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輝：不中聽的話- 如何以國際關係現實主義閱讀「佔領中環」之後 (三之一)

文章轉載自沈旭暉facebook2014年10月12日

本報練乙錚先生早前接受媒體訪問，分享對香港當下形勢的觀感，以「我很放心」為題。作為國際關係研究人，我從不是理想主義者，習慣了以結構和框架觀察問題，不得不直言：我很不放心。這波學生運動展現的激情，予人無限驚喜，令人很久沒有這樣的感動，那樣的哭泣，也完全明白他們在爭的其實不是、或不止民主，而是一份尊重。但坦白說，運動的成果，沒有改變我作為一個realist，一年前的文章對「佔領中環」本身，作為爭取民主策略的不認同。作為支持民主的人，我對人大的決定感到失望，對催淚彈的處理感到難受，但亦不認同一些朋友以「正義Vs黑暗」的態度，向學生解釋佔中的目標、警察的屬性，世界從不是非黑即白的。這篇文章不會是理想主義者所喜，但應貼近國際現實。

要知道北京會否退讓、怎樣才退讓，我們必須先問一個根本問題：為甚麼北京不給予泛民主派口中的「真普選」？答案與我的理念不同，但起碼大家必須了解，否則一切的理想和夢，都是鏡花水月。

先說為甚麼中國本身不行西方民主制度。須知不少第三世界的知識份子，思考模式確實和此間理想主義主導的學者不同，真心認為「西方民主」不能隨便移植，相信西方民主制度的（相對）成功，有兩大條件。他們認為有效的民主制度，必須有一前提，就是國民有「國家共識」或「核心價值」，投票才能真的挑選政綱，否則連「我們是否屬於同一國家」、或「我們國家是否要有宗教」一類問題也眾說紛紜，投票的輸家就不可能願賭服輸。這類例子有很多，例如不少非洲國家投票，就是各大族選自己的人；埃及變天後，國民一半支持保守伊斯蘭主義、一半支持西化改革，誰也不服誰；烏克蘭是親俄、親歐分裂；泰國是城鄉矛盾；伊拉克是教派衝突等，都反映共識政治的失衡。美英等國原來也有類似矛盾，所以要通過「循序漸進」方式，在原來的邊緣人被「國家共識」同化後，才賦予其投票權，例如英國投票權由有產階級逐步擴大到無產，美國公民權由白人逐步擴大到黑人。不少第三世界領袖也認為，西方通過昔日的殖民地資源，用外部方式，化解了部份民主化過程的矛盾。由於中國的社會矛盾明顯，國家核心價值不足以融和不同身份，加上有潛在資源危機，一旦全盤民主化，社會就會由上述分裂主導。──以上論述充滿爭議，但重要的是，這是中國內地的主流思想，而且在阿拉伯之春產生不少「非成熟民主政權」後，在全球得到的共鳴也不少。

不少支持香港民主的朋友，其實也認同上述論述，只是認為那是中國內地的事，「香港已ready」。問題是，中國是高度集權的單一制國家，北京一旦確認香港的「地方共識」或「核心價值」，不同於國家共識，那隨心所欲的普選首長，就是對國家政體的改變（承認國家存有多於一種能產生管治的核心價值），日後更難以中央的「國家價值」，整合新疆、西藏、台灣、城鄉等各種矛盾。在過去十多年，北京認為香港人心遠遠未回歸，連溫和建制派也聽不下去，因為連他們也是「只按香港人自己的立場看問題，沒有充份考慮國家利益」，這次只是總爆發。

加上根據基本法，香港的自治權限很高（起碼高於同樣是被授權的蘇格蘭），行政長官的權力確實很大，有點像昔日的港督，而昔日港督主要不是管理內部（那是布政司的職責），而是負責英國在遠東的國家利益。假如行政長官不能照顧中國國家利益，北京覺得是國安危機。舉例說，假如北京要通過香港的中國銀行向北韓匯款援助，這屬於國家外交層面的事，但被廉政公署發現了，若不認同中國價值的行政長官公事公辦，就會破壞外交利益（類似事情，港督在殖民時代辦過不少）。近年普京把一些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的民選首長變成委任，用的也是同一原因。這種觀點，基本上是單一制國家的心魔，有沒有可能破除？極難。

