架構發揮出其應有功能；

二、培育：設立一個體制架構，有助在體制內培育起相配應的體制文化；

三、促成：若體制內已形成某種體制文化，那會產生內在的力量推動體制改革，促成建立起其配應的體制架構。

因此要有可以承托實踐某一法治層次的法律體制，就要有相配應的法律文化。有了這法治層次的法律體制，將有助在社會內培育出相配應的法律文化；當社會已有某法治層次的法律文化，那會促成相配應的法律體制產生。

普選制度還未建立

如之前談論法治的文章說，香港的法律體制所要實踐的法治，已超越「有法必依」的層次，而達到「以法限權」的層次，並逐步邁向「以法達義」的層次。

與「有法必依」這法治層次相配應的法律文化是公民守法。在這點，香港大體是達到的，雖仍有很多進步空間。

與「以法限權」這法治層次相配應的法律文化是公民對公權力持批判的能力，不只是盲目遵行法律，因為這樣才能令限權的法律體制發揮限權的功能。

與「以法達義」這法治層次相配應的法律文化更為複雜，要能尊重每一個人享有作為人的尊嚴所應有的基本權利、關愛社會內的弱勢社群，讓他們能享有基本生活的需要，並信任社會內信奉不同價值的群體和公民能透過商討達成共識。

從要有相配應的法律文化去承托法律體制這向度看，只是強調公民守法的法律文化，那只能承托「有法必依」這法治層次，卻不足以承托更高的法治層次如「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

若我們認同香港的法治要達到「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的層次，那麼就要確保香港的法治文化也能達到可與這些層次相配應的法治文化水平；只是滿足於維持公民守法的法律文化，那就不能保證香港的法治可繼續維持在「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這些高層次的法治。若法律文化不能相配應，法律體制向下滑落至較低層次的法治是完全可能的。

此外，從建立起某一法律體制能培育出相配應的法律文化的向度看，香港的法律體制在限權方面已基本上符合要求，唯獨民主普選的制度還未能真正建立起來。

由於民主普選的權利也是達義所要達到的基本權利之一，香港法律體制在達義方面，也因未能保障公民的平等政治權利，故亦有缺欠。因此，能盡快在香港建立起民主普選的制度，將有助培育起能配應「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這兩個法治層次的法律文化。

市民取態最為重要

還有，從已形成的法律文化，會促成相配應的法律體制建立起來這向度看，就會明白公民抗命對法治發展的積極作用。支撐着公民抗命行動的法律文化，是一種能對現行法律及法律權力持批判思維的能力，這可與「以法限權」相配應。公民抗命是基於法律須符合具體公義訴求的渴求，那可與「以法達義」相配應。

或許香港市民過去對公民抗命認知有限，但自今年年頭「佔中」提出來到現在，愈來愈多市民知道公民抗命，並愈來愈多市民由明白到接受，甚至決定會參與公民抗命的行動。

「佔中」倡議的公民抗命行動，正是把香港原有的法律文化推向更高的層次。一旦公民抗命所包含並可配應「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的法律文化能形成，那就必能推動香港法律體制向更高層次的法治演進，最終必會令民主普選的制度在香港建立起來。

現在香港社會出現阻止公民抗命所包含的法律文化形成的行動，他們能否成功，現在還是未知之數，但卻必與香港的法律體制能否維持、發展至更高階法治有緊密關係。

對香港人來說，若大家是重視香港的法治水平和發展，不只是滿足於低階法治或接受香港法治向下滑落，那麼大家對公民抗命和「佔中」的最終取態若何，將會最為重要。

戴耀廷：公民抗命是否合理？(法治論．之三)

文章轉載自信報2013年8月30日

在上一篇關於法治的文章，我指出法治的最終目的，就是要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權，守法和限權都只是法治的功能性目的，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也不能保證法律可以達義。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才是法治的實質目的——公民的民主選舉權，就是他們享有的基本權利之一；唯有公民的民主選舉權同受法律保障，法治的達義和善治這些實質目的才能達成。

要能保障公民的民主選舉權，若從法制內的途徑已能達到，當然沒有人想以法制之外的途徑爭取。問題是，要能達成平等的政治權利，正正會觸及既得利益者的特權；而現有的政治制度，就是保護既得利益者的政治特權，因此要用體制內的途徑爭取改變，就只能寄望既得利益者大發慈悲。但以人的本性看，那無異是緣木求魚。

