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September 11, 2015

練乙錚:談四面佛恐襲的新疆因素 論新華夏疆界與優質版圖

文章轉載自信報 2015910

西藏自治區成立50周年,布達拉宮廣場上的慶典,盛況不下於北京93日的那次,但官媒一片鶯歌燕舞之聲,掩不住深層的民族矛盾。月前的外媒一手報道和視頻,已顯示大量武裝力量集結;坦克車、水炮、全副防暴裝備的武警,等等,一應俱全【註1】。習近平認為,「治國必治邊、治邊先穩藏」,一個「穩」字,道盡真相:北京對西藏的超大量經濟和基建投資,並未帶來政治上相應的安定。物質條件和政治效忠沒掛好鈎,原因又是如官方的「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西藏誠然不穩,但更具爆炸性的邊陲地區,卻是新疆;近日發生在曼谷的恐怖事件,便是明證。

曼谷恐怖事件的新疆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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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曼谷四面佛恐襲一發生,已有報道指事件和新疆問題有關。事緣今年7月,泰國政府將約100名逃離中國大陸非法進入泰國的新疆維吾爾人遣返中國,引起世界各地流亡維人、特別是聚居在土耳其的同族人示威抗議,伊斯坦堡泰國領事館受攻擊,一些貌似華人的遊客也無端波及。此前不久,泰國把同樣是非法入境的170個維人轉解土耳其,但後來的做法改變了;論者估計是北京施壓的結果。

恐襲當初,泰國政府似乎為了避免輿論指責其遣解的做法錯誤導致報復,於是一口否定事件和外國組織有關,但後來抓了兩個疑犯,其中一個是持偽造土耳其護照的「中東人」,另一個是持中國護照的維吾爾人;之後,事件與新疆問題直接有關,已具重要證據。至昨日,泰國警方再發表消息,指最重要的在逃疑犯(「黃T人」),也是一個持中國護照的新疆人,連名帶姓都公布了。鐵證如山,其他如移民局官員收規准入、疑犯牽涉運人蛇等「原因」,都是枝節。

剛從大陸去的維人能作此大案,必有外面的「專家」幫助;西方的反恐界人士認為,參與並負責指導作案的,是一個別號「灰狐」的極端主義組織,成立於上世紀60年代後期,始創人是一個土耳其軍官,當初不過是一個像納粹SS般的極右政府工具,專門對付國親蘇派;後來,此組織逐漸轉化成一個激進「泛突厥主義」極端伊斯蘭組織,採取的手段非常暴力;1981年試圖行刺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殺手,便是此組織成員。

新疆的「灰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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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蘇聯解體,「灰狐」乘勢伸展進入幾個從蘇聯獨立出來的「斯坦共和國」,但發展不順利,參與車臣獨立戰爭,最後打不過俄羅斯,還被阿塞拜疆和哈薩克兩國視作恐怖組織取締了。之後,「灰狼」以其「泛突厥主義」思想作號召,轉入新疆活動,或與當地老舊的「東突厥伊斯蘭運動」(又稱「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運動」)合流。

「泛突厥主義」是個什麼東西呢?它最先是一個帝俄時期阿塞拜疆地區的韃靼知識分子發起的民族文化覺醒運動,企圖喚起帝俄境所有突厥族人對抗斯拉夫文化壓迫;後來此運動遭到帝俄政府鎮壓,流亡土耳其,原有的伊斯蘭色彩於是變得濃厚。1917年俄國革命之後,土耳其的泛突厥主義者更長期挑動蘇聯境各中亞細亞「斯坦」地區離蘇聯,共組一個突厥國家,領土包括部分蒙古地區、新疆、中亞細亞、土耳其等突厥人聚居地。不過,今天的泛突厥主義者不再強調建設統一的突厥國家,而致力鼓吹成立一個由各地突厥裔人國家組成的突厥聯盟。

泛突厥主義者稱新疆為「東突厥斯坦」,但這個名稱不是最近才有的。自8世紀以降,中亞地區就稱作「突厥斯坦」,是波斯語,意指「突厥人的國家」,包括後來在18世紀被大清帝國囊括歸入版圖的「東突厥斯坦」即新疆,及19世紀中葉被帝俄併吞的「西突厥斯坦」。晚清到民國初年,中國積弱,新疆屢次受外國勢力支配,遂有1933年由英國和印度支持成立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第一次建國,以及1944年蘇聯和中共(斯大林和毛澤東本人親自)支持的同名稱的第二次建國【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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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前中共支持東突建國

