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當印度強人遇上中國強人

文章轉載自信報 2014年5月28日

剛當選印度總理的莫迪正式就職，這或是改變世界的一件大事，但本地媒體甚少報道，似乎不少華人對印度這強鄰的關注，及不上歐美日韓，也許還不及埃及和烏克蘭。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要推廣「中國夢」、打貪行「新政」、進一步弘揚「愛國主義」，卻遇上印度強人崛起，足以構成微妙化學效果，值得仔細參詳。

莫迪不像國大黨的尼赫魯－甘地家族來自政治世家，也不像其所屬人民黨的前任總理瓦傑柏伊是高種姓「婆羅門」出身，而是來自基層、低種姓茶販之子，在階級森嚴的印度冒起，本身便具劃時代意義。

雖然尼赫魯、甘地夫人等均可被稱為強人，但從莫迪的競選活動可見，以其「人民」背景煽動民粹的能力更強；沒精英政治包袱，打擊敵人的手法或許更狠。莫迪一直被指要對二○○二年造成近千穆斯林死亡的大屠殺負責，他卻一直迴避，甚至連「語言偽術」也拒絕使用，這在政界頗不尋常。近年印度民間對華態度愈來愈差，北京雖不視印度為主要對手，印度人卻當中國是主要對手，莫迪要是把「基層」與「反華」結合，即使不會即時挑戰中國，也會成為印度民族主義的強心針。

莫迪強調印度教在印度復興的重要角色，這對中國並不陌生，但他嚴苛的個人紀律，卻不是中方打慣交道的那類政客可比。作為獨身主義者，莫迪聲稱終生禁慾，雖曾在家庭安排下盲婚，但結婚三個月後就逃婚，且從沒性行為。這樣經歷，相信甚少華人能理解。

他律己甚嚴，據說每天只睡三小時，修心方法就是做瑜伽，這樣一個終身奉獻給印度教的人，無論怎務實，都不可能在文化層面作太大妥協。當中印邊境問題、甚至西藏問題被演繹為文化議題，乃至被借題發揮為衝擊印度文明，莫迪就很難不明確表態。

但印度人壓倒性選擇莫迪，不單是因其出身、宗教與民族情懷，他擔任古吉拉特邦首長期間令經濟起飛才是王牌。有華媒稱古邦在莫迪統治下成為「中國廣州」或「中國深圳」，這些稱號反令人難以理解其獨特之處，還是印度本土學者一針見血，稱莫迪治下的古邦，是整個印度唯一真正實行市場經濟的地方。

莫迪雖為虔誠教徒，但對引入外資、讓市場取代傳統制度、減低中央調控等方面較少包袱，加諸外商的限制也不多，主張讓經濟超越政治，因此有西方經濟學家相信，當中國經濟發展放緩、民族主義興起、加緊箝制外商之際，要是印度新領袖能大刀闊斧改革，或令原本流向中國的外資轉流印度。雜誌《福布斯》因此認為，中國才是莫迪當選的「最大輸家」。

莫迪就職典禮邀請了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觀禮，令人意外，主流演繹是他要傳達「包容」訊息，其實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和巴基斯坦進行跨邊界經濟合作，這足以打亂中國經濟部署。筆者認識的印度友人對莫迪上台大多充滿期望，相信他是期待已久的中國對手，問他們信心從何來，原因很簡單，一言以蔽之，「格食格」是也。

阿群：九龍電車維港橋

文章轉載自阿群帶路2014年4月30日

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點解港島有電車，九龍和新界無的？大家又有沒有想過，不少的橋，如三藩市的金門大橋、悉尼的港灣大橋，甚至因戰爭聞名的泰國桂河大橋等，都是世界著名的地標。為甚麼聞名世界的維多利亞港是沒有橋呢？其實，當我們今天想到這些問題的時候，英國政府在100年前已經想過這些問題了。或許，就是差少少時機，今日香港面貌會完全改寫。

1921年，英政府其實刊登了一個發展藍圖，這個藍圖非常精彩，包括了不少驚人的基建工程。首先，這個藍圖提出了維港大橋。這條維港大橋以中環畢打街為起點，一直延伸至今日的尖沙嘴廣東道，供汽車、電車、人力車及行人使用，是一條四合一的大橋。當時，英政府選在尖沙咀有其特別的原因。原來，尖沙咀火車站在1916年完成，成為歐亞鐵路的終點站。在那時，香港的中心在中環，過海的方法只有天星小輪。因此，這條維港大橋方便世界各地的商人去港島中環談生意。