故此，在一些情況下，以制度之外的方法，也就是公民抗命，才有可能達致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終極目的。「佔中」倡議的公民抗命行動是要佔領中環要道，然後參與者等候被捕，希望以這種自我犧牲的行為，喚醒其他人明白現有的選舉制度不公，未能保障所有港人的民主選舉權。

有意見認為，這種公民抗命行動會影響他人的權益，所以不合乎人權。

讓我們先搞清楚其他人會如何受此公民抗命行動所影響——由於中環要道受到佔領，有人可能因而不能準時上班，影響他們的收入，以及影響一些中環企業的正常運作；一些中環的居民也可能因交通受阻，對他們出入造成不便；也可能因人群聚集，令中環的一些商戶生意受損……。

這些批評意見指「佔中」的公民抗命行動，未有得到那些因行動而權益受損的人的授權，故此是不合理的。其實，在很多情況下，即使一些行動未有得到權益受損者的授權，那也可能是合理的。在沒有我們授權之下，我們的政治權利不也是遭人拿走了嗎？

在《天主教香港教區有關普選及公民抗命的緊急呼籲》，天主教香港教區就提出公民抗命行動本身必須符合正義，且此行動必須與它試圖避免或消除的不公義情況合乎比例。這裏是引用「合乎比例」的原則來決定可能會影響其他人權益的公民抗命行動是否合理。這涉及多個考慮因素：

一、須比較權益的性質

我們要比較兩種涉及的權益的性質。公民抗命要爭取的，是屬基本人權的民主選舉權，不只是公民抗命者所獨享，若爭取成功，是所有人包括反對行動的人都可享有的。受行動影響的人的確是會感到權益受損，但所講的權益都不見載於國際的人權公約之內。要判別人權有否受影響，不能自己說是人權就是人權，國際社會自1948年的《國際人權宣言》後已有共識。

二、真正造成損失的人

真正導致這些權益受損的，並非公民抗命者，而是侵害了所有人的民主選舉權的北京和特區政府。若北京政府履行承諾、特區政府又能提出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特首方案，公民抗命根本就不會發生。北京和特區政府才是導致這些損失的真正原因，公民抗命者只是為自己和所有其他人爭取一些本屬他們的基本權利而已。

三、正規諮詢程序無效

要北京政府放棄固有立場，不完全操控特首選舉，在香港現有的獨特的政治情況下，將是極之困難的。依循正規的諮詢程序，或是採用過去爭取的方法（如百萬人簽名、議會否決、集會、遊行、變相公投、絕食等），看來都不會有什麼效果。因此，除了使用暴力的爭取方法外，餘下的選擇就只有非暴力的公民抗命行動。可能有人認為，即使公民抗命也不足以迫使北京政府退讓，但這也是沒有辦法中的唯一辦法。

四、益處與損失合乎比例

若公民抗命能成功為香港爭取民主選舉權，那不單每個人的基本權利都得到尊重，更讓選出來的特首享有這職位所極之需要的認受性，能制訂和有效執行政策，化解香港各方面的深層次矛盾，帶領香港脫離現在的管治困局，達到善治。

與那些可能因公民抗命行動而有損失的人的權益性質和損失程度相比，公民抗命若能成功，帶來的正面後果及社會益處，應與其有可能造成的損失合乎比例，因而也是合理的。

法治論．之三 

戴耀廷：民主選舉包含以法限權 (法治論．之二)

文章轉載自信報2013年8月23日

我在上一篇關於法治的文章中指出，法治不只是要求公民守法，也不是只以法律為主要管治工具為目的；法律的功能不只是要維持社會秩序，法治更須要求法律限制政府權力和保障基本人權，最終追求的不單是管治，而是能夠達到限權和達義的善治目的。

有意見認為，即使法治須要限權，而爭取平等的民主權利也是好的，但若要二選其一，他們寧願要限權的法治，這是優於平權的民主；以香港的情況說，他們更相信法治先於民主，是有其政治的意義。

