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May 12, 2013

戴耀廷:沒有民主何以守護法治?

文章轉載自明報2013511

民主對維護及推動法治的重要性其實已是眾所周知,卻仍有不少人認為香港可以有法治而不用有民主,但實際的情况是,缺乏了充分的民主保障,已達到的法治水平也會受到威脅和削弱。

要維護法治,就得限權。由憲法確立的民主選舉是確保行使公權力者「有法必依」的其中一個重要限權機制。透過定期、普及和平等及不記名的選舉,政府的最高官員和立法機關的議員才可以行使法律所賦予的公權力去管治社會。公民可透過手上的選票,確保選出代表他們去行使公權力的政治代表,不會用這些權力去損害廣大公民的權益,因他們的政治代表一旦這樣做,公民就可以用選票把他們在下一次選舉中換掉。那才能做到「以法限權」。民主權利也是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權利,是法律所要達成的公義的一部分,是「以法達義」中的「義」。因此民主既是法治的手段,也是法治的目的

若有人認為沒有民主也可以有法治,那實在是太天真了,尤其是在此時此刻的香港。這些人會說,香港一直以來都沒有普選,不是仍能達到高水平的法治嗎?香港的確能在過去維持令港人引以為傲的高水平法治,但那只是因為有其他的限權機制能有效制約香港政府的公權力,尤其是在殖民地時代英國人由上而下要在香港實行廉政的決心而施加的權力制約,不過這些其他的限權機制都逐漸失效,令香港的法治逐漸下滑。

主權回歸後,由上而下的制約沒有了,始料不及是特區政府不單沒有盡力去維護法治,竟不斷做出一些損害法治的行為。最近期的,在非必須的情况下竟要求終審法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提出釋法。其他例子如警察濫權更是多不勝數。由於非由民主選舉產生的特區政府沒有去捍衛法治,那也間接令其他的限權機制如新聞自由弱化了,致香港整體的限權機制已不足以確保香港法治能維持在高水平。


香港法治發展已到了關鍵時刻,若我們不能及時建立起民主選舉這由下而上的限權機制,香港法治沉淪會是不遠矣!

Monday, February 25, 2013

陳雲:殖民遺恨—感懷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

文章轉載自明報2013224

泛民靠左翼,左翼靠泛民。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香港的左翼聽命於右傾的學者和民主黨,右傾的學者和民主黨也依靠左翼給予道德價值及行動刺激。上星期《明報》星期日副刊,「激情回歸理性 重整人心的社運」,就上演一場匪夷所思的左右翼團結會談,法學家戴耀廷教授與社運界葉寶琳、王浩賢、周諾恆、陳倩瑩侃侃而談。戴教授勸誡社運人,要收斂激情,要用理性引導,周諾恆低頭不語,說戴的「口脗像老竇教仔」。

佔領光環,不是佔領中環

他們想佔領的是光環,不是中環。香港無左翼,也無右翼,只有愚昧而想佔領道德光環的中產。佔領中環無什麼可以說的,就是美國人的mottoJust do it,你唔do,就返屋企睡覺算啦。佔領光環令自己感覺良好,但面對中共,預計必會失敗,故此也毋須承擔成功之後的責任。佔領中環會成功,然後要普選、要執政,要承擔責任,要建設香港的主流社會,這是香港的中產unprepared的。他們一向是退出主流、空出主場,然後戴住邊緣的道德光環,吃一點有機蔬菜,喝一碗心靈雞湯,孤芳自賞。

香港的中產自我壓抑成這個模樣,要追溯香港的殖民歷史來解釋,就不得不看呂大樂教授去年出版的《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尤其是「殖民冷經驗」一章,充滿機智,發人深省。英國殖民統治香港,建構了一個二元世界:統治階層的主流社會和被統治階層的民間社會。統治階層的「能見度」和「滲透性」極低,上流社會是英國人挑選和培育的,主流價值是曖昧而不言明的,香港的主場則是英國統治者捍衛而香港平民不知道發生了甚麼戰役或採用過甚麼戰術的。直至如今英國殖民地的秘密檔案解封了,我們才知道一鱗半爪。香港的民間生活經驗,可以看出殖民政府統治的效果,卻不能推論出它的道德動機。只可以說,殖民統治者的道德動機來自冷戰與抗拒赤化的需要、來自維護英國王冠的榮譽,與來自海外殖民官的職業尊嚴。至於殖民政府捍衛香港主場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更是民間無法學到的。