至於甚麼「美國以香港為重返亞太基地」、「借香港向內地輸出顏色革命」等漫天陰謀，在一般港人看來遙不可及，但我們必須從制度的框架理解之：習近平上台後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把由外交部到港澳辦都包含在內，對港政策和對美政策被北京高度掛鉤，即使他們不是真心相信外國勢力論，這樣一掛，也可以隔山打牛，對反制美國重返亞太宣示「決心」，同時對內地的親美自由派殺雞儆猴，畢竟中國內地早晚也得民主化，更可能是以現在人大定義的所謂「香港模式」為樣板，假如香港出現被標籤為收授美國援助的行政長官，北京就擔心有連鎖效應。自此，北京對港政策不再以和諧為主軸，變成國家安全主導，於是出現了人大對香港的決定。而這個在香港充滿爭議的決定，在以上述方式思維的朋友眼中（這可是中國精英的主流思考模式），不但「順理成章」，而且「寬宏大量」。

根據以上北京思維，所謂普選門檻的真正關鍵，其實只有一點：北京要有否決權，確保它不信任的人不能當選，其他一切條文，都是虛的，但權不能落在「對方」手，是實的。不滿意、拒絕「袋住先」的朋友，可以怎樣爭取改變？在純理論層面，選項如下：

（1） 改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權；

（2） 改變香港作為中國一部份的事實；

（3） 改變中國以國家安全處理香港問題的模式；

（4） 改變香港情況以符合北京要求（例如把行政長官降格，真正權力由中央委任代表統領；或通過針對外國勢力的國家安全法）；

（5） 改變香港核心價值，將之與中國國家價值趨同。

「佔領中環」的策略，理論上目標是（3），用的方式不是說服，而是施壓，最大本錢不是武器或金錢，或「提高管治成本」，而是悲情的道德高地。但這不同甘地的獨立運動，本來就有民族自決的道德高地，對手是接受國際規範制約的英國；也不同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本來就有種族平等的道德高地，對手是能夠以憲法修訂國家價值的美國。北京的香港民主方案，畢竟沒有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協商或選舉產生」字眼，各國只會說「支持港人在基本法框架內爭取民主」，這和甘地、馬丁路德金的處境有根本不同，全球人民會同情，但也只能同情；群眾能施壓的其他效用則十分有限，而且與悲情效果先天對衝（組織者反而要強調運動對金融市場沒有影響）。結果，香港群眾既沒有國際籌碼，也沒有多少內部籌碼，還沒有國內民意支持，對手是共產黨，則受更少規範制約。本來在零和博弈，爭不到也沒有甚麼，可以持久戰。問題是在北京眼中，「佔中」即使成功，也不會改變（4）、（5），而「提高管治成本」會被強硬派演繹為（1）、（2）（「外國勢力介入與我方爭奪香港控制權的社會運動」），結果反而是強化了（3）的「正確性」，和日後進一步的強硬作風，而不是弱化了（3）。

三子提出「佔領中環」時，原劇本是以此討價還價，假戲真做的後備劇本是在發動運動後被捕，喚醒一代人心。但群眾卻不會跟隨其劇本，也不會把目標局限在普選，必會令運動變成一代人的盛宴，展示與上一代框框條條不同的生機、由下而上的新規則，確立新一代的身份認同，才符合新一代的理念。連香港群眾也看得出三子的「陽謀」而要改劇情，完全現實主義主導的北京，怎可能跟隨三子的原有劇本？只會利用這難得機會，把對方視為他們術語的「左傾盲動主義」，引蛇出洞，儘量向大眾證明香港存在的種種所謂結構性問題，例如「學生被西方教育的學者影響」、「反對派領袖接受疑似美國獻金」、「法律界不重視國家利益」等，儘量不清場，以求民情改變，得到一次過整頓的認受性。而在過去一年，「佔中」的原有劇本，基本上是按著北京和香港群眾各自的意願去改寫的，結果新世代贏得了身份認同，北京將強化強硬方針，要爭的目標卻更難達到。不少開明建制派不同意佔中，不是糾纏於那些民生影響或交通擠塞，而是預示了上述發展，擔心要是北京真正定性香港為「準新疆問題」地處理反對派，可能民主爭取不到，連自由、法治也失去，造成新一波移民潮，而面對這趨勢，反對派又只能以更激烈的方式回應，落入無窮的循環，除非有高人出現煞停，但就算有高人，也失去法力了。這些只是從國際關係的角度的粗淺分享，純粹現實主義分析，不涉任何價值判斷，但相信隨便找一個中英美法現實主義學者推演，例如曾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首席顧問的Jeffrey Bader（見其華盛頓郵報訪問），結論也大同小異。至於「我很擔心」，才是我的主觀情感流露。