不過，當我們明白法治與民主的關係，就知道其實毋須把法治和民主分作優次，甚或把它們對立起來。

若法治不是止於守法而是要能限權，那麼我們就要問問法律如何能夠限權？不少人把「以法限權」與「司法獨立」和「司法覆核」視為等同。

需不同限權機制配合

若要這種司法限權能夠發揮限制政府權力的作用，司法人員必須獨立於行政部門及其他政治力量而裁決案件，包括涉及政府部門、官員、權貴的案件，並享有足夠的憲法權力監察政府的權力。

這種司法限權的機制對「以法限權」來說是極之重要，但卻還是不足夠的。法官都是人，任何制度都是由人運作，如果確保法官能夠獨立、無懼權勢地裁決案件，單是依靠法官的專業操守、政府官員自制地不干擾司法運作，可說是不足夠的；要能做到以法限權，是需要不同限權機制配合，才能發揮足夠的限權作用。

民主選舉讓公民可以透過定期和公平的選舉，選出政治領袖，負責管理社會；任何政府若要繼續管治，就要得到大多數公民在下一輪選舉中繼續支持他們；因此，民主選舉本身就是一種限權機制。其他的限權機制，還包括活躍的公民社會和獨立的新聞媒體等。

司法限權要發揮作用，就得配合其他限權機制，其他限權機制如民主選舉，也會依靠司法限權來發揮最大作用。各種限權機制相互配合，才能透過法律實質地限制政府的權力。缺少任何一環的限權機制，也可能弱化其他限權機制，削弱整體的限權功能。

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中港兩地在司法制度有着差異。其實，香港的司法體制在限權上是有不少掣肘的，尤其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享有《基本法》的最終釋法權，故要使香港的法治能做到以法限權，就更需要民主選舉這種限權機制了。

過於依賴司法限權，而不去開拓或鞏固其他的限權機制，會為司法人員加添巨大壓力，令原先已達到的法治水平也有可能滑落。這也是香港現在迫切的境況，香港的司法限權正受到巨大衝擊，盡快建立民主選舉的限權機制，才能確保司法限權可以繼續有效維持下去。

不過，法治除了是要限權之外，更重要的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以法限權不是為了限權本身，因為限權對公民來說的意義是不太大的。

一個嚴格跟從法律施政、而且只是按法律所定的條件行使公權的政府，即使官員沒有濫用法律賦予的權力牟取私利，但若這些法律都不能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的話，那麼它們都只會淪為專制管治最有效的壓制工具。

不能單靠自制力

限權只是法治的功能性目的，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以達致公義，才是法治的實質性目的。唯有限權是用來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有法必依、以法限權最終是為了以法達義，法治對公民來說才有真正意義。一個不能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法制，它能真正做到限權，官員能真正做到守法，其實也成疑問。

擁有這麼強大的法律工具，行使公權的人不以此滿足私慾，是需要極大的自制能力；唯有法律是用來保障所有人的基本權利，行使公權力的人才有可能抗拒權力的強烈試探。

公民享有普及而平等的民主選舉權（包括提名權、參選權和投票權），就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之一；這個權利已在《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確認，也是透過《基本法》第39 條適用於香港。因此，在香港的憲制和法制下，訂立能保障港人的民主選舉權的法律，是香港法治邁向更高層次的必經之路。追求平權的民主，就也是追求限權達義的法治，要達成真正的法治，也要有平權的民主，兩者並無衝突，更是相輔相成的。

戴耀廷：法治豈止於守法 (法治論．之一)

文章轉載自信報2013年8月16日

對公民抗命的批評，有指它有違法治，因公民抗命是倡儀公民可以不守法。按這理解，法治最重要的意思就是以法律為管治社會的最主要工具；要令法律達成這種功能的作用，受管治者便必須尊重法律和有守法的意識。香港法治能有現在的水平，根基在於港人已培養出良好的守法精神；提出公民抗命將會破壞這種精神，它將會引起滑坡效應，導致更多人也會提出自己的所謂公義訴求，不去遵守法律。

守法的迷思

若要回應這些意見，便要回到最基本的法律功能和法治意義。不過，我們必須先行弄清一些關於守法的迷思。說香港人都守法，這可從日常的經驗就可看到這個說法是不準確的——只要簡單問一問，有多少人過馬路時會完全遵守交通燈號？有多少人駕車時會完全按照時速限制？有多少名人、高官和普羅市民有違例建築（僭建）？