中產階級空出主場,在邊緣玩樂

香港過去的主場,是英國殖民政府聯合本地的上流社會操盤的,本地中產只是負責執行,故此心思都用在技藝之上、用在工具之上,而不是用在道德思考、戰略盤算等高級智能範疇之上,也由於這些高級智能範疇被英國人代理了,華人的智力和道德障礙被英國人掃清了,香港的華人中產可以在職業範圍充分發揮技藝能力,可以拍心口將事情搞掂,做到又快又好,香港的專業中產對disciplineefficiencystreamlining有毒癮似的執迷,這種工匠尊榮(德文Handwerkerstolz),從中環的律師會計、尖沙嘴的洋服裁縫、飛機場的行李輸送到醫學院的外科手術,都是香港稱譽世界的絕學。這是工具理性的場域,can dodo it well and fast。至於價值理性,why shall I do itwhat will happen if I don't do it的問題,香港的中產是不夠膽問的。阿媽(英女王)沒給他們這個膽。

英國殖民統治,採取的是上層緊迫、下層鬆動的做法,嚴格規管上層人的道德與行為舉止,也要中層人有馴服和有歸屬感,對下層人放任,但整體不理會中下層華人的意識形態內容,可以親英、親中或做世界公民。至於華人不染指主流、不涉足主場,英國人給他們提供廣闊的生存空間和豐富的發展機會。華人有自己的親英圈子,華人也有更多的親中圈子,部分歸屬於中共或國民黨資助的社交和精神生活圈子。世界公民的圈子疏離於主流,有一點本土意識但道德承擔薄弱,不足以支配主場,時刻處於嘲笑主流道德的游離狀態,卻爆發出好強的創作活力——這就是香港的庶民流行文化。

香港左右翼合流的怪誕政治

然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這是呂教授的書沒講的,香港爆發中英談判,而香港華人被排斥出去。孤寂的心態,找到宣明會式的We Are the World(一九八五)的救助貧弱的國際關懷的道德寄託和周兆祥式的綠色環保的心靈救贖,八九天安門民運之後,本地中產也找到一點扶助中國民主以解救香港赤化的司徒華式的投機民族主義。然而,這些道德立場、民族主義和心靈價值是抽空地從外地入口香港的,沒有香港的根基。九七之後,面對中共帝國君臨、面對大陸雙非人、自由行這些貌似弱勢者的入侵,面對大陸毒食物的入侵,香港的中產只能呼籲包容,自己吃一點有機蔬菜。有餘暇的,就在自己後園或窗台,搞一點菜園村運動。

香港所謂右翼是高級中產,邊緣化的小資產階級。香港所謂左翼是低級中產,邊緣化的波希米亞人。他們都是左傾的,有一點浪漫和激情,在抗爭的時候,高級中產為低級中產做一點技術補課,低級中產為高級中產做一點行動先鋒。故此香港的政治運動,出現罕見的左右翼合流的怪現象。至於香港現在的主流——中共霸權+政府黨+地產霸權,也是失語的、不言明的,只是他們沒有英國人那種統管香港、安定中下層的能力,沒有給予中下層生存空間的慷慨,更沒有給予中下層個人發展空間的雅量。他們也不是右翼。英國人走了之後,香港的右翼是真空的。


不論是民主黨還是社運人,他們都是自居於邊緣而不夠膽進入主流,不夠膽建構主場。香港的民主黨是不捍衛本土的,香港的社運人是不反對中共帝國的。民主黨做可持續的議會反對黨,社運人搞可持續的街頭社運。他們忌憚現在的中共,就好似他們當年忌憚英國殖民政府。要理解香港舉世無匹的怪誕政治,必須回溯到殖民地的歷史。

Wednesday, February 13, 2013

吳介民:如何破解反動的修辭?

