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精英共識政治的終結：全球「本土主義」興起之謎

文章轉載自信報2014年2月17日

二十多年前，冷戰終結，「全球化」一度成了「潮語」，似能解答一切，世界也彷彿步進大同，再無國族疆界，只有普世大愛，最社會主義的理想，通過最資本主義的方式，快將實現。

諷刺的是，在過去數年，趨勢卻剛好相反。不少看似互不相干、主張限制外來者的本土主義分別興起，像以往相對「包容」的瑞士通過限制新移民的公投，有排外政綱的政黨在平和的北歐國家丹麥、瑞典、挪威、芬蘭紛紛崛起，獨立公投亦將在蘇格蘭舉行。這波全球化時代的本土思潮，和舊有由國家鼓動的愛國主義、政客宣傳的民族主義都不盡相同，我們可借用美國評論員Leonard Zeskind 二○○五年發明的名詞，稱之為「新本土主義」(New Nativism)。無論對其是否認同，我們必須明白這不是個別事件，而是一個結構性現象。但這個「結構」是什麼？

近日新加坡鄭永年教授發表文章《21世紀的政治秩序與危機》，雖然探討對象是世界整體秩序的失衡、特別是亞洲面對的管治危機，但用來解釋上述問題，也有相當啟發性。在鄭文基礎上，筆者嘗試分享一些延伸思考，以略述全球本土主義興起的六個原因：

一、鄭教授認為，全球化經濟體系令各地政府的自主權弱化，愈來愈受外來資本影響，傾向商界利益。進一步分析：即使部分外資無意干預本地政治，也會通過房地產一類投資，或其他跨境貿易圖利。無論是投資銀行還是水貨客，特別是和本地社會缺乏互動的，都會被視為影響本土民生的寄生者。

二、鄭教授認為，全球化產業以金融、資訊科技為新貴，缺乏實業，卻能隨時抽走資本，比工業時代更導致貧富懸殊，令原來產生「共識政治」、立足本地的中產階級失去影響力。進一步分析：這些中產部分下流到底層，喪失尊嚴，追本溯源，也出現排外情緒；另一些則轉型為全球化精英，與本土距離愈來越遠，進一步失去本土中產原有的穩定功能。

三、鄭教授認為，全球化人口流動令不同階層都面對外來者挑戰，表現突出的新移民不滿對待，亦要爭權。進一步分析：各地引入新移民或外勞，自有其經濟原因，但一般群眾不一定得到好處、有時「滴漏效應」根本不存在，卻能親身體驗箇中不便，令本土運動特別得到基層支持。另一方面，當代新移民維繫和母體的聯繫、或不斷流動，都比從前容易得多，往往沒有誘因落地、融入當地，卻懂得利用外來資源提升在新社會的權力，也令矛盾激化。

四、鄭教授認為，全球化民主令政府被民眾要求保護本土、增加福利的壓力愈來愈大，但這和全球化經濟體系的設定卻背道而馳。進一步分析：由於各國政府在民意壓力下，承諾的福利愈來愈多，亦容易被拿來和其他政府比較，面對經濟危機時，只要削減福利，本土思潮更容易成為主流思想。

五、鄭教授認為，全球化資訊革命令一般人真正能掌握自己的權利，弱化原來的精英共識政治。進一步分析：資訊革命已大幅度降低走入精英階層的門檻，無論是專業界別的親建制精英、還是學院派的反建制精英，都失去一般群眾尊重，也令原來一度成為精英共識的「普世思維」被推倒重構。

六、鄭教授認為，互聯網令社會動員方式產生質變，人人都爭取到議題設定權。進一步分析：關鍵是實時(real-time)資訊發放的智能手機產生後，原來居於權力最底層的群眾，已通過自己的最大優勢：時間，打破了精英對大眾媒體的壟斷，而這卻是最難從全球化直接受惠、對外來影響最不滿的一群。

樂觀主義者認為，上述種種不過是陣痛，「imagine there's no countries, nothing to kill or die for」，最終世界還是會大同。

