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立：哪種人口流動方式衝突最小？

文章轉載自鳴人堂 2016年6月3日

自古以來，這世界的人口都不斷地流動著，不論是香港和臺灣，都是在近代經歷過大量人口流動的社會，不管是人口從外面流入，還是離開這些地方去別處。對於我們來說，人口流動是我們現世的重要記憶，與我們的生活和成長息息相關。只是，是否所有人口流動，性質都是完全一樣的？

最近有位朋友說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他並不認為我們可以把所有人口的移入或移出，都視為同一回事。因為人口流動一定有其原因，雖然我們習慣了，把所有的人口流動都說成是移民，這卻並不是事實。人口流動至少有三種不同的形式，第一種是難民，第二種是移民，而第三種，是殖民。

這比較貼近現實，不過他們三者的界線並不那麼的明確，畢竟他看的是那個人的主觀流動原因，目標和想法，而這也並非是一成不變的。也就是說，這三種心態是可以變換的，但絕不能無視這三種心態之間的巨大差異。

難民是因為某些地區與時代出現動盪而產生，當經濟和生命安全不再受保障，甚至出現大規模的飢荒、死亡、屠殺時，很多人即使不情願，也被迫去離鄉被井，走到一個較為安全的地方去。這些人就是難民，今天的敘利亞就是例子，這同樣也是香港大部份人口的源頭。

難民是被迫的，難民和他的故鄉，有很深的連結，渴求住在自己本來的家，對於新的土地，並沒有歸屬感，也沒有安全感，往往希望盡可能的賺錢，也許是保障自己的生存，也許是振濟自己的故鄉。在故鄉安全時就回去，難民永遠是過客，只是有些難民不知不覺的，在新地方活了幾十年，去到死的一天也無法回去。難民放不下自己的故鄉，是情有可原的，因為，他是被迫的。

對於香港和臺灣而言，我們應該很能體會這是甚麼回事。但難民的第二代，往往能夠在當地落地生根，因為他們不再有與上一代故鄉感情上的聯繫，只要難民的後代不在新社會刻意把自己區分出來，他們也不會有太大的心理隔閡。

第二種，是移民。移民是主動的，並不是在他們的故鄉活不下去，而是有理由覺得，他應該捨棄自己的故鄉和身份，去到另一個地方，在那邊建立新的家和新的身份。那可能是對新土地的好感，也可能是意識形態、信仰、或文化上的理由，總之，他們的特質，是決心要慢慢捨棄過去，融入一個新的社會，學習當地的語言、文化與意識形態。所以移民不僅是一種人口流動，也是一種自我改造的過程。

只是，並不是每人都成功，有很多人移民之後才發覺，自己其實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適應新的社會，就可能回流，放棄移民的念頭。而移民最好的結果，就是成為一個當地人，而被當地人所接受，最終豐富並擴張了當地的文化力量。

第三種，是殖民。難民是被迫而來的而不能捨棄過去，移民則是主動而來而嘗試捨棄過去。殖民卻是這樣的：他們主動過來，同時並不捨棄過去。殖民去到新的土地之餘，也盡可能保持自己在舊土地的權益，同時建立在祖國與殖民地的關係網，並很可能在祖國擁有收入、資產，甚至權力，這些東西，往往使他們有凌駕於當地人的優勢。他們在本地劣境時，也可以退回自己的祖國，但是本地人則退無可退。這也使他們把自己過去的生活方式，盡可能原封不動的搬到殖民地。如果他們擁有權力和財富的話，甚至會發展到驅使當地人在語言，文化，甚至制度上遷就自己，並盡可能利用祖國的人事力量，獲得當地的土地權利或公職，成為當地的權貴或既得利益者。看不起也不想學習當地的文化，甚至產生鄙視當地文化的想法。

這在歷史上比比皆是，例如諾曼人征服了英格蘭，他們長年不說英語，並認為英語是一種粗俗的語言。或者早期英屬香港時，很多白人都只是活在他們在半山的俱樂部，而對於底下居民的生活毫無興趣。