文章轉載自想想論壇2013213

喧囂地,全世界幾乎都籠罩在新自由主義的氣焰中。福利制度在老牌民主國家備受攻擊,全球工薪階級普遍面臨薪資停滯,資本主義生產過剩、消費力不足。愈來愈多人,被甩到資本主義利益分配系統的外圍,過著邊緣而窮困的生活。伴隨著這波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是與日俱增的社會抗議、反叛、暴動、公民不服從。

我們生活的經濟環境很奇怪:社會整體財富龐大,但大多數人都喊窮、都沒有能力消費。錢到哪裡去了?富裕者佔總人口少數;財團資本控制著主流媒體,富人的聲音很大,但誰來幫窮人講話?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社會進步運動曾興盛三十年,接著就進入「反動」的年代。我們至今仍生活在這波反動潮流之中。三十幾年來,「柴契爾主義」和「雷根經濟學」開啟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運動,也拉開我們今天面對的反動修辭的序幕。

作為一名教師,我經常被問到: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剝削」?在研究生課堂上,我們可以用一整個學期閱讀經典,反覆思辨資本主義的起源、定義、運行機制。但在這裡,我想給一個簡潔的說法:資本主義就是以「市場」為名,以追求「利潤」為動能,將人類生活「商品化」的經濟模式。最新一波的資本主義擴張,藉著「新自由主義」符碼橫掃全球;「開放」、「私有化」、「解除管制」,是其中的關鍵詞。

「全球化」,不僅它的規模是世界性的,而且它對人類社會生存環境的滲透是全面性的、直到每個社會角落。全球化運動,迫使國家解除管制、國家退位,把經濟空間讓出來給「市場」、給「有效率的私人資本」。市場因此長驅直入各個社會領域,將那些不應該被商品化的人類生活的各個層面都予以商品化。人類賴以為生的許多資源,都被「虛擬」成為商品——可販賣、可囤積、可牟利的商品。

在台灣,我們看到區域運輸的商品化,許多無利可圖的鄉間客運路線被取消了;國土生態資源被商品化,美麗灣被BOT(實為「海灘私有化」;醫療被商品化,醫美當道、五大科乏人問津;學校被商品化,許多公立大學開始面臨「自負盈虧」的壓力;教育被商品化,教學與研究品質落入市場化的評比指標,讓教育工作者疲於奔命(而致「效率」低落);規劃中的老年長照,也可能開放給財團經營。

半個多世紀以前,社會思想家博蘭尼已經對「虛擬商品」(土地、勞動、貨幣等等)如何破壞人類生存的環境、生態、甚至是道德生活,提出嚴重的警告。博蘭尼的「生態人類學」觀點,對於資本主義破壞力的批判,走得比馬克思主義更深更遠。馬克思對生產力解放的樂觀預測,以及他的「生產主義觀點」,在當代世界走到後期資本主義的階段,已經失去了引領作用。

我們的世紀,備受自由主義市場不斷增長、資本積累過度、大眾消費力不足、異化勞動的偽文明化、社會福利倒退、生態環境破壞之苦,都可以在「過度商品化」這條脈絡中找到線索。博蘭尼對十八、九世紀之交英國「史賓翰連濟貧制度」的分析,連接到工業資本主義早期之「社會自我保護」的剖析,開啟了我們對社會福利起源的深刻理解。他的名著《鉅變》,讓「史賓翰連法案」成為歷史社會學的著名案例。《反動的修辭》也以此法案的歷史脈絡,說明了十九世紀英國濟貧制度變革中的反動論述。

破解反動修辭的語法

赫緒曼寫作《反動的修辭》的動機,起源於一九八〇年代新右派展開對福利國家的批判,新自由主義即將席捲世界。赫緒曼並非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生態人類學觀點的信奉者;但他這本書,卻是我們在當代抵抗新自由主義之「反動論述」的有力武器。

赫緒曼的學問既深且廣,在社會科學與政治思想諸多領域皆有原創性貢獻。他善於化繁為簡,筆觸間洋溢幽默感。他輕盈的文風,與其厚重的生命經驗,形成引人入勝的對比(請見本書兩篇推薦序)。

《反動的修辭》以英國社會學家馬歇爾一篇著名論文作為分析起點,先鋪陳了西方國家在過去三百年歷史中,締造的三類公民權利,包括自由權、參政權、社會權。每一次的進步潮流,都無可避免遭遇到「反動的逆流」。每一次的革命運動,也都見證了反革命運動。他引用牛頓運動定律做比喻:每一個作用力,必然伴隨著反作用力。他從這個運動定律中,發現了隱藏在反動修辭中的秘密結構:

我同意你的價值觀或政策目標(「作用力」),但是因為種種因素(「反作用力」),將會使你的目標被扭曲、適得其反、徒勞無功、甚至危害了其他得來不易的價值。

根據赫緒曼這個極簡的「公式」,反動修辭的方法論精髓就是:「我同意你的價值目標,但是……」「但是」之後才是反動修辭的重頭戲;「但是」轉移你的注意力,進而破壞進步政策的存在價值。