  

電車行跨海大橋，觀賞維港兩岸景色，今日看來好像挺浪漫。其實，香港電車公司一早已打算在九龍建電車，甚至在1897年政府都授權電車公司在九龍鋪電車路軌。當時電車公司擬定的電車區域，有尖沙嘴、油麻地、何文田、旺角及大角咀，可見都相當完滿。不過，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或辛亥革的緣故，九龍電車計劃1910年左右被政府擱置。到了20世紀20年代初，戰爭完結數年，政府打算興建維港大橋，重提用電車路軌連接九龍與港島。

當時電車公司計劃在彌敦道及太子道(當時叫英王子道)交界建電車總站，位置大概是今日的太子地鐵站。電車路線主要有兩條：一條是彌敦道直接出尖沙咀，乘客經維港大橋，連接港島的電車路線，或乘搭天星小輪過海；另一條是則經「啟德濱」，然後沿海去尖沙嘴。

「啟德濱」其實是20世紀初何啟與區德在舊機場附近的一個住宅發展的項目。他們在九龍灣填海，位置大概是今日舊機場。填出來的土地，稱為「啟德濱」，其實，何啟在1914年已經死了，只是區德重情義，用地方來紀念好友。

不過，1920年代的香港其實相當動蕩，既發生了三次大罷工，如1922年海員大罷工、1925及1926年省港大罷工，全球經濟又進入大衰退，如1929年全球經濟大蕭條，政治動蕩及經濟蕭條打擊了政府的規劃及商人的發展。最後，何啟及區德的「啟德濱」住宅銷情極差，項目發展失敗。政府最後也決定擱置了這個維港大橋及九龍電車計劃。

阿群每次去尖沙嘴都愛到海傍走走，儘管聽到的都是普通話，但看到維港景色真的百看不厭。維港有橋會不會更美呢？阿群不知道。反正歷史無如果的。

林卓廷：圍標是怎樣煉成的

文章轉載自蘋果日報 2014年3月31日

近年政府推動樓宇維修圍標，加上樓宇老化，造就龐大的樓宇維修市場。

每年全港大廈維修金額超過100億元，每戶動輒負擔數以十萬元計的維修費用，令小業主壓力沉重。

集團的猖獗程度，已經到了無法無天的程度。集團由管理公司、顧問公司、工程公司等組成，他們千方百計試圖收買個別的法團成員，串謀誇大工程的費用一倍甚至兩倍，然後層層分贓，謀取暴利，明目張膽從小業主的口袋掠奪血汗積蓄。在圍標的過程中，往往涉及貪污、欺詐、刑事毀壞、刑事恐嚇等嚴重的罪行。

多年來，圍標集團以威逼利誘的手法，甚至串謀黑社會分子，迫使競爭對手放棄投標。個別未有「埋堆」堅持投標的公司，在投標過程中，會被圍標集團不斷刁難，例如將合理的投標價格誣衊為「爛尾價」，再用似是而非的技術理由篩走，務求令到所有最終交到業主大會的入圍公司都是自己友。個別業主若是高調質疑工程，更要面對恐嚇、刑事毀壞，甚至受襲的風險。

經過圍標集團多年有組織的不法經營，維修市場已經被幾大集團高度操控，絕大部份不願同流合污的公司已經撤出市場，導致工程價格急升，屢創天價；甚至習非成是，天價變市價。

就算法團成員拒絕同流合污，但面對參與圍標勾當的管理公司、顧問公司的「專業」意見，加上上述圍標手法令天價變市價，欠缺專業支援的法團和業主根本處於近乎任人宰割的位置。

近年，雖然政府推出「復安居」、「顧問易」等計劃，廉署屢次採取執法行動，但都無法有效打擊圍標集團，民政署更經常被批評為尸位素餐，無力監管《建築物管理條例》的執行，任由圍標問題惡化。