現代漢民族的歷史觀認為,從西漢(元前206-24年)設「西域都護府」起,西域或後來稱作的新疆地區,便是中國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儘管西漢之後有幾段很長的時期裏,西域都不是由中國有效管治,而要到乾隆「平定回亂」之後,西域/新疆才「重新」納入中國版圖。清左宗棠就那段歷史的「故土新歸」,就代表了這個歷史觀。這個觀點,中華民國繼承了。中共成立之初至1949年,都是反對這個觀點的,但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卻是百分之百支持。

東突運動各派的共同主張

現代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支持者,無論是溫和的還是激進的,乃至恐怖主義的,都認為東突厥斯坦「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在遠古突厥人成為當地主要居民起,直至1759年被乾隆皇征服,期間不隸屬中國,甚至在1759年之後,也不過是大清帝國的一個藩國;被中國吞併納入版圖,僅僅是1881年《中俄伊犁條約》簽訂之後的事。文化方面,他們認為,東、西突厥斯坦及阿富汗、波斯(伊朗)、阿拉伯、土耳其等國家和地區同屬伊斯蘭文化圈,不屬中華文化圈。

因此,為維護當地居民的獨立自主,東突運動認為,該地區應離中國的統治,恢復獨立;中國政府應該馬上停止對東突厥斯坦自然資源的掠奪、停止壓制宗教自由、停止語言文化的蓄意漢化、停止核試和殖民,並須把1949年後抵達的中國移民遷出;……等等。所有這些,明顯都是今天的中共不會同意的。

目前,在國際上提倡新疆獨立的組織主要有兩個,一是2004年在德國慕尼黑成立的、路線主張比較溫和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另一個就是前述有「灰狐」加入的激進「東突厥伊斯蘭運動」。二者據沒有任何組織關係;激進的東突獨立運動支持者甚至根本反對「維吾爾」這個名字,認為是歷史上錯誤編造的結果、西方國家才通用的名稱。不過,在中共眼中,任何主張獨立的組織不分溫和激進都是一丘之貉。

東突各派組織與中共之間,明顯沒有妥協的餘地,之間出現的鬥爭,必定愈發殘酷──在大陸,是更加嚴厲的鎮壓;在國外和國,是更恐怖的還擊。無論在哪裏,鬥爭都會傷及無辜。解決的出路在何方?

兩種大型多民族國家的構成

當今世界上幾個最強大的國家,除了日本,幾乎都是多民族國家。不過,這些國家的多民族形態,有兩種不同的構成方式。頭一種,是從古代「帝國」模式按後來「西伐利亞和約」提出的「民族國家」模式轉換而成的,裏面包含一種難以舒緩的張力,不是一種自然的平衡。原因很簡單,原來的「帝國」模式,包含一個君臨其他民族的「大哥頭」民族。

儘管如此,傳統的帝國部關係,還是比較有彈性;「大哥頭」(處中心地位的民族)本身強大的時候,對其他周邊民族的控制就強,控制的地理範圍就廣,但控制的力度由中央到偏遠則是由強而弱以至於零。因此,「帝國」的疆土是可變的,甚至是模糊的,依「大哥頭」民族的勢力而膨脹、收縮。在中國古代,這個模式就是《尚書.禹貢》裏描述的「五服」,可理解為「五個地緣政治層次的不同程度的臣服」【註3】。歷史上的中華帝國、羅馬帝國、大英帝國、俄羅斯帝國,基本上都是這樣構成的。問題是,一旦帝國改變這個彈性模式,採取有固定疆界和清楚主權的硬邦邦的「西伐利亞民族國家」模式,問題就來了。

「西伐利亞民族國家」模式講的是(理論上)單一民族構成的民族國家,不是多民族國家。因此,為把一個古代的多民族帝國「變成」一個現代的「西伐利亞民族國家」,就要虛構一個「統一的民族」。例如,清末的梁超首先提出建構一個前所未有的「中華民族」(漢族及50多個少數民族融合成的複合民族);又例如,列寧提出要建構一種「新蘇維埃人」(當然是以俄羅斯人為典型)。有些地方,新的虛構的「民族」建構不順,要用人為的手段去幫助「融合」,例如大陸中原的漢族要對西藏、新疆進行殖民。

帝國的餘孽

但任憑怎樣建構、改造,把「帝國」改為「單一民族國家」,大哥頭還是大哥頭;本來以武力維繫的多民族結構裏的民族壓迫,並不會自然消失,反而會因為「民族國家」概念的吸引力太大,「帝國」變過來的「民族國家」裏的少數民族都想獨立,引致系統部張力日益增長,終於爆炸、解體。前蘇聯就是例子,解體之前的部民族張力太大,結構不穩定,之後才慢慢達到了一個比較可持續的平衡。今天的英國,這個解體過程好像還未完結,最終的平衡結構可能比現在的規模還要小(蘇格蘭要獨立)。

另外一種現代多民族國家,其形成過程不一樣, 基本上都是由一個民族建立起、其他民族透過自願的參與,或移民或合併,逐步擴大而成。美國和加拿大就是(近似的)例子。這個過程的特點是,任何時刻都是一種動態平衡,沒有解體的張力(或張力很小)。

中國會走前蘇聯的覆轍嗎?