從這個基本語法結構,赫緒曼定義了三種類型的反動修辭:悖謬論(適得其反)、無效論(徒勞無功)、危害論(顧此失彼)。

悖謬論:「我同意你的社會福利政策,但是這個政策將使得窮人變得懶惰、而落入更加貧困的深淵。」

無效論:「我同意你的社會福利政策,但是補貼窮人的經費將會落入社福團體的手裡,窮人拿不到實際好處。」

危害論:「我同意你的社會福利政策,但是這個政策將會危害市場經濟與自由。」

總而言之,「反動修辭法」不直接反對進步價值,而是反對那些實踐進步價值的行動。如果你接受了這類反動論述,你的結論必然是:不行動;你不必、也不應該採取進步性的行動,因為你怎麼做都沒有用,甚至會導致反效果,或摧毀既有的改革成果。這正是反動修辭的「狡獪」之處:它躲藏在進步價值的保護殼之中,卻執行著反進步、反動員的任務。

為什麼這類反動論述,不堂而皇之,正面表述它們自己的價值觀?反改革、反革命、或保守主義,不也是各有思想傳承?

赫緒曼給出一個簡潔的洞察:因為在現代文明世界,一個人要抗拒進步價值,很難啟齒。例如:「我就是看不起窮人、她們活該餓死!」「窮人沒有文化,她們沒資格投票!」這類話是講不出口的。因此,便繞個彎,戴上進步的面具,提出反動的說辭。

反動修辭深具吸引力,不斷被重複,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人們,否則我們今天也不會籠罩在新自由主義鉅大的話語霸權下。

環伺我們周遭的反動論述

通俗性的反動修辭在台灣俯拾皆是。翻閱報章雜誌,不難發現可供分析的文本。二〇一二年九月,勞工團體爭取調高基本工資,政府官員表示無法調漲。先讀這篇報導:

行政院拍板時薪先調,月薪緩漲,外界質疑政府偏財團、輕勞工。政務委員〇〇〇昨天說,政府並非偏袒大企業,因調漲基本工資,影響最大的是中小企業;若調漲基本薪資,導致更多失業,中小企業無法生存,就「不只是一顆滷蛋的問題,到時候連一粒米都沒得下鍋!」

換言之,這種反對調漲基本工資的論調,並不反對勞工應該享有體面的生活薪資,而是反對調漲基本工資,因為調漲基本工資,反而會使工人失業,結果適得其反,勞工不祇沒辦法多拿一顆滷蛋,最後連一粒米都沒得下鍋。這是典型的悖謬論。

再看這則報導:

基本工資案調漲案恐有生變,除多數財經首長不贊成外,政務委員〇〇〇也明確表示,對該方案持「很強的保留態度」。他除了反對勞委會比照CPI指數調薪,甚至認為如果每年形成調升慣例,不僅會傷害產業,也會對政府拚經濟很不利。

換言之,調漲工資雖然照顧了勞工,卻會顧此失彼,傷害產業利益,也不利政府拼經濟。這是危害論的說詞。

在這一波爭議中,許多企業和政治人物主張引進更多外勞,並且應該將基本工資與外勞脫鉤。一個立委如此說:

沒有理由保障外勞工資,這麼保障,台商很難回來投資。在營所稅率調降後,若再加上外勞工資自由化,經貿營運特區就可以發展了。……亞洲鄰近國家包括香港、新加坡和日本,沒有一個國家保障外勞工資,台灣雖然給得高,其實也不是外勞真的賺到那麼多,「很多都是仲介賺走了」。

這個論證稍微複雜一些,但仍是典型的「反動論式」。先提到保障外勞工資,台商難以返台投資(顧此失彼的危害論)。接著說,鄰近國家都沒有保障外勞工資。最後這句則強調:給外勞比較高的工資,錢卻不是外勞拿到,而是被仲介商賺走,嘉惠不到外勞。保障外勞領取最低工資雖然用意良善,結果卻徒勞無功(無效論)。

這種無效論式的反動修辭,很巧妙地轉移了焦點。若是站在進步立場,你的論證會是:外勞與基本工資脫鉤,會讓企業僱用更多的廉價外勞,進而傷害本地勞工的權益。而本勞與外勞同工同酬,符合普世人權價值。若是擔心工資被仲介商截走,應該是加強管制仲介商與背後政治靠山的尋租行為,而非解除管制、放棄保障外勞的基本工資。同樣的邏輯,上述緩漲基本工資的論調,也都具有轉移焦點的作用,使人們相信進步政策會帶來反效果,讓進步觀點在無形中被轉移目標,而不去質疑保守觀點的正當性。

如何「善待民主」?