殖民主義之所以被批評，其中一個原因，在於殖民意圖改造當地社會的行為，往往會遭到反抗，他們往往有部份成功，再加上對於在地文化的排斥，使社會被割裂，殖民者會認為割裂的原因是本地人不願意被同化，而本地人則會覺得是殖民地把自己視為次等文化。而當殖民者取得公共預算和公職，染指本地的傳媒與教育想要強化同化政策時，這種情況就會變得更嚴重，因為本地人會因為後代開始失去原有的傳統與文化，而感到憤怒。最後在征服者弱化時，引發長期的衝突和內戰，甚至恐怖主義，這在歷史中，有極多的事例。

無疑，如果我們希望人口流動不致於產生惡果，「移民」應該是最少衝突，最應該鼓勵的心態，但這並不是在名字上這樣說，就可以達致的。

鄭立：我們的社會是否一個 Kleptocracy?

文章轉載自天大日報 2016年5月28日

香港人和臺灣人，大部份人應該沒聽過這詞語。可是，這個詞語，卻是我們非常需要知道。而課本又是沒有教的，一個重要的政治概念。

你會發覺他可以形容與解釋很多問題。這個有趣的詞語，源自古希臘文裡的「盜賊」。
Kleptocracy 純就字面去看的話，意思就是「被盜賊統治」。

聽起來這好像一個玩笑，國家又怎會被盜賊統治？因為我們印象中，統治者就是合法的。而盜賊就是非法的，所以統治者絕不可能是盜賊。但我們如果聽過，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一說。這句話傳統來說，都被解釋勝負定善惡。可是從客觀的角度看，這不就代表，其實「王」與「寇」。即「統治者」和「盜賊」，兩者的分別只是勝敗。而統治者很可能只是透過勝利，將盜賊行為合法化，而不再被稱為盜賊的盜賊？

在正常的國家中，政府不論是何種形式。他理論上是為社會與公民提供服務的綜合機構。稅金是協助政府去運作的服務費。而所有政府人員的收入，哪怕是總統，三軍總司令，都只是這個機構所僱用的服務。總統是政府僱用的專業政治家，而三軍總司令是政府僱用的專業軍人。但在 Kleptocracy 裡。「統治階級」會把整個國家視為自己的財產。這個統治階級可以是一個家族，一群家族，一個宗教，一個政黨，或者一支軍隊。在某種制度下，他們對國庫的掌握，沒有任何制衡。任意的以政府名義向社會徵收稅項或任何徵費，同時，能夠任意的把庫房用在任何用途上。

統治階級會用各種「對社會有用」的名義。例如各種巨大工程，慈善服務，公職等。有系統的長期將庫房，變成薪水以外自己的私人收入來源。因此他們能擁有遠超其法定薪水以上的財富。而他們會把他解釋成是投資經營所得。實際上是在開啟國庫的權力下，導致的不正常商業。甚至國家裡每一間賺錢的公司，都有某些家族的股權。在一些較原始，公民意識較低的國家。甚至連理由都不給，直接將庫房挪用，花在自己私用的東西上，例如慈禧太后的圓明園。因為公民意識薄弱，當地居民不覺得這樣做有問題。就往往直接私用，也不做任何的掩飾。Kleptocracy 會產生一個巨大的裙帶產業鏈。國家能盈利的企業，大多是與統治階級有關係。能夠被判巨額公共開支，或者經營天然資源等業務。而輕易取得暴利，將公共開支變成私人利潤的企業集團。

但因為要把利益最大化，以及有裙帶關係不等於專業。所以他們承包的工程或公共業務，往往都不會有好的結果。有可能直接爛尾，無法完成，或者在花光預算下半成。製造理由令庫房需要花更多的錢。(去增加他們的利潤) 即使完成，往往在上層剝取大部份利潤後，成本被壓搾至最低，在使用的物料上偷工減料。在各種法律規定的檢驗上，則因為與政府的關係。而輕易過檢，實際上不合規章與水準。而使這些工程的產品金玉其外，品質低落。甚至對使用者有生命危險。除此之外，外資往往也不容易投入。雖然 Kleptocracy 很歡迎外資進入。但是外資進入後只會被當成剝食的對象。利潤與資產往往欠缺保障，而且統治者放任自己人進行不公平競爭。