中國由於是從古老「帝國」變出來的「現代民族國家」,從現時的部裂痕看,民族矛盾張力本來就很大,走上前蘇聯的覆轍,是十分可能的,甚至是無可避免的。西藏和新疆(且不談台灣)與中原的矛盾,即最大幾個少數民族與漢族的矛盾,幾十年來不是減弱了而是增強了。中土漢民族的鎮壓力量急促增加,西藏和新疆近年都出現了包含恐怖主義的反抗。怎麼辦呢?

一個辦法,就是參考現時俄羅斯(Russian Federation)的結構模式。它的部,依然保留前蘇聯的若干特點,包含幾種不同自治程度的「聯邦個體」(federal subjects ,正式中譯是「聯邦主體」),即最高級的「州」(oblasts)、自治共和國(republics)、邊疆區(krais)、聯邦直轄市(federal cities)、自治區(autonomous okrugs)等。外部,與五組按地理和民族區分的前蘇聯領土經獨立構成的新國家,結成性質和緊密程度不同的聯盟或組合關係。這其實就是一種現代的「五服」體制,不同之處僅僅是在「五服」的中間某層次上加上一條清晰的國界,即一條大致平衡的疆界,而已。解體,其實就是疆土尋找平衡的過程;除了車臣出了點問題之外,現時的俄羅斯,因為部剩下來的不同民族個體,都是自願留下的,所以是平衡的、平穩的,已經沒有很大的部張力。

消弭民族矛盾,主動找尋疆界平衡

中國的一個比較好的出路是存在的,那就是按照現時的俄羅斯模式自發改造自己。可想像,要達到最終平衡狀態,首先只需把明顯清晰的疆界收縮到周朝的疆界,裏頭只包括當時的漢民族,即回歸一個「純粹的華夏」版圖;大一點也可以,因為周邊一些民族,在文化語言等方面完全漢化了。然後,新版圖之外的其餘地區,可按各地民族的意願,與此收縮了的單一的漢民族國家訂立聯盟或其他不同緊密程度的特殊國與國關係。在這個「新華夏」大家庭結構裏,張力會減到最小,民族之間,矛盾基本上消失,彼此關係和洽,只需落力發展經貿關係,互通有無。

大,未必一定就是好。現時的中國版圖,大部分可是歷代特別是元、清兩朝的擴張主義物,當中包含不少美化了的帝國行為,代價是本來華夏的文化和血緣都混濁了;棄之既不足惜,得回來的更會是一個優質的民族關係平衡。如此主動復歸華夏,孔子也不一定反對,很可能贊成。不如此的話,國人只好準備面對愈來愈嚴重的恐襲了。那是誰的福氣呢?

【註1】外媒採訪西藏有嚴格限制,關於大量武裝力量集結的目擊報道不多見,紐西蘭的一位記者隨團訪問時看到過,但沒有提供照片,見http://m.nzherald.co.nz/world/news/article.cfm?c_id=2&objectid=11501014;據727日在距拉薩280公里遠的日喀則攝得的軍事調度視頻見http://www.savetibet.org/wp-content/uploads/2015/08/It-was-on-27th-July-2015-in-Shigatse-City.mp4?_=1

【註2】中文維基「新疆獨立運動」條詳述獨立運動史, 其中談及上世紀40年代的部分如是:「抗戰結束後在蘇聯支持與努力下,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獲得一定的進展,19461月國民政府被迫與伊寧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臨時政府簽訂和平協議,分離主義勢力之軍隊得到保留並實質控制該地,國號取消,隨後蘇聯將伊寧分離主義政權交由中共運作。3月,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通過《邊疆問題決議案》,企圖以地方自治與平等參政收回新疆,遭中共堅決反對。」見https://zh.wikipedia.org/wiki/新疆獨立運動。

【註3】帝國的「五服」模型,筆者介紹過,詳見拙文〈藏族同胞為何「荒而不服」?〉在http://hktext.blogspot.co.nz/2008/03/blog-post_8177.html