赫緒曼挖掘了反動修辭的語法結構,但沒有證明這些論述是錯誤的;這是另一件工作,也不是他撰寫本書的目的。事實上,反動修辭的語法分析,可以適用到所有的思想論述。他在本書的結尾提出警告說:進步派的論述,也會落入反動修辭法的窠臼。赫緒曼還強調:

從我這個研究的觀點來看,「反動」和「反動派」這兩個詞,被賦與負面意涵是很不幸的;當我在使用這些詞彙的時候,真希望能不帶價值判斷。

《反動的修辭》分析的對象是思想文本,而非大眾輿論。這本書最大的貢獻在於:揭露「反動」與「進步」在論證結構上的對偶關係,呈現出反動論述的依附性格;反動修辭總是披著進步的外衣,在執行著破壞性的論述工作。這樣的對偶分析,將反動論述從優位的神壇上,拉回凡間俗世:「反動命題也不過是一系列憑空想像的、高度兩極化辯論的極端說法。」那些帶有神學意味(或深奧哲思)的保守或反動論點,在赫緒曼聚焦審視下,其魅力與光環便被解構了。

所以,他在本書的結尾,義正辭嚴地呼籲爭議的雙方,在交鋒的過程要「善待民主」,不但令人莞爾,也引人沉思。原來,不論你是進步派、或是反動派,各自所佔據的論證位置應該是平等的。這不也是民主的一個基本信念?


《反動的修辭》,可以當成一本思想史來讀。「反動著作」並非一無是處。相反地,所謂的「反動思想家」不少是聰明絕頂的論辯者。讀者按圖索驥,可以尋找到自己喜歡的文本,其中不乏保守派思想家的精闢之作,例如托克維爾、莫斯卡、海耶克等人。細緻地閱讀反動論述的經典,可以幫助我們邁向敵對陣營間的溝通之路。學習保守思想家辛辣諷刺的筆法,不也是進步派的培力訓練?赫緒曼這本書,實作了這個「對偶分析」,這是他最為慧黠幽默之處。

Tuesday, January 8, 2013

沈旭暉:魔鬼政治學-為什麼印度社會姑息強姦?

文章轉載自明報 20131月7

印度少女被六名青年輪姦致死一案引起全球回響,成了改革的契機。但印度社會一直姑息強姦,關鍵是「強姦政治學」在印度社會已有其病態「功能」。這就像貪在一些極腐敗的國家,成了其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認真肅貪,就會徹底顛覆整個社會結構。

強姦、換婚與男女比例

不少人認為印度教的殉葬傳統、種姓制度、重男輕女等文化,都是導致印度女權低落的主因。但更重要的是,這結果導致印度男女比例嚴重失衡,目前的官方數字是1000:914,非正式數字可能更高。為了解決這問題,據《獨立報》報導,印度一些地區盛行試婚、換婚、租婚等約定俗成。而可以想象的是,這些行為有時是被安排的、並不一定由女方自願進行的。換句話,某程度上和強姦相差無幾,而印度強姦案有極大比例,正是由社區的鄰居、宗族、熟人所為。對地方政府而言,要是強硬打擊強姦,卻可能令過剩的男性人口需要其他渠道宣泄,反而構成其他社會問題,才寧願得過且過

後殖民時代的「男人氣概」

另外有一派學者認為印度男性性格扭曲的原因,和英國殖民主義有微妙關係。例如印度社會學教授Sanjay Srivastava日前在《印度教徒報》撰文,認為當年殖民主義者合理化管治的理據之一,就是印度男人「不男人氣慨」、不能自治,嚴重傷害了印度人民感情。因此印度獨立後,男人為了證明自己充滿「男人氣概」,就刻意在日常生活過猶不及地表現出來,這又被當權者和後殖民時代的民族主義混為一談。其實,這理據背後有也許更深一層含義:假如獨立後的印度政府是有意無意間縱容「男人氣概」,作為「人民當家作主」的證明,就能無了期拖延政府應該進行的社會改革。一旦印度的「強姦文化」被打破,男人對政府的正常期望不能再被抑壓,政府卻擔心吃不消