相關文章： 

第一篇：不中聽的話：如何以國際關係現實主義閱讀「佔領中環」之後 (本文)

第二篇：「夢之行者」──如何以國際關係建構主義閱讀「佔領中環」之後

第三篇：「不中聽的話」之「一年前的話」： 如何以政治科學規範，閱讀甘地沒說的話，與「佔中」的宿命 

一個高級公務員的自白：為甚麼我不認同佔中但支持學生

文章轉載自Simplistic Contrarian 少智慧/逆思考2014年10月3日

這幾天新聞鋪天蓋地，social media帖文亂飛，大家爭相參與的參與、表態的表態、歸邊的歸邊、中立的中立、批判的批判、感性的感性。我看熱鬧之餘卻感到困惑，特別是看到一些自小相識、背景相近的同輩，在事件上的想法卻完全迴異，他們憂慮甚至反對學生運動的立論和理據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並非我不能夠接受有人有這樣的想法，而是很難想像是怎樣的經歷令他們產生了這些想法，相識數十年的朋友彷如擦身而過的路人般陌生，令我開始質疑問題是否在於自身。所以我抽離思考整件事件背後，這是我被進一步洗腦前的備忘錄。

首先利益申報，我有利益衝突－我受公帑薪水（出賣肉體和部分靈魂），立場保守偏右傾（認同市場經濟小政府但在思考資本主義壟斷），厭惡講了無需負責的政客（工作關係令我對建制和泛民兩邊都很反感），不認同佔中（但從無打算簽反佔中），有條件移民（上次有機會我選擇留港），父母都是逃共分子（對共產黨反感但不會對抗），無大陸生意（但有人民幣存款和H股），受香港經濟影響不大（好壞都不會太受惠或受害）。可以說如果佔中不幸令香港出亂子的話，我的機會成本很低，所以假若你認為我在說風涼話，我真的沒有可以辯駁的餘地。

我一直希望佔中不會發生，或者發生也只像濕水煙花般火花不多不能持久，歷史特別是中國歷史告訴我們與強權抗爭絕大多數情況不會有好結果，而即使少數情況出現也大多只是那幾個精於權術謀略的野心家得益，黎民大多作了犧牲品。廿多年工作需要緊貼時事觀察，即使加上近幾年北京對香港態度轉變，我仍一直以為，只要北京維持選委會八分之一入閘，在提委會組成上留些幻想空間，再加一些家長式的苦口婆心，那現實的香港人必定會「袋住先」，溫和泛民也有轉軚的借口，而甚麼公民提名、佔領中環、國際標準、真假篩選都只會變成背景雜音。然後大家繼續生活，就像沒事發生過一樣。

一言以蔽之，苟活了四十多年的我犬儒。再說白一點，近年來我已對香港人（包括我自己）不抱甚麼希望。

結果是8月31日人大常委決議的三度大閘，跟着是北大人你要也罷不要也罷的言論，再來是政府「袋住先」的宣傳（應該是人大常委還沒有定稿前已拍好），泛民不論溫和或激進及他們的支持者或同情者的反應應早在預計之中，在位者和建制派也將反應定性為自身利益（能否入閘）和情緒發洩。而事實上，整個9月上半泛民的反應與小孩「𦧲地」無異而且極度溫吞水，令人以為北京跟洋蔥圈的「公我嬴、字你輸」策略竟會成功，然後除了拿龍獅旗或者戴V煞面具的人可以繼續表演外，其他的香港人縱有百般不情願也只有認命，方案通過的話只是在提委會選完之後（不要忘記提委會即選委會，而選委會過半是現時當選的標準）再由香港市民去蓋個章確認，否決原地踏步也只是香港人活該。

這裡要先交代一些魔鬼細節，人大的決議有幾個關節眼值得注意，而大部分評論到目前在這幾點上其實不甚了了。第一，決議指明提委會產生二至三個候選人，律師友人（對基本法有研究的，不是一般的事務律師）指出，這代表不可以多於三個或只有一個候選人的情況；第二，決議對提名委員會的提名及投票方式具體而微，規定每名候選人均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注意是全體委員，不是投票委員，也不是有效票數）半數以上的支持，但對全港市民投票方式留白，官方說法是保留討論空間。之後不斷有論述謂市民「守尾門」，用手上的票可以把不中意的候選人踢走。