政府很常會用官僚，政策等妨礙競爭者。長久而言外資投資的意欲會下降。而 Kleptocracy 也很容易導致市民的反感和對抗。而這些對抗會妨礙他們以及他們的附屬企業賺錢，所以政府與政府的支持者。會有支持走向專制，減少公民政治權利的傾向。擁有財團背景的政客，很容易就會被 Kleptocracy 所吸引。

當他們掌握政治權力後，往往不知不覺的讓國家變成這樣。畢竟商人都難以抵抗「做不完的生意，每個生意都一本萬利」的誘惑。而沒有生意可以像經營政府那樣千秋萬載，收入取之不盡。如果沒有慎防，國家是很容易淪為這樣的惡性循環中。若我們習以為常，國家就會萬劫不復了。

鄭立：我們會為放縱特權而付出代價

文章轉載自明報 2016年5月21日

在約10年前的2006年，有一篇新聞，相信我們不少人還記得。就是當時的警務處長李明逵，因為一宗交通事故，而被部下票控。這一件事在香港內外都被傳為佳話。我們曾經自豪地說，這證明了香港是個法治社會，即使是警務處長，都不會有任何特權。香港法律應用於所有人，像鋼鐵一樣硬朗而不可動搖，任何人的權力與地位皆無法超越。

而10年後的今天，不論是機場安檢事件，還是本星期有一群非香港居民的遊客，在香港逆線行駛汽車，以及各種最後不了了之的事件，普羅大眾漸漸感覺到，我們的社會，同一條規則，對不同階級群體個人的嚴寬程度，似乎有相當的分別。特權已悄悄復辟的陰影，籠罩着這個城市。

值得留意的是，我們的社會，固然有不少人抗拒任何特權入侵香港，但也有相當部分的人，並不那麼的抗拒特權。他們覺得有官職者就是顯貴之人，是社會精英，甚至是統治者，所以他們有比別人更多的權利，也就是特權，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雖然承認這件事像是令人不快，但我們不能否認，我們的社會很多人的思想，尚未脫離中世紀。他們把政府看成統治者，而無法把政府看成「服務社會的被僱用者」。而比起消除特權，他們更希望自己或自己的子女，某天能擁有它。

特權很像細菌

美國社會學家Michael Scott Kimmel就指出過，人類在行使特權時並不那麼意識到它的存在，故此以自己的立場看，大部分人都會否認自己有特權。故此人類自然地就有建立和接受特權的傾向。能抑制特權的只有制度，只有制度上能有效的牽制與提醒，人類才會意識到自己在行使特權，並作出收斂。特權其實很像細菌，如果沒有免疫系統持續殺死這些細菌，它很快就會產生感染。

所以，特權的問題，責任與其說是在於特權者，不如說是在於其他人，特別是運作制度的骨幹們。每一個人總是不經不覺的在做一些行為，間接在要求特權。他們在要求或行使特權時，也許是不自覺的，只覺得是方便。人類總有這種貪圖小便宜、小方便的傾向，而且時常都會發生。

重點是執行公務的人，是否能察覺這些是特權，不受對方社會地位、職務、權力、名聲等左右，而給予跟其他人完全一樣的待遇。所以這與其是對權力者的考驗，不如說是對於公務系統內成員，是否理解自己的立場的考驗。就像李明逵的那篇新聞一樣，一個人違反交通條例，就會收到告票，不管他是李明逵還是英女王，而不會因為對方的階級或權力而讓步。那樣，我們就通過了考驗。

一旦動搖，那我們的系統，就經不起試探。它的後果將會是災難性的，因為它就像在堤防上，產生了裂縫。

一次試探成功，只是個別事件嗎？這是錯誤的。這其實是一次所謂的黑天鵝事件。這樣的事件，會改變了所有人對這件事的觀念。因為在試探成功前，大家都假定是否觸到界線，是因為「你被告是因為有做一件事」，但有人試探成功之後，這個規則立即就變成「你被告是因為你的權力還未足夠」。

那之後再也沒有人真心在意規則，而只會在意爭權。規則，只是對沒有權力的人的懲罰。到頭來，事情會變壞，不是因為外面的壓迫，反而是源自我們面對權力時的軟弱。如果我們不再警惕這種軟弱，我們將會喪失更多珍貴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