Tuesday, September 8, 2015

沈旭暉:超凡領袖的挫敗-重構文化大革命的「理性」

文章轉載自信報 20159月7

近來無論是國際社會的「伊斯蘭國」,中國地的意識形態思潮,還是香港社會的群眾動員與反動員,都被拿來和數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比較。在一般人心目中,「文革」成了相當負面的名詞,因為那代表了億萬人集體投身政治的瘋狂,過程相當非理性;而毛澤東作為發動「文革」的領袖,通過鼓動個人崇拜,成了一錘定音的人間神。但其實「文革」真正的恐怖,並不在於它的非理性,而恰恰相反,在於它提供了一個劇場,讓全國人民相當理性地參與在一個瘋狂遊戲,把人性的陰暗面結構性地釋放出來。要了解這現象,我們應該讀「新左派」學術領袖王紹光教授的著作《超凡領袖的挫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

王紹光是筆者在美國讀書時的大學老師,後來回到中國境的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與崔之元、汪暉、甘陽等並列為「新左派四大天王」,對如何強化國家行政能力、調和貧富懸殊等問題有獨到見解,一直受不同意見學者的廣泛尊重。這本書是他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通過「集體行為」這一視角入手,以他最熟悉的武漢為案例,把在武漢搜集到的私人信件、出版物、報紙和地區檔案整理分析,通過「理性選擇」的假定,來解釋「文革」期間一般群眾的行為,主要論點有三點:

文革群眾才是由下而上的決定者?

(1) 按照社會學者馬克思韋伯對權威來源的分類,毛澤東顯然是所謂「魅力型權威」,發動「文革」時,聲稱要「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主觀希望憑藉超凡的感召力,指揮全國人民進行「革命運動」和「生建設」。但是在「文革」期間,民眾的政治運動現實,常常偏離了毛澤東本人的計劃和期望,毛澤東操控全局的能力,其實被遠遠高估。

(2) 廣大群眾在「文革」期間,對毛澤東確實抱有相當信念,但是他們在每一運動作出「參與」還是「退出」等決定的時候,最重要的考量,還是自己的個人利益。換言之,個人利益得失的算計,決定了當時群眾參與群眾運動的程度和模式,「文革」前期得以迅速發展,就是因為給予了大量社會上的年青人、邊緣份子得到利益的憧憬,而後期群眾尾大不掉、運動遲遲未能終結,亦與那部「利益機器」動後不能輕易收回有關。

(3) 在「文革」的每一個關鍵節點上,基於群眾利益和毛澤東最高理念的差異,毛都被迫努力修正群眾運動的路線,有時要扭左、有時要扭右。而毛的努力最終還是失敗了,要靠動員軍隊接管全國,既嚴控群眾組織、又嚴控被打倒的既得利益者,才勉強穩住局面到身故。換句話,「文革」期間每個人的理性選擇,加在一起,導致這場運動完全超出了發起者的掌控,毛澤東作為一名「魅力型威權領袖」,得到的卻是徹底失敗。

王紹光對「文革」的分析不是學院派的「離地」文章,即使對今日的全球形勢,也是有現實意義的。全書既以韋伯的理論為稻草人,自然首先挑戰了韋伯的框架,特別是「魅力型威權領袖與群眾的不理性緊密聯繫」這假,而這假一度被西方社會廣泛採用,作為解釋「文革」期間中國人盲從於毛澤東的理論基礎。但是王紹光通過案例實證,發現群眾運動中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其實有兩個不同層面:一方面是「情感維度」,反映人們非理性的一面;另一是「認知維度」,反映人們的理性思維,而兩者是並存的。韋伯對群眾運動的分析,卻相對忽略了「認知維度」,亦即忽略了群眾無論在多麼瘋狂的口號下,也會按照理性的個人利益得失分析,來決定自己立身處世的行動。只要運動持續下去,群眾就很容易通過同一口號,把運動騎劫,口中尊重最高領袖如何如何,實質上卻是利用種種「破舊立新」的制度空檔,達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Vs 西方主流權力鬥爭論

有趣的是,主流西方學界雖然習慣以宏觀、結構來分析社會科學,但談到中國,卻依然習慣以權力鬥爭、關係等角度來讀問題。例如有關「文革」,著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大卷的漢學權威馬若德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就幾乎完全採用了「權力鬥爭」的角度來探究文革成因,毛澤東及其周圍的中共主要領導人是被研究的主體,人民群眾則被認為是非理性的、處於被研究的陪襯地位。與馬若德由上至下的分析框架不同,王紹光對「文革」的分析是從下至上的,認為每一個人都是理性的行為者,他們與毛澤東的互動,才共同構成了「文革」這一集體行為。