然而上面提到的細節，確保了(1)只有一個候選人的情況不存在，因此亦不存在必然需要信任票（即必需取得超過50%選民或選票或有效票）的情況；(2)在二至三個候選人的情況，亦並非必然要求候選人要取得50%選民或選票才可以當選（可以是最高票者當選），而即使要求候選人要取得50%有效票，選民也沒有投白票去否決候選人的權利（白票不算作有效票）。疑點利益關係，或許現時我們不應過分陰謀論去分析，但形象地舉例，假如最後只有洋蔥圈、飯焦和左王剛作候選人的情況，即使40%選民投白票，洋蔥圈仍以20%票當選的可能性絕對存在。然後洋蔥圈就名正言順地得到「選民授權」代表全體香港人去施他的政。姑勿論篩選是否可以接受，這樣的普選授權制度本身只會製造更多合法性（legitimacy）不足的問題（起碼現時我可以說洋蔥圈即使間選也不是我選的）。

泛民、學生和民眾「情緒發洩」過後，我為這麼多香港人能夠如此勇敢而冷靜地走出來作大規模和平示威而感到驕傲，但仍不認同佔中的動機和訴求，到現時即使佔中遍地開花而且規模比所有想像都要大，我仍然現實地認為學民、學聯和佔中要求特首辭職下台、人大撤回決議是緣木求魚，認為公民提民根本是對錯焦的red herring（要普選有真正普及而平等的選擇，公民提名並非唯一方法？）。現時的佔中無疑是一個僵局，2003年的歷史亦不會重複（而我認為2003年百萬人上街逼使董生下台是一着錯着，只加深了北京對港人的猜忌）。

然而，我還是支持學生運動，不是因為我認為學生全對，而是因為我認為我們大部分人都弄錯了。對強權妥協、妥協再妥協，是香港人必然的選擇和結果嗎？事到如今，佔中最大的意義可能並不在於達致任何實際結果，而是讓我們這些在溫水裡差不多已經煮透的青蛙（一次extended slow cook)，一次政治覺醒的機會（有可能是最後一次，對上兩次已是89和03年），讓我們重新思考和尋回身處於香港作為香港人的內涵和意義。現時大多數的爭論都停留在運動本身的表徵、影響、演進和後果，但絕少有人追溯運動背後的歷史背景和政治意義，從而評論運動和決定立場。香港人特別是媒體和評論人近年似乎可能集體重金屬中毒，對於任何多於三個月前發生的事情都患上失憶。

事情其實要回到80/90年代，香港經歷82/83香港前途問題危機，84年人心虛怯時的士司機暴動，代議政制綠皮書發表，中英聯合聲明草簽，北京正式將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定為香港回歸的國策，85年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86年港督尤德逝世衛奕信上場，87年代議政制發展檢討綠皮書發表，88年港人爭取直選，89年六四事件，有香港委員（包括李柱銘、司徒華）辭去基草委一職，90年人大匆匆通過基本法（回歸後數次基本法解釋，以至現時的政制爭議，追本溯源都可以歸結於基本法草擬工作），收緊和放慢回歸後落實港人治港的民主化進程，92年彭定康取代衛奕信，預示對抗以達致英國光榮撤出（graceful exit）的策略，93年北京成立預委會，95年彭定康新九組變相直選引來北京文攻，96年北京成立籌委會，並且決定「另起爐灶」（成立臨時立法會）、取消「直通車」（即95立法局無法過渡97）。

整個過程其實都只是中英雙方的角力，北京與英國都刻意將香港人排除在外（「沒有三腳櫈」），但同一時間雙方都努力爭取香港民意（英國）或統戰香港各界（北京），以示自己代表香港利益。然而不論動機如何，客觀結果就是香港回歸與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及全面普選掛了鈎。直接地說，就是香港回歸（或被回歸，端看你的立場）這個「刁（deal）」，是包括了香港人可以維持與內地不同的制度與生活方式，在主權和軍事外交範圍以外的事情上自治，而且「最終」可以以自己的方式直接選舉政治首長及立法機關。