要打破圍標集團的壟斷，單靠業主的力量是不足夠的，政府的介入和支援必不可少，從執法、立法和專業支援三管齊下打擊圍標，包括：

一、強硬執法，打擊圍標集團，令不法行為收斂；

二、全面檢討《建築物管理條例》，堵塞漏洞，阻止圍標；

三、為業主提供獨立專業支援，引入競爭，令市場重回正軌。

說到底，政府打擊圍標固然責無旁貸，但業主如果對切身利益漠不關心，客觀效果是在縱容圍標行為，旁人欲幫無從。

庫斯克：搬完龍門未？

文章轉載自庫斯克網誌2014年3月21日

最近我們常常聽到「搬龍門」這三個字。搬龍門是什麼意思呢？簡單來說，搬龍門就是在爭論、博奕或處理問題的時候，把預設的規則隨自己喜好更改，做成無論如何也是對己方有利的局面。就好像兩隊球隊對壘，當中一方快要攻入對方龍門的時候，防守一方突然把龍門移走，那對於跟隨規則射門的一方當然是不公平。

港視開台一波三折，香港電視（下稱港視）申請免費電視牌照被拒之後，它向中移動香港買入其手上的流動電視牌照。牌照規定持有人能夠使用指定頻譜來提供流動電視服務，但沒規定制式。所謂的流動電視，就是要流動通訊模式發送節目，讓有特定接收裝置的用戶收看節目。政府過往曾表明，以流動電視牌照提供的服務不受監管電視廣播的《廣播條例》規管，而且在2007年曾經裁定流動電視牌照不違反《廣播條例》「可供超過5,000指定處所（即住所及酒店房間）所組成的觀眾接收的限制」的規定。

當港視買入了流動電視牌照之後，通訊局指港視有可能違反《廣播條例》，但港視指中移動香港也有提供接駁電視的裝置，質疑通訊局的前後矛盾。

其後，通訊局指問題在於港視計劃使用的新制式(DMTB)與某些收費電視制式接近，所以家庭用戶能夠接收到，這就涉及《廣播條例》可供超過5,000指定處所所組成的觀眾接收的限制。港視反駁指流動電視是用獨立的解碼器接收(不論是接駁到手機、電腦還是電視)，而不是用大廈公共天線(那是受法律監管的)，如果大廈用戶用天線非法接收 DMTB訊號，那不是港視違法，而用戶違法。

接著，港視說可以不用DMTB制式，改用通訊局建議的DVB制式，通訊局卻說可能將來的電視製造商會加入BVD解碼功能，也有可能令港視違反《廣播條例》「5000指定處所觀眾接收」的規定，但實情是沒有明顯證據顯示將會發生。其實接駁器可以經流動電視服務接駁電視，是中移動香港經營時已經有的服務，那時通訊局是容許的。

以上種種，被社會輿論稱為把搬龍門一搬再搬。龍門的意思，是公共政策的連續性，政府在2006年發出流動電視牌照，說明不受《廣播條例》監管，而且沒規定制式，也容許本來的經營者把服務接駁至電視，到了同一牌照的新的經營者出現，便指有可能觸犯《廣播條例》來限制服務。當中的技術細節也許複雜，但因為政策前後矛盾是頗明顯的。同學們如果擔心會被筆者的立場導引的話，可參考前工商及科技局長王永平《王維基投訴有理》一文，相信會對事件有更全面的理解。

(原文載於 19-3-2014《星島日報》，原標題為《踢球不能搬龍門》。)

延伸閱讀：

科技網站winandmac.com:《香港電視王維基四點解釋　用流動電話作比喻》

沈旭暉：笑甚麼？北韓也有普選

文章轉載自信報2014年3月11日

烏克蘭危機期間，北韓多次發射導彈，有評論認為是金正恩呼應普京，「聯手向西方陣營展示實力」，也有人認為是針對南韓軍演作出的「自衞」。然而，北韓歷次發射導彈都沒有攻擊敵人，卻通過「軍事行動」調整了內部政治結構，相信這次也不例外，因為北韓選舉剛好來臨，發射導彈也可說是「候選人」金正恩的另類拉票。

當大家聽到北韓也有「選舉」，彷彿天方夜譚。其實，根據一些認為「普選就是一人一票」的定義，北韓早已實行了「普選」，不但落實了內地和香港都沒有的「一人一票」，而且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這個「民主政府」的「認受性」，也遠比西方民主國家為「高」。