強姦、私刑與貪

印度官僚主義一直備受批評,強姦案屢見不鮮的原因,包括破案速度緩慢、法律程序冗長,受害人情願忍氣吞聲,也不願在程序中再受煎熬。這從這次輪姦慘案事主男友人的控訴、特別是對執法者態度和效率的控訴,已可見一斑。結果,管理強姦慢慢變成了變相地方自治的一環,各地私刑普遍,無論是針對強姦犯的私刑、還是強姦犯針對不順從婦女的私刑,都不時被地方政府漠視。換句話,地方政府把應該用來防止強姦的開支省下,把責任下放到一般平民,才有貪空間。一旦嚴打強姦,地方政府得同時改革司法、執法、行政、醫療等諸般效率,貪空間就大為降低,而印度官僚薪金極低,沒有額外收入,又可能造成其他問題。

婆羅門女精英與基層婦女受害人

最諷刺的是印度婦權如此低落,國家最精英階層卻盛女領袖。例如昔日的印度鐵娘子甘地夫人巾幗不讓鬚眉,曾下令把「午夜之子」予以閹割;現任印度國大黨領袖索尼亞甘地不但是女流,還是外族;印度國會議員也有不少女性精英,一律雍容華貴。單看上層結構,實在難以想像基層婦女的慘況。其實,這兩極的婦女,是有其共生關係。表面上,印度政府也尊重女權,2009年起,更在地方治理的Panchayat Raj框架其中一個層級,定下男女議員的1:1比例。但實際上,參與政治的印度女性大多數來自高種姓家族,她們既有家族背景被提名、又較容易得到女性選票,就成了政壇貴族,對此華中師範大學學者劉筱紅與其學生,曾做了頗有參考價的和中國的比較研究。既然印度女精英的權力來源多來自種姓,就不大可能改革傳統,否則她們的地位同樣會失去;而基層婦女以為有了「婦女代表」,卻又痲痹了抗爭的心態。此案審結後,究竟印度女權能否改善?相信枝枝節節的改革總會有的,但要改變本質,殊不樂觀。


Sunday, August 12, 2012

戴耀廷:國民 vs. 公民

文章轉載自明報2012811

特區政府要推行的國民教育,課程的理念框架與過去香港及在其他民主國家推行的公民教育並無太大分別。在國民教育及公民教育中都有關於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既是如此,為何只是把一個公民教育課程稱為國民教育會在香港引起那麼大爭議呢?或者要問為何在香港推行公民教育卻要叫作國民教育呢?國民與公民除名稱之外,有沒有實質分別呢?

按公民教育的理念,一個人就是一名公民,是有著獨立自主身分,在不同層次的群體網絡關係包括家庭、社區、國家和世界中生活。公民與不同群體之間的關係,因著群體的不同性質而有異。公民教育的起點是公民,目的是要培育公民成為一個能明白其在各個層次的群體所享有的權利及當盡的責任,並具備能踐行這些權利和責任的質素。由於要界定哪些權利、責任和質素是公民所當有的,無可避免地涉及價值判斷,故公民教育必然也是價值教育。

國民教育雖同樣也會包含個人及其與家庭、社區、國家和世界等層次的關係,但焦點卻是在於國家這層次,不然也不會稱為國民教育,目的是要培育這人對國家產生正面的認同情感,並以此為起點去指引這人如何看自己及建立與其他層次的群體的關係。因此,在國民教育下,一個人是一個國家的國民,先於他是一個擁有獨立自主身分及能力的個人。這或許就是國民與公民的最大分別。

國民教育雖也同是價值教育,但目的卻是要促使這人對國家包括現在負責管理國家的政權產生正面的情感,並以此情感來引導這人建立一個價值系統去看其他層次的群體。當然這會較難讓人對國家及政權,按一個擁有獨立自主身分的公民的角度,思考其在國家這群體層次所應享有的權利、責任和質素。


因此,公民教育與國民國育並非只是名稱的分別,公民教育是以培育生活在群體中獨立自主的公民為起點,國民教育則是以培育以認同國家為重的國民為起點。兩者雖都是價值教育,但所包含的價值及重點,因起點不同,也就會是不同的了。

Tuesday, August 30, 2011

區家麟:簡單道理

文章轉載自潮池2010829

人生大道理,往往簡單至極。史丹福大學商學院有一課「談判技巧」,「談判」二字很認真,實際教的是「講價」,這些技巧,適用於國際貿易談判,也適用於入職條件談判、街市買餸、情人攤牌等等。