97回歸以來，北京對於這個「刁」的首兩部分還算數，但隨時間過去越來越明顯的是，第三部分香港的政治制度已經不能承擔香港社會所需要作而且必須作的政治抉擇，港英和特區政府這張信用咭過去累積的政治信用限額已經「碌爆」，政治作為消弭社會不同階層界別利益矛盾的機制已差不多完全失效，政府包括政治委任團隊和行政會議，以至立法會均沒有足夠的政治能量去推行任何富爭議性的決定。連帶沿用港英政府過去「行政吸納政治」模式、合法性來自政府延伸和立法會背書的各層法定組織和諮詢架構，也開始失靈。

這問題北京以至香港建制派未必不認識，董生2002年引入問責制，撇除去AO化的考慮，不無希望從行政主導過渡至一定程度的政治主導，而煲呔曾提出但從未實現的管治聯盟，也很大程度是希望增加政府的政治能量的嘗試，然而兩任行政長官都無法避免認受性由上任開始直綫下降的宿命，而回歸以來推行真正具重大政策性轉變的公共政策，只有強積金和最低工資，前者是中央公積金鎩羽後受財經業界支持的替代產物，而後者還是由西環出手才把商界的反對壓下去，相比之下，地鐵領匯上市均只是為勢所逼（財政赤字）。

與此同時，我們看到的是越來越多民粹措施與保守政策同時矛盾並行的奇景，例如公屋免租但拒絕租管，全民派錢但拒絕全民退保，推自由行但拒絕檢討移民政策，反映的是政府施政的困局。而洋蔥圈上場，競選的多場鬧劇已令他沒有過往兩任的疑點利益和蜜月期，過去兩年他領導的政府認受性亦重複同一軌跡直綫下降，而由於一開始基數奇低，現時政府的認受性可以說已經破產。在現時的體制下要求這個政府推行諸如三堆一爐、垃圾徵費、最高工時、全民退保、開拓新市鎮、甚至興建和規管骨灰龕等這些富爭議性、需要以公權力凌駕少眾利益的政策和措施，絕對是強人所難。而即使是立法會直選議員，也越來越明顯不再能夠駕馭形勢，經常落後於民意只能跟着群眾走（或者更進一步煽風點火）。立法會已成為製造而非解決政治問題的地方。

要解決這個困局，唸過政治101的都明白最王道的方法是改革政治體制，增加產生政治領袖機制的民主成分，並且增加政治委任團隊與民選立法會黨派的聯繫，從而提高政府的整體認受性，以及確保政策可以在立法會得到支持。然而，人大決議反其道而行，後果只會是日後政府管治更加困難，而政治信用卡「碌爆」的結果，將會是任何少數利益和壓力團體均可以「追數」，政府更傾斜於個別利益團體（並不限於財閥，公屋居民、工會、個別業界也都是「追數」的常客），尋租行為無日無之，公眾利益將只存在於口號或課本，而不再是政府施政的準則。政府的管治操作將只有利益、沒有政治。而當不同利益無法全部滿足（始終財政儲備有用完的一天），甚至這些利益之間產生直接矛盾（畢竟很多情況都是零和遊戲），結果只會是更大規模的動員和更直接的衝突。

我們可能永遠無從得知現任政府和香港建制派對人大決議有多大影響力，但如果這個比最保守的政黨建議都還要保守的政改框架是現政府和建制派一手促成的話，我們不禁要懷疑他們到底有甚麼想法。一個沒可能有政治勢力和立場輪替、沒可能容許在政治光譜上鐘擺的「普選」，真的可以讓政府得到應有的認受性去施政嗎？如果通過這樣的「普選」最後得到的是「A貨」認受性，我們會不會只是將政治炸彈推遲引爆，甚至令大多數人覺得受騙而日後引起更大的反彈？再說白一點，我們的社會合約（獅子山下精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大市場小政府）其實已經早已在不知不覺間失效，而要重建一個大眾接受的新社會合約，無可避免必定需要政治鐘擺，觀乎台灣的經驗，社會回歸正常政治運作和民眾政治想法成熟，是在政府從國民黨到民進黨再回到國民黨手上才算真正完成。

因此，若果今天不從香港政治體制上解決政治認受性的問題，明天我們只會見到更多因為政治機制失效而出現的更大規模衝突。所以一些論述謂香港需要循序漸進、太急進會引起動亂的想法，根本就是本末倒置。至於另一種說法謂北京需要考慮全國各地形勢，不可能冒險讓香港在政治民主化上走得太前，這是更加倒果為因的想法，政治體制就是為了解決矛盾維持社會穩定，北京若果因為維穩的考慮而不去根治香港的深層次矛盾，這樣真的能維持香港甚或內地長遠穩定嗎？除非北京已經決心以軍事和保安力量去解決任何香港可能出現的政治機制失效，否則香港未來深層次矛盾爆發時，香港和國家須付出的代價更大。