理論上，也許是的，但「最終」假如是一千年後，陣痛就不止是陣痛了，只爭朝夕的一代，卻會發現在可見將來，各地本土主義必能維持相當實力，就算走到世界哪角落，都一樣。

庫斯克：誰是香港人？

文章轉載自庫斯克網誌2013年12月22日

Wong MK：身分認同有不同層面，這篇提到語言口音、法律以及文化三方面。

寫在前面：難得今次的文章不是放在收費版。其實因為是「導賞」，所以我沒有加入太強的個人意見，我提出社會出現「溝淡論」時也有說明原因的。在這裡加個補充，審批權的左右不同看法裡面，我比較傾向支持經濟條件審批。But anyway, 審批權這東西，比方潤兄拍拖或者真普選更遙不可及。要爭取就要靠民氣，就好像雙非配額一樣。（原文載於2013.12.22《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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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科「今日香港」單元裏面有「身分認同」這課題。通常我會在第一節課問學生這個問題：「誰是香港人？」這個問題，可以很容易答。有的學生會答「我就是香港人」，有的會答「有香港身分證就是香港人」。當加入不同的條件之後，這問題便沒那麼容易回答。例如「如果是未有永久居民資格的新移民呢？」、「如果是南亞裔人士呢？」、「如果是菲律賓人呢？」、「如果是外國公民呢？」懂港式粵語的才是香港人？

其實不止學生會覺得難答，很多一般市民也會覺得複雜。在很多人心目中，「新移民」、「操大陸口音的人」、「印巴籍（裔）人士」、「西人」未必等同香港人。根據平日觀察，香港社會對「香港人」的主流看法是，能操流利香港口音粵語（那是有別於廣州的粵語的）華人，才是香港人，所以不會說粵語的華人，人們也不會當他們是香港人，而能操流利粵語的非華人，也只有看似中產的（例如喬寶寶、利君雅），人們才會覺得他們是香港人。很多懂流利粵語的基層南亞裔人，一般人也會當他們是異類。

最近終審法院裁定新移民申請綜援的七年限制違憲，判詞中提到《基本法》第36條(註)，條文指所有「香港居民」有權依法享有社會福利，包括申請綜援。這個判斷對於很多人來說是晴天霹靂，原來《基本法》條文裏面，「香港居民」和「香港永久性居民」是有分別的。

永久居民 = 香港人？

在不少人心目中，香港永久居民才算是香港人。換句話說，上述操流利香港口音粵語的條件之上，還要加上持香港永久居民身分證的，才算是貨真價實的「香港人」。根據這個原則，那些未取得永久居民身分的新移民就不是他們心目中的香港人了。所以每當有涉及新移民要求更多社會福利的時候，社會的反應通常是一面倒的負面，因為社會普遍認定了他們就是外人。

回到「誰是香港人」這老問題。以身分證來定義香港人身分認同的主流想法，可追溯到1949年中國赤化，港英政府因為大量難民湧入而封關和發身分證明文件開始。到後來實施抵壘政策，很多內地人像參加《飢餓遊戲》般不惜冒生命危險偷渡來港，為的就是一張身分證和其象徵的香港人身分。有身分證就等於香港人，有其歷史背景。到了現在，人們還是普遍接受用七年時間取得永久居民身分的內地移民就是香港人，他們有資格申請綜援、公共等社會福利也是天經地義。「永久性居民」這幾個字，其實是香港人劃分我者和他者的一條心理分界線，所以當綜援七年限制被裁定是違憲的時候，香港人感覺像天塌下來一樣，除了是因為新移民會掠奪香港資源的印象之外，就是因為這一條心理分界線。

實際上現在的「香港居民」享有什麼社會福利呢？其中一個主要的例子是公共醫療福利。現在不論是新移民、在港工作的外籍人士，以及外傭，也屬於可使用公共醫療系統「符合資格人士」。此外，一直以來，未滿十八歲的新來港人士也享有基本的社會福利，包括接受教育和申請綜援的資格。上述的政策沒有受到非議，大概是因為社會接受那是基本的生活保障。