教授Margaret Neale是一位高大威猛的女強人,充滿自信、言談幽默。她開宗明義,講談判技巧之前,先說明「討價還價」之重要。

她引述一個卡耐基大學有關MBA畢業生入職薪金的調查,發現男生的薪金比女生高出7.6%。性別歧視?原來不是。

研究人員發現,只有7%女生向僱主要求更高薪金,卻有57%男生提出更高薪金的要求。那些主動要求更高待遇的畢業生,其薪金平均獲提高的幅度,非常接近男女入職薪金的差異。研究推論,女生入職薪金較低,非關歧視,而是她們根本不提出要求。

爭取高薪理所當然

有女同學問,一見工便談判薪金,會否予僱主不良印象?Neale斬釘截鐵地指罵:「這是女生才問的問題!」她教了二十多年「談判」,發現問此類問題的,多是女性,男同學一般覺得,爭取高薪理所當然,面皮厚,不會尷尬。

入職薪金高7%,可能很多人認為不重要、不稀罕。教授教大家計一條很簡單的數:假設甲的入職薪金較乙高7%,以後每年大家加薪幅度一樣,到達退休年齡時,乙要多捱多少年,才到達甲退休時的薪金水平?

答案是九年。

別看扁入職時的微細差異,幾十年光景,「複息效應」會令你後悔。

史丹福大學裏,曾碰過不少頂尖科學家,談到他們「成功之道」,都不諱言,風光背後,99%的科學實驗是失敗的。心水清的人會問:這些科學家為何有條件不停失敗?做科學研究不是擲擲骰子,每次失敗,背後要付出人力物力資金時間等代價。答案是:他有研究資金、聘請了龐大的研究團隊,一次成功的得着,抵得住九十九次失敗。

疑惑又來了,全地球那麼多科學家,為何獨是你擁有龐大人力物力?答案是,這位科學家早年有一個研究把握先機,得到經費贊助,泊到一個好碼頭,有資金吸納人才,就能做更多實驗,如同有更多本錢碰運氣;更多實驗,當然失敗更多,但成功的也有,於是繼續得到經費,有更多人力,雪球愈滾愈大,歸根究柢,很多人的成就,源自年輕時一兩項成功的研究。

葛拉威爾所着之《異數》(Outliers, Malcolm Gladwell 提出一個問題:美國中學生學業成績之增值,影響最大的因素是什麼?是家境?是種族?

他引述研究發現:同校同級的學生,成績飛躍進步的,與家境或種族無關,關鍵在於他們的悠長暑假在幹什麼,暑期不停學習的學生,成績增值比暑期白過的學生明顯要快。作者甚至認為,「暑假」這傳統有問題,不應任由年輕人放縱玩樂,應把握時間多學,有了先拔頭籌的優勢,以後的路更寬更廣。

搶佔先機說易行難

所以,難怪現代家長,以搶包山的態度,把鋼琴小提琴非洲鼓法文德文日文普通話地理歷史唐詩,統統塞進子女腦袋,早着先機開了竅,語文能力高,自能盡早打好基礎,吸收與表達能力更勝一籌,殘酷競爭下,只能一同玩這個遊戲。

Neale說得對,從談判入職薪金,到學習處世為人,做任何事也當如此:先走好第一步,搶佔先機,以後的路就容易走。

說了半天,還未講談判技巧,Neale再講談判原則:不要做明知吃虧的交易

這是「阿媽係女人」的道理,後來在工作坊的模擬談判處境遊戲中,有四位同學(竟又全是女的)在完全自願,明顯地有其他更好選擇下,達成壞透的交易。她們的解釋是:計錯數、沒耐性、好煩、不好意思說不。

Neale於是大大聲教我們說一個字:NO!

大家跟着說一遍:NO!

很多時候,談判破裂、沒有交易,就是最好的交易。簡單的道理往往知易行難。談判課裏,有更高深而微妙的博弈,不過,明白了基本要旨,再目睹很多人往往不用腦、不思考、沒耐性,甚至連自己認為是對的事情都懶得行動,你就明白,凡事營造一個好開始,搶佔先機,理性分析,坐言起行,已能活得比別人好。


在課堂裏,若說出「努力讀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這樣的話,學生會掩嘴訕笑。不過,道理就是如此簡單,當有天覺悟時,往往已經太遲。放榜以後,前路茫茫的莘莘學子,應會開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