從這個角度看，學生的運動，尤其是現時這樣一個和平有秩的運動，其意義便在於避免將來可能出現的更混亂、更暴力的局面。如果香港人能夠覺醒這一點，我們便應當支持學生、保護學生、並且要求我們的政府趁現在還有機會去解決這個來自政治體制上的問題。擱筆之際，新聞傳來零星衝突的消息，示威者封鎖龍和路、封鎖政府總部。我相信這會令更多人對運動懷疑甚至反感。但我希望大家可以將眼光放闊一點，今天的小「亂」相對於未來更大的動亂只是小事幾椿。昨天到中環金鐘一帶看學生，最令我眼前一亮的不是井然的秩序或者學生的自發，而是學生四處張貼的「勿忘初衷」（爭取民主），我們的學生似乎腦筋比我們很多的成年人都要清醒，而我們對學生即使覺得他們有做得不對的地方，但又能否做到像香港第一代人（呂大樂所言）般包容我們的下一代？

然而，看着眾多舊同學友好紛紛藍絲帶藍衣，而且互傳一些來源可疑的文章，勸喻大家不要支持學生和群眾違法的佔中，我不禁要問：香港人，你覺醒了嗎？

P.S. 我沒有unfriend過任何人。

庫斯克：三個坊間常見的錯誤政治類比

文章轉載自庫斯克網誌2014年8月28日

隨著中共愈來愈強硬，以下的三個類比愈來愈常見，很多已經收編的人把這三個論點日論夜講，真的可以騙倒不少人。（如果覺得文章太長，可直接跳到結尾）

錯誤類比1－把北京政府與香港社會當作父母與子女關係：

這個說話在主權移交前已經有不少人用，那時候他們把香港主權移交比喻成回歸母體，祖國就是母親。祖國母親的說法，常見於文匯大公，2012年的國民教育諮詢文件(及之經抗議後的修訂版)也是把國家當作母親，要求中小學生膜拜。把國家當作母親，結果就是連整個中共獨裁政體也當作家長，把反對政府等同於不孝順父母。

當《基本法》寫明的07-08普選落空的時候，那些親共分子便說香港不能像吵鬧的小孩子一樣，一天到晚嚷著要這要那，令中央這個母親不高興。這種說法的例子包括知名梁粉紀文鳳的奀皮仔論，還有鄭耀棠的「餵奶都繼續喊」論。

更荒謬的，是那些把政府和人民當作父母子女的說法，有些人會說，政府為市民勞心勞力，你們得到了政府那麼多照顧，為什麼還要吵吵鬧鬧？為什麼有不喜歡的政策就要像小孩子般哭鬧？前者的著名例子是羅范椒芬教訓青少年，說他們最沒資格批評政府。

還有一種錯誤類比，是把整個社會甚至國家當作「一家人」，覺得社會就是家和萬事興，覺得現在的社會「家嘈屋閉」，這說法的例子是林奮強，他在文章中引用他兒子的說法，指香港家嘈屋閉。

其實抱這種觀念的人，大都中了那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五綱五常毒，他們的思想還停留在忠君愛國的層次。另一部份人進步一點，他們像一二次大戰的德國人，把祖國當作是父親，或者像蘇俄和中共洗了腦的那些人，把祖國當作母親，而獨裁政府作為這個祖國的代表，也像父母一樣要服從。

政府與人民的關係，是前者根據社會契約得到後者授權進行統治，後者有權更換前者。不要說這是西方民主社會的基本常識，連中共自己也是這樣說的，他們也自稱是人民的公僕，中央政府所在的中南海門口，也寫著「為人民服務」。這個世界有父母會自稱為子女服務的嗎？

錯誤類比2－把當香港當作一家大企業，有批評意見就不能「搞好」香港：

這個類比常見於那些所謂中產或以上的階層，或者被「正能量教」洗了腦的人。在他們眼中，整個香港社會不能有不同意見，只要大家都不反對，香港便可以發展。這種想法，會衍生出以下的說法：