按國情加入本土特色

北韓憲法規定，全體十七歲以上的公民均享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投票採「秘密」方式進行，全國最高權力機關「最高人民會議」的全體議員，都是由全民在所屬選區一人一票選出。名義上，最高人民會議委員長金永南是北韓國家元首；不過在當地「先軍政治」體制下，真正的領導人是勞動黨第一書記、勞動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國防委員會第一委員長或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也就是偉大領導者金正恩元帥。金正恩也會參加選舉，選區是一百一十一區白頭山。

不過，為配合北韓國情，該國「選舉」自然要加入其特色。在每個選區，候選人都只有一名，名單由「祖國統一民主主義戰線」提供，而這個「統戰」機構由執政勞動黨控制，會稍為分派一些議席給戰線內的其他衞星黨和無黨派人士。

至於為什麼只能有一名候選人，官方也是有解釋的：自從北韓政權建立，勞動黨就得到全國人民背書，也就是和全國人民結成統一戰線，所以自然不可能有其他候選人出現；至於戰線推出候選人前，雖然沒有「提名委員會」，但也已作出篩選（或精選），故此亦不需要有多於一名候選人。

雖只有一名候選人，但北韓選民依然可以像只有一個內閣參選的學生會選舉那樣，選擇「支持」或「反對」。在操作層面上，於北韓立國初年，為了「方便統計」，選舉設有黑白兩色票箱，支持的放進白箱、反對的放進黑箱，結果自然人所共知。後來制度出現「改革」，改為放在同一票箱，但據脫北者稱，投反對的要在特定攤位拿出筆寫上記號，這需要莫大勇氣。

結果，北韓選舉投票率通常高達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支持候選人的比率通常達百分百，這自然把「不得民心」的西方領袖「比下去」（據《聯合早報》引述朝中社報道，今年投票率「只有」百分之九十一已是怪事）。值得一提，在美國出兵伊拉克前一年，薩達姆在「普選」中獲連任七年，支持率也是百分百，比一九九六年的百分之九十九點九六更進一步。

大家也許認為北韓選舉多此一舉，但在管治角度，「北韓式普選」有不少另類功能，從來不是為了對內民主，正如「北韓式導彈」也有不少另類功能，卻不是為了對外殺敵一樣。

首先，北韓選舉是一個嘉年華愛國教育節日，票站內外滿布愛國口號，宣傳海報強調利用這機會和最高領袖交心，本身就是一個群眾運動。其次，在高度封閉的社會，官方自然以此宣傳政權獲高度認受，而北韓人民比較的對象是殖民時代或封建時代，不排除依然有人覺得現制度「進步」，乃至以為民主就是這樣。而且通過選舉，政府可順道作人口普查，把沒投票的個案追查，通常敢不投票的不是已逃離國內，就是身體或精神出了毛病。

最後，「支持」和「反對」這二元對立，在鼓吹「主體思想」的北韓，容易變成「愛國」和「外國勢力」的選擇，令北韓人民以為勞動黨的對立面就是賣國。至於這種「普選」是否「普及而平等」，由於「不同國家有不同國情、照搬西方一套會引起災難」，大家就不越俎代庖評論了。

庫斯克：第五權你也有份

文章轉載自庫斯克網誌2014年2月22日

之前談過第四權的重要性(連結)，今次談「第五權」。第五權概念由Ignacio Ramonet提出，那是指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以及獨立的傳媒這「第四權」以外對政府的監督。

即使是三權分立的政府，也很難避免出現濫權瀆職等問題，傳媒作為第四權，因為管理層與當權者關係千絲萬縷，很多時候也未能完善的監察政府運作。自從互聯網興起，網民能透過高度開放的網上平台，做到不受任何權力的操控，更有效地監察政府運作，行使四權之外的「第五權」。

現在的互聯網處於所謂Web 2.0時代，即是大量用戶生產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 UGC，例如大家的貼圖、貼文、留言等)在不同平台上高速流通、互為作用。社交媒體(尤其是Facebook)、網誌、Youtube、各大討論區、網絡媒體等平台上有大量的資訊流通，當中不乏一般平民對社會事件的第一手資料，也有不少有見地的意見。那些具有新聞或參考價值的資訊，會吸引大量的用戶回應、按讚、分享，結果一些具爆炸性的事件，會像瘟疫一樣突破政府和主流媒體的封鎖，甚至擴散至全世界。近年較為人熟悉與第五權有關的事件包括：