雙非 = 香港人？法律vs.文化認同？

這幾年來雙非孕婦問題成了香港本土主義的催化劑，雙非孕婦產下雙非嬰兒。根據終審法院在「莊豐源案」的判決，在港出生的雙非嬰兒自動成為香港永久居民。上文提到香港人把有永久居民身分的人等同於香港人，那雙非兒童算不算香港人？

對於很多本地人來說，他們雖然是香港永久居民，但他們父母都不是香港人，而且大部分都住在內地，所以他們只是法律上，而不是文化認同上的香港人。當雙非兒童來港報讀幼稚園和小學的時候，造成了北區學額緊張，香港社會對雙非兒童及其家長的負面情緒，可謂火上加油。在很多人心目中，雙非兒童不是香港人。

不少雙非兒童需要跨境上學、光顧香港的寄宿服務，或者在香港的親人家中寄居。他們長大之後可以選擇在香港定居就業，融入香港社會。他們的身分認同會是怎麼樣的，這肯定是教育研究論文的好課題。

少數裔人士 = 香港人？

很多時候，我們為了證明香港是個多元文化的社會，便會拿演員喬寶寶和陳明恩、新聞主播利君雅，以及棟篤笑藝人阿V做例子。事實上，在香港人心目中的非華裔香港人，通常是指能操流利粵語、社經地位至少是中產階級的那些人。很多從事低收入工作的南亞裔人士，在很多人心目中只是「阿差」，即使他們很多人的家族已經在香港居住了過百年，也是如此。

「新移民來歷不明」的想像

早陣子喬寶寶在港居住超過二十年的妻子申請特區護照不成，社會才發現原來香港入境政策原來比想像中嚴格，人們也不免拿入境政策對中國公民的寬鬆來對比。現時的每日150個內地新移民配額，審批權不在港方。這種不能決定移民入境資格的奇特制度，難免會製造「新移民來歷不明」的想像。

收回內地來港審批權 問題可解決？

終審法院判決一出，香港社會主流民意一致要求取回審批權（有心的網友甚至找出了梁振英選特首時說香港應該取回審批權的截圖）。對於比較左傾的人來說，收回審批權可以減少內地公安部門從中取利，或者以假結婚來港的可能，令更多真正需要家庭團聚的人可以來港；對於比較右傾的人來說，收回審批權可以加入經濟要求，例如要求他們在港的家人有一定經濟能力供養他們，這樣便可以減少新移民領取綜援的數字。當然，左傾的意見會認為團聚是人權，右傾的意見會指出世界上不少地方的團聚移民申請也有嚴格的經濟條件審查，團聚權也要考慮實際因素。

新香港人？移民政策要令市民信任

中港矛盾日益加劇，每年數萬新移民來港，也令「香港人」和新移民的矛盾加劇——選舉時出現的種票案件，以及跨境旅遊巴投票大軍的報道，令愈來愈多人相信「溝淡論」不是空穴來風；而雙非學童、綜援司法覆核，以及將會出現的公屋申請資格的司法覆核，令香港人對新移民的猜忌日深。除了新移民，還有每年人數愈來愈多的內地生，也令年輕一代陷入了「被換血」的恐懼之中。

內地官方媒體提出了「新香港人」的概念，那是指從內地來港對香港有貢獻的移民。既然有「新香港人」，那麼「舊香港人」如何自處？在這種猜忌日深的環境之下，「新香港人」在香港變成了等同於殖民的貶義詞。

事實上，任何人口結構步向老年化的社會也需要移民。不論是每日150個的移民、優才計劃那些專才、持工作簽證在港打工的人才，抑或是在港留學的學生，理論上他們可以令香港的人口結構更加有活力，長遠有利經濟發展，不過大前提是政策得到市民的信任。

在民主社會，如果社會主流意見認為留學生及移民政策，以及新移民福利太寬鬆的話，政府肯定會調整政策，那是正常不過的事情，社會矛盾也會得到解決（當然也有失控的時候，例如法國和新加坡的暴動）。可是現在的香港不是這樣，特區政府事事聽命於北京（和西環），無法回應市民對於移民政策的訴求，加上香港政府認受性到達歷史新低，要市民相信政府的移民政策是以社會行益為大前提而沒有政治陰謀，根本沒可能。結果香港就好像一個不能打開活門的壓力煲一樣，不滿得不到疏導，就會滋生恐懼、仇恨和極端思想。