當然，這種違法行為與公民抗命涉及的違法行為，性質是不同的；人們也會說這些違法行為雖然存在，卻無損法治，因為人們總能為這些違法行為找到一些合理的原因。不過，這已指出對法治的影響，不在於公民是否守法，而是公民不守法的原因是否合理。公民抗命雖然涉及違法行為，但必須出於公義的訴求。

法治不止於維持社會秩序

不少人認為法律的主要功能就是維持社會秩序，故此守法精神非常重要，假如沒有法律，就難以維持社會秩序，法律也不能發揮管治社會的功用。然而，法治的目的，不單是以法施行管治，更重要的是以法達成善治。因此，法治下的法律功能就不止於維持秩序（當然這是重要），也包括訂立清楚標準指引人們的行為、分配、規限政府權力、提供讓公民合作的平台、解決紛爭、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實踐公義、進行社會改革、以及教育公民等。要實現可以規限政府權力、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實踐公義的善治和其他法律功能，就不能只講守法就可達到；就算維持秩序這項功能，也不可能只靠公民守法就可達到。

要以法律維持秩序，不單受管治者要守法，管治者也得守法；事實上，對法治存在更大威脅的，正是管治者不守法。因此，要使法治最基本的理解得以實踐，法治的目的就必須能夠做到限權，這是更高層次的法治要求和法律功能。

即使管治者都能守法，但只強調法治是以法管治的目的、法律維持秩序的功能，卻也沒有保證這些法律對所有人真的有益，能夠保障他們的基本權益。如果法治只是講求維持秩序，卻不問這種秩序是一種什麼秩序，不理會它是否一種能夠保障人們基本權利的秩序，那麼，這種法治和秩序對人的意義也是有限的，因為它可以是專制管治者的有效壓制和剝削工具，也由於有了法治和法律的包裝而有了認受性，令其行惡的效果可能更大。

任何法律制度都有一群既得利益者，包括掌握公權的官員。要透過制度的機制修正不公義的法律，一切都可嚴格依法而行，那麼，就只能依靠全部的既得利益者和官員都是很有自我批判能力，並會超越自利的思維，自願修正現行法律不公義之處，把自己在制度內的特權剔走……；但從人類歷史看，這是甚難出現的。

公民抗命難以濫用

這也是公民抗命的意義，就是惟有透過法律制度之外公民的直接行動，喚醒其他人對公義的渴求，對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和官員施加壓力，那才機會改變不公義的法律。公民抗命的功能，正是輔助現有的法治制度去達致維持秩序的功能，並進一步把它完善化，使法治可以達成限權達義的善治。公民抗命對推進法治有積極作用，在法治的學術論說是有相當共識的，更可以說是法治論入門之說，只是港人一向對法治的理解有點局限而已。

至於說公民抗命會產生「不守法的滑坡效應」，那是對公民抗命的認識有着明顯的不足。公民抗命不是單純的不守法，在進行不守法的行為前，公民抗命者必須符合一系列條件——必是為了公義的訴求；必是用盡現有合法途徑，也未能實現公義的訴求；非暴力；要為違法行為承擔罪任。

公民抗命者願意承擔罪責，就已表明他們仍是尊重法律制度，只是希望透過有限度的違法行為，喚醒大家對公義的訴求，從而追求更美好的法治。

最終公民抗命是否能成功，完全取決於其他人是否會因公民抗命者的自我犧牲行為而受到感召。只要看到公民抗命的本質、各項嚴格的條件和賴以成功的要素，我們就可看到公民抗命受到濫用的機會其實極低，滑坡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戴耀廷：一場關於公民抗命與法律公義的對話

文章轉載自明報2013年7月17日

K大學是南非在種族隔離時代的一所大學，B是K大學法律學院的副教授，並在社會推動公民抗命的運動，爭取結束種族隔離的法律。C是K大學的校長，因B的社會行動而召見B。以下是他們的對話。

法律教授 卻教唆人犯法？

C：B先生，我收到投訴說你作為大學的法律教授，卻在大學外教唆人犯法。你可以給我一個合理的解釋嗎？

B：校長先生，我所推動的是公民抗命。

C：那不是一樣嗎？不也是叫人犯法？

B：公民抗命的確會涉及違法的行為，但公民抗命與一般違法行為不同，是因為違法的目的是出於公義，而非出於自利。有些違法行為是涉及暴力的，但公民抗命就必然是非暴力的。

C：法律就是法律，違反就是違反，無論出於什麼原因，叫人違反法律就是不尊重法律。

B：但公民抗命者是會自願承擔罪責的，那顯明他們是接受及仍尊重這法律制度的權威，不過只是希望透過觸犯法律去引發公眾去關注法律本身是不公義的，從而促使不公義的法律能改變過來。

Where do you draw the line?