鄧玉嬌案（2009）

按摩院服務員鄧玉嬌懷疑因為被官員性侵犯時自衛殺人，網民質疑審訊過程不公，引發全國網民關注，甚至有人組織調查團前往當地。事件驚動中央政府，結果被判「免除處罰」。

北非茉莉花革命(2011)

北非國家突尼西亞一名小販因為多次被充公財物，忿而自殺，事件在互聯網迅速發酵，引發全國抗議，導致專制政權倒台。這場和平革命蔓延同是北非國家的利比亞和埃及，民眾推翻了執政數十年的獨裁政府。

反國民教育運動(2012)

特區政府硬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起初民間的反對聲音未對政府造成壓力，直至受政府資助的國民教育機構委託浸大出版的《中國模式》教學手冊出版，手冊的副本在網上迅速流傳，加上親建制教育團體在公眾論壇失言的片段在網上廣泛流傳，民意才迅速發酵，令市民開始注意課程文件裡面有問題的細節。反對國教的團體在Facebook進行組織及動員，發動大批市民遊行及包圍政總，最後迫使政府擱置推行課程。

從上述事件可見，一些容易引起公眾關注的訊息可以透過網絡高速流傳，民意迅速發酵，引發在現實世界的抗爭行動，這就是第五權的威力。不過，第五權也有其局限和弱點。

第五權的主要局限是網民不像全職記者般可以作調查式報導，很多時候訊息來源要靠第一手見聞(例如用手機拍下意外場面)、業界泄密、轉載主流媒體，其揭發政府和官員秘密的能力往往比主流媒體弱。另外，近年所謂的「五毛」(網絡打手)愈來愈活躍，令網上的資訊真偽愈來愈難判斷。弱點方面，網上世界資訊紛飛，網民對訊息的反應來得太快，很容易會被不全面的訊息誤導，也很容易滋生民粹式民意、網絡審判等問題。當我們頌揚第五權的力量的時候，不可不留意這些問題，才能充分發揮其作用。

戴耀廷：新聞自由與法治民主

文章轉載自明報2014年2月22日

新聞自由與法治及民主之間的關係是互為依靠的。

法治不止於公民要守法，更在於以法限權，限制行使公權力的政府機構。除了透過獨立的司法機關去監督行政部門及官員依法施行管治外，獨立、自主和公正的新聞媒體亦是非常重要的限權機制。司法程序需時及法律費用昂貴，很多人根本不能承擔得到，故即使受到一些不公義及不合法的對待，很多時候都難以依靠司法渠道去挑戰行政部門。獨立、自主及公正的新聞媒體，透過努力查證真相的新聞工作者，讓不公義及不合法的政府行為可暴露於公眾之前，補足這些體制內的限權機制的不足。新聞自由就是這種社會限權機制的重要保障。

民主選舉讓公民可以自由地選擇他們的政治領袖代表他們行使公權力管理社會。當公民行使他們的普及和平等的選舉權時，通過選舉表達他們的自由意志作出選擇時，那是假設了公民能有充足及正確的資料去判斷各候選人是否適合出任這些公職。若現任的議員及官員要爭取連任，他們因手握公權，在資訊發放上必有先天的優勢。公民若不能透過獨立、自主及公正的新聞媒體的報道去掌握他們的工作成效及道德操守，那會令選舉不能是真正公平的。沒有新聞自由，公民就難以掌握這些基本資料在選舉中作出理性的選擇。新聞自由為民主普選建立起穩固的基礎。

新聞自由也需要法治及民主制度去保護。新聞自由是一項基本的人權，公義就是要確保每一個人的基本人權受到保障。法治下的法律要限權，而限權的終極目的就是為了要達義。有了達義的法治，新聞自由才能得到穩固的保障。在民主制度下，政府需要定期得到公民的授權才能繼續執政，那會令政府不能不慎重考慮公民的訴求。新聞自由既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政府自然不敢貿貿然侵害新聞自由，更不敢像現在般粗暴地干預新聞自由了。

沒有新聞自由，法治和民主都不容易建立起來及維持得到。沒有法治和民主，新聞自由也不可能受到保障，不受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