註：終審法院判詞的提問：加設限制 社會目標合理？

（47）到底在基本法第36條（即所有香港居民都有權依法享有社會福利）上加諸（居港）7年限制，所追求的社會目標是否正當合理（legitimate）？加設相關限制，又是否跟達至該目標有合理關連？這正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白蓮達：本土意識是如何煉成的?

文章轉載自輔仁媒體2013年6月8日

近日，香港掀起打「雲」熱，學者兼文化評論人陳雲根在Facebook 的言論受到各方人士的批評，如果大家只關心他在Facebook的言論，不如好好讀他的著作。 2011年底，他寫的《香港城邦論》出版，各方人士的評論絡繹不絕。支持和反對者皆有。如果真正讀完 《香港城邦論》的人，再對照香港的情況，根本不會胡亂鬧陳雲根，事實上，書中的論點真的能夠經得起考驗。

在英殖民時代，港英政府不會刻意培育香港人有本土意識，回想三十年前，根本無人有這個意識，遑論提出來。就算有，也只流於流行曲歌詞創作層面，例如《香港.香港》、《東方之珠》等，到黃霑寫《問我》，極其量只是個人主義抬頭，並非本土主義崛起。不過，港英政府亦有道義，她提供土壤，使香港學術出版及言論皆受保護，而很多文化和傳統習俗都能保存。

六四事件之後，人心惶惶，移民潮一直持續至九七前後，九十年代是筆者讀大學的年代，創作仍然興盛。當時學院的老師開始思考香港人的身份問題，也是外國學者對香港的文化身份感興趣的原因。幾位老師都用「夾縫」(in-between）這個詞彙，去描述香港人身處的境況，亦有教我們看西西的 《我城》，西西是香港本土作家，《我城》在當時（七十年代）來說乃創新的嘗試。「夾縫」的確突顯了香港人身份的曖昧和尷尬。可是，這只是很表面的理論，到底香港人應該怎樣看自己的身份？ 最終無提供很實在的答案。原來，答案必須由香港人自己去尋求，別要他者（The other）給你答案。 因為他者只會給你一個預設的答案（presupposed answer），而當中已有他者的既定立場。

2003至2009年，是本土意識的醖釀期，沙士、廿三條立法、五十萬人上街、拆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之後的反高鐵，保衛菜園村等等，本來香港的社運界組織了很多活動去抗爭，非常有建設性，這也是本土意識最熾熱的時候，可惜，沒有人提供論述，抗爭過後，火炬熄滅。

2010年以後，由D&G 事件引發的一連串和香港本土有關的事，香港的政黨無為市民出聲，反國民教育、反對新界東北發展、反雙非、蝗蟲論、反對殘體字、反走私（水貨）客、限奶令、甚至碼頭工運等等，社運及左翼各為其主，他們或許要幫有關人士反對或爭取權益，但他們更希望自己頭上加頂光環，令自己的社運事業長做長有。是的，他們會幫大家罵政府，去遊行、唱k，但過後，大家爭取到甚麼？ 反對了甚麼？

 中共在其掌政之年不希望看見香港獨立，但香港自治是必要的，因為當權者仍希望利用香港的優勢和位置抗衡美國。至於本土意識崛起是他們無法阻止的，因為九七後中共收回香港，他們根本讀不通這本寫了一百五十多年的書。 他們以為馬照跑、舞照跳，大家有飯開便行。政權移交後的頭幾年，中共還有些道義。現在則只認錢不認人，當香港人無學位、無工作，子女無奶粉食，無樓住，你說香港人會否跟你拼命？ 真正關心香港本土的，是維護香港人權益，為本土抗爭的人，那些叫大家要包容，要以普世價值為本的政治庸才，自己或家人都拿外國護照，香港有事就會同你 「拜拜 」，你還要信他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