C：你口口聲聲說是為公義，那由誰來說什麼是合乎公義？若人人都說自己是為公義，那麼人人都有藉口去犯法，那麼法律還有什麼用？Where do you draw the line?

B：當然社會對什麼是公義有不同理解，但那也不是說任何公義的理解都能成立的。起碼國際社會已接納了所有國家的法律都得保障基本人權，包括了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法律的終極目標就是要保障基本人權。若一項法律是違反基本人權的，那就是不公義的法律，公民就可以用公民抗命的行動去爭取改變這些不公義的法律。

C：我雖不是念法律，但你也不要欺我不懂法律。維持社會秩序不也是合乎法律公義嗎？人要遵守法律是因為法律是維持社會秩序的重要力量。人不尊重法律就是破壞社會的秩序。沒有秩序，人就會活在混亂中，人的生活和權益就得不到保障。

B：你是對的，法律的主要功能是要維持社會秩序，而我也認為維持秩序對社會來說是重要的。但我們還要問那是什麼樣的秩序？我們是否要維持任何的社會秩序，即使那是不公義、侵犯人權的秩序？人是否要不問情由地遵守任何法律、接受任何性質的法律秩序呢？

為犯法而犯法？

C：你還是未解答誰去決定什麼是不公義？若任何人都可以決定因那是不公義就不去遵守法律，那麼法律怎樣能維持社會秩序？即使你認為那是不公義的，你也不能違法去促進你所說的公義！你現在所倡議的無異是「為犯法而犯法」！

B：校長先生，看來你對公民抗命的認識真是很有限。如一位知名歷史學家所說，把公民抗命說成是「為犯法而犯法」，或是出於惡意歪曲，或是由於完全無知，二者必居其一。公民抗命的重點並不是在於違法那一點，而是這些為定義犯法的人是希望他們的行動能引發其他人的關注和認同他們的公義訴求。若其他人不認同他們所作的真是為公義，那些法律也不會被改變，但無論如何公民抗命者都會為他們的違法行為承擔責任。因此，最終決定什麼是公義，是交由社會全部的人。一些純為私利的違法行為，無論人如何解說那是為公義而行，公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最終也不會被認同的。

公民抗命 啟動一個反思程序

C：但你再高的理想也不可以叫人犯法！若人人都是這樣，法律的權威還何存？

B：校長先生，我想反問為甚麼公民應尊重法律呢？法律的權威又是源自哪裏？

C：法律的權威是源自制定它的國會，我們的立法機關。

B：那國會又是基於甚麼可權威地制定人人都應遵從的法律呢？

C：那不是很簡單嗎？我們的憲法賦與國會立法的權威。

B：但又是甚麼給予憲法這樣的權威呢？

C：來自制憲的制憲大會。

B：那它的權威又是從何而來？

C：來自人民！

B：但人民並沒有參與去選出制憲大會的成員啊？

C：人民最終接受了憲法並願意遵從不就可以嗎？

B：你所說是對的，但那不是說你也同意了法律最終的權威還是源自人民是否承認法律是有規範性的嗎？公民抗命就是要啟動一個反思程序，讓所有人去反思現行的一些法律是否應享有被人人遵從的權威。而思考的要點就是那法律是否合乎公義。

C：你要人人都去反思法律是否享有權威、是否合乎公義，那是否對人的要求過分一點？大部分人都只是會跟從法律的規定，而沒有時間好像你說那樣做的。那是不切實際的。

B：你也說得沒錯，大部分人都是懶得去想法律是否合乎公義的問題。但公民抗命就是要去喚醒他們。若他們不願醒來，或是醒了仍在裝睡，公民抗命也不可能成功。但你叫我連去喚醒他們也不去嘗試一下，我就不能接受。