- 大家正面一點，發揮多些正能量，不要常常投訴，事情才會好。

- 一天到晚在反對這個、反對那個，香港怎能發展？

- 為什麼大家不能齊心搞好香港？

- 政府官員已經很用心了，大家不要批評那麼多，令他們做不到正經事。

這種想法其實是把香港當作一家公司，全公司上下都有責任緊跟公司決定，把利潤極大化。這想法荒謬的地方是，社會根本不是公司。一個開放社會必然有不同意見，也有不同的階級和族群，他們理想中的社會可以不一樣。公司很多時候都是一言堂，是大股東話事，資方有權炒人，員工也有權跳槽。一個社會是不可能把不同意見的人「炒」掉的，不同意見的社會一份子也不可能隨便移民。

正正因為社會有不同意見、有不同的利益群體、有不同的意識形態信仰，所以才需要有民主制度去調和這些矛盾。那些認為所有人都應該「齊心搞好香港」的人的潛台詞是，你們不要質疑統治階層（包括高官和大企業），總之跟隨他們的指揮就行了。

有這種想法的人，他們或許是精英主義者，認為社會所謂精英必然是對的，或者他們本身自覺是精英、覺得自己就是社會贏家，覺得所有人都有義務跟隨他們。例子實在太多，我不想再拿GEM做例子了，總之你們身邊總會有三幾個。

錯誤類比3－把香港當作一個民主社會：

這個錯誤類比是最狡猾的，也最多人不自覺中計。

這個錯誤的最低層次表現是以為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是民選的，所以大家要「少數服從多數」，服從政府和立法會的決定。他們很多人連行政長官是小圈子選出也不知道，更不知道立法會有一半議席是功能組別，他們當然不會知道立法會是有分組點票制度。所以，他們不會明白為什麼佔有過半直選得票率的泛民主派永遠不能控制立法會，而且會反問你們為什麼要輸打贏要。

高一點層次的，會以為香港是個民主社會，所以中共及其代理人（包括土共和建制派，以及那些核突打手）在香港的行為，都只是民主社會不同意見的表達，或者是一般民主社會的政黨動員，是很平常的事。他們不明白的是，香港根本不是民主社會，現在的制度下，一切政策和資源永遠都是向親建制的一方傾斜，就算是執法，也是完全偏袒親建制的一方。親建制的一方做所有事情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阻礙香港出現真正公平開放的民主制度，以令他們尋租行為（搵著數）千秋萬世。這些搵著數的門路，簡直是罄竹難書，例如區議會選區劃界、土地政策、利益輸送、無視官員利益衝突、執法不公、地區撥款、教育撥款、行業政策等等，全都是著數。他們的所作所為，全都是有無限利益（大家看看8.17反佔中遊行）的，而且是有整個中共統戰和國安系統支援。

抱這種想法的人，會認為民間一切對於派錢遊行、白色恐怖、暴力恐嚇、收編傳媒管理層、反對聲音被河蟹、電視發牌問題、香港電台政策問題、23條問題、中共滲透的擔心都是杞人憂天、危言聳聽、麥卡錫主義，甚至反過來說你們的批評是「剝奪」親建制的言論自由，是民粹主義。這種說法的兩大旗手，大家不會陌生，一個叫周融，一個叫屈穎妍。

香港不是民主社會，那是什麼社會？香港是一個由獨裁政權控制的非民主社會，現在香港面對的情況，是類近《獨裁者的進化》裡面那種由假民主制度、小圈子特權階級、收編的媒體、被統戰的反對派組成的獨裁社會，而這社會背後操盤的，是一個惡名昭彰的獨裁政權。

結論：

花了這麼多字來解釋，應該又趕走了大部份會中計的讀者，真的矛盾。如果你能一口氣讀到這裡，恭喜你，你應該是清醒的一群。其實上述的三個錯誤類比，我在聲音專欄講過，那是簡短得多的版本，有興趣的話可以聽一聽（連結）。

陳雲：入門學法，出山破格

文章轉載自雅虎香港2014年8月26日

現代漢語的教學，是要訓練學生套入句式，特別是那些冗長的複合句型，是…的；真的…了、因為…所以、與其…不如、不是…就是之類。然而，中文的句型格式，真是這樣的嗎？

中文並無形式語法（formal grammar）及詞尾屈折變化（inflection），中文的句法是用意義組合（meaningul units）成句，之後句句遞進。語氣虛詞、邏輯虛詞，是在意義組合成句之後，才依照感情輕重和雅俗與否，補加上去的。一開始就學那些虛詞套式，是未學行，先學走。很多語文教師，也採用英文的標準，以為中文要做到句法複雜才是好中文。這就是當今現代漢語教學的癥結所在。

複雜的句型，是民國初年從西洋引入的，可以視為現代中文，但這是中文語言發展的最後一步，之前從古文來的簡單中文，學生必須先掌握好。即是說，現代中文的複雜句型，不屬於中文原有的，是破格使用，不是常態使用。

以尋常文史筆記為例，說明一下。晚清遺老徐珂（一八六九—一九二八）編撰《清稗類鈔》，一九一六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風俗類」一篇，有「粤人好鬬」一條：

粵人性剛好鬬，負氣輕生，稍不相能，動輒鬬殺，曰打怨家，非條教所能禁，口舌所能諭，嘗有千百成群聚眾械鬬之巨案。蓋大姓多聚族而居，多者數千家，少亦數十百家，與他姓一言不合，即約期械鬬，人數不足，則出重資雇人相助，如助鬬而死，給撫恤金；因鬬傷廢，給養傷金，其費用則出自祖嘗，或按田科派。游手無業者多樂受雇，雖死不悔。鬬時，揚旗鳴鼓，鎗礮交施，如臨大敵，可數日不解。地方官之框怯者，不敢出而彈壓，亦不敢問兩造之曲直，惟飛稟大吏，請示辦理而已。

這是淺白文言，容易讀懂，只有「稍不相能」的「能」能費解，乃和睦之意。《史記‧蕭相國世家》：（蕭）何素不與曹參相能。「框怯」的「框」，是約束、不敢出限的意思，框怯就是拘謹怕事。

這篇清朝歷史筆記用的，就是中文的常態。由短句起題，略敘其事，此是套式；之後演化成為長句，即為破格。「嘗有千百成群聚眾械鬬之巨案」，就是用長句顯示情節嚴重，此句的常態就是「聚眾械鬥，嘗至千百成群，頗成巨案」，然而這種短句累積的常態句型，不至於顯示情節之嚴重，故此採取一句長句到底的寫法。

換了是英國人寫這段話，會怎麼寫？他肯定不會這樣寫：The Cantonese are aggressive and militant.  They are hot tempered and may make light of their lives.  可惜，英文不是這樣寫的，這是未受教養的英文。即使最無文筆修養的，也會這樣起筆：

The Cantonese are such a militant type of people that they will not hesitate to give up their lives to fight for a trivial cause as long as they deem it right.  Quarrels among neighbouring villages that end up in massive fighting are not uncommon.

英文用such…that的句型，也有to…與for…，更有as long as.  Not uncommon是understatement（刻意否定）。英文這樣造句，並不是英文好複雜，好厲害，好有教養，造句什麼邏輯前後相關，而是英文的文章不得不這樣造句！他們的語言是形式語法，句型和修辭來自拉丁文學的套式，文雅的文章就該這樣寫。中文勉強學英文這樣寫，就是削足適履：

廣東人是一個為了瑣屑的、但自我相信的理由而相鬥乃至於毫不猶疑就放棄生命的族群。村落之間的鬥嘴釀成大型打鬥並不是不尋常的。

這也是中文，但這不是中文的常態，但我們的中國語文課，就這樣催逼學生去學這些破格的句型。以致我們的報紙、學刊，充斥這些洋而不化、令人不忍卒讀的文句。 

譚凱邦：大陸空牆才是樽頸 第三條跑道不起也罷

文章轉載自主場新聞博客2014年8月3日

(1) 每小時68班：這是機管局認為的最高班次(亦是現時情況)，兩條跑道，空牆存在(圖A的情況，北面航道不能使用)

(2)每小時82至86班：這是機場設計時的最高班次，兩條跑道，沒有空牆 (圖A的情況，北面航道全部能使用)

註：要達到這班次，近迪士尼的兩個山丘(大陰頂及花瓶頂)要削低一點，讓飛機盡快轉右離場

(3) 每小時102班：這是機管局及民航處認為，有第三條跑道及空牆消失，機場的最高班次

若空牆可以真的消失，情況(2)已經發生，機場以每小時82至86班運作，而不是每小時68班。我亦認為，為保住中華白海豚，為社會省回千多億，兩個山丘削低一點，是兩害取其輕，是值得。

若果空牆不能消失，那麼三跑道系統一定不能做到102班，那麼起來都沒有用。機管局一直不敢回答，若空牆維持現狀，三條跑道可以做到幾多班。

這就是機管局不敢告訴你的第三條跑道「絕望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