C：你這種做法是相當危險的，一旦人人都這樣做，難道你叫政府天天都會因公民抗命就修改法律嗎？

B：對於你這樣說，我是感到困惑的。從你的角度看，穩定壓倒一切，即使那社會秩序是不公義的，但你不要忘記這種穩定是虛假的。不公義的制度所衍生的不公義，只會在社會內不斷蔓延，到了爆發出來時，對社會的衝擊會更大。所以，真正危險的是置不公義不顧，把它掃進地氈下去就算了。或許公民抗命真的是危險的，但那只是對既得利益者和專制的執政者而言，因公民抗命把公義及不服從的價值和思想注入了原本是順民的人心裏。那麼，無論行動最終是否成功，他們要繼續施行不義的管治都不再會是那麼容易的了。

C：你也說了，這種行動未必能成功。若你的行動不可能成功，但你卻鼓吹人參與，結果是參與的人都受損，你不覺得你要為此負上責任嗎？

B：我當然會為此負上責任，但每一個人也要對自己及社會負責。我不斷向人重複地說，在考慮參與公民抗命行動前，他必須慎重地計算代價。我問他們三個問題：你是否堅定相信不公義的法律要被改變？若是，你是否願意為這付上代價？若願意，你能付上多大的代價？或許，行動不會一下子成功，但參與的人都是在慎思下才決定參與。當然我自己也必須為這行動付上我自己的代價。

挑起社會矛盾和衝突？

C：你現在所作的是，只是挑起了社會內的矛盾和衝突。

B：我想我沒有挑起社會的矛盾和衝突，因那矛盾和衝突已長久存在，只是人們漠視了它。我所作的只是要讓所有人都得去直接面對這些矛盾和衝突，不讓人可以再去迴避它。

或許我是天真了一點

C：你認為公民抗命這種政治浪漫行為在我們國家有可能成功嗎？

B：或許公民抗命真的帶有一點兒政治浪漫，我也不知道它在此階段能否成功。但我相信關鍵在於人心裏面是否還有着一點兒的善，並我們能否透過公民抗命把這點兒善勾出來。或許我是天真了一點，不過我對所有人心內裏還可以是保留着那點兒善，還是有信心和盼望的。這是包括了那些在現行不公義制度下享有特權的人。

C：你所說的，聽來是充滿矛盾，公民抗命既是要脅迫人去做一些事，但你又說那是要去引發人的善。我實在不能明白。我見不到公民抗命怎可能成功改變得到不公義的法律，即使那些法律真的如你所說是不公義的。

B：公民抗命的確是帶有矛盾性的。那些公民抗命者是出於善而非出於恨去進行那些看似是脅迫的行動。他們的善是因他們見到法律的不公義，為了那些受法律壓迫剝削的人，他們不是要去傷害別人而是願意「自殘」。他們「自殘」的行為是要「脅迫」每一個人去面對自己的良心，就是要每一個人，包括了既得利益者，在自己的心田內搜尋那可能仍保留着的善，看他們會否基於某些人的無私、利他和自我犧牲的行為，而能夠超越自利的思維，讓他們裏面仍存的善去引導他們去與其他人去商討何謂共同的善，尋求共識，以使法律能變得公義一點。

不要再留在大學法律學院？

C：我沒時間理會你說的一大套歪理，你在外面做什麼，大學也懶得理。但你是在大學教法律的，你的學生以後要當律師或法官，他們的職責是要執行法律，也就是要人去守法，你現在所作的對他們會產生負面的影響。若你要繼續推行你的社會運動，我也沒興趣阻止你，但請你不要再留在大學的法律學院了。

B：校長先生，你好像忘了我們大學的教學目標是要幫助學生去堅守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包括了基本人權、公義、平等和言論自由。大學也是要協助學生去積極參與改善社會的行動，以促進人民生活進步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我看不到我現在所作的與大學的教學目標有什麼不符。反之，讓學生去思考公民抗命的意義，是實現這些教學理想的一種有效方法。我們在法律學院教導學生，並不是要訓練出一群只懂操作複雜法律條文及程序的法律技術員。我們是要建立起一隊能維護法治的專業法律團隊，而他們所要維護的法治，不是那種不問法律內容就去遵守的低層次法治——「有法必依」，而是法律須能實現公平、公義和人類尊嚴的高層次法治——「以法達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