習近平上台後,裡裡外外都大刀闊斧,雖然個人魅力不及毛澤東,但似乎也希望成為「魅力型權威」的代表。然而,正如王紹光對「文革」群眾的觀察,今天的每一個中國人也是理性的個體,依然會根據自己的利益來解讀領袖的意志,所以「中國夢」會被不同解讀,「大國責任」會被不同解讀,單靠口號和民族主義治國,台上台下都知道不可能。因此,習近平顯然比毛澤東更注重對群眾感知的控制,也就是希望通過設計一個框架,讓群眾能儘量既呼應官方的口號、也得到各自的利益,相信只要群眾能在不同運動當中分別有所得著,政府和領導威權才會不斷鞏固。這種模式,更接近上週談及的「獨裁者2.0」。

了解了這模式,我們不妨再回顧不少朋友的一廂情願,認為一時一刻的「左傾盲動路線」只是歷史的偶然,不久肯定會「撥亂反正」,這正是假定了有一個最高領袖能一錘定音的老毛病。可惜,現實是殘酷、也是理性的,每個管治模式的出現,都令一大批既得利益者成為共生,假如要改弦易轍,精英倒也罷了,那些除了搞群眾運動外別無所長的新貴又如何自處,又怎會收到一紙號令而消失?

小詞典:韋伯對統治權威的分類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Max Weber)將統治權威分為三類:「傳統型權威」、「法理型權威」和「魅力型權威」。「傳統型權威」依靠社會傳統維繫統治的正當性,例如封建制、宗族制等;「法理型權威」的統治合法性則建立在現代法律、理性與科層制基礎之上;「魅力型權威」的統治則基於被統治者對領袖之個人崇拜,毛澤東、希特拉等一般被歸類為第三類,但這劃分近年受到越來越多挑戰。


Tuesday, September 1, 2015

陳電鋸:數據新聞﹕政商界網絡系列(下)

文章轉載自明報 2015831

社會學家金耀基教授分析港英治港為何社會安穩,箇中要點是「行政吸納政治」政府任命精英甚至反對政府的壓力團體加入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各種諮詢機構,企圖增加沒有經過民主程序選出的政權的正當性(Legitimacy)。這一套之所以有效,也有賴另一位社會學家劉兆佳教授在1978年提出的「功利家庭主義」(Utilitarianistic familism),指香港人普遍對政治提不起興趣,政治態度被動,只理會個人及家庭利益。劉教授假設只要由精英主導的政府不傷害港人個人及家庭利益,市民根本不會去想政府正當性的問題。得直白,只要有利益就沒有民主訴求這回事。

到底這套「行政吸納政治」是否一定可以保障全港市民的利益?而這套管治方針經過這麼多年有沒有變質呢?

本系列文章上集分析了上市公司的董事交織網絡,挖掘出功能組別議員與商界的關係。今集將會加入政府機構的人事及組織網絡(上集所用的字眼是「公司網絡」,轉變名稱是因為組織可包括公司及政府機構),用數據為現代香港的「行政吸納政治」系統把把脈。

政府委任公職親疏有別?

David WebbWebb-site Who's Who除了上市公司的董事局人事數據之外,還有政府各級架構的人事數據,當中包括行政立法機構(如立法會、行政會議、區議會)、法定組織(如機管局、醫管局、各所大學)和政府諮詢組織(如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等等。本次研究排除了被Webb-site認為是政府組織的機構選委會、新界太平紳士、中共政協和港區人大代表。納入研究的政府相關機構共有2058個,人數15222人。

純粹分析政府相關機構的人事網絡和組織網絡結果並不特別有趣,因為公職一如所料都幾乎被建制派包攬。表一列出網絡裏中介度(Betweenness)最高的人物幾乎全都是建制派人士。而能晉身中介度頭一百位的立法會議員,除30位盧偉國的工程界議席和32位的李慧的區議會第二界別議席有經過投票之外,其他全是零票自動當選的功能組別議員。(19位航運交通界易志明、20位漁農界何俊賢、66位商界廖長江、73位工業界梁君),換言之,功能組別議員就算在政府公職的人事網絡,都依然佔盡優勢

政府可有吸納壓力團體反對意見?

A比較了35位功能組別議員和35位地區直選議員被委任公職總數。(已去除立法會議員及區議員職位)。從圖中所見,功能組別議員被政府委任公職較地區直選議員為多。每位功能組別議員平均有2.25個公職,相比地區直選議員的0.89個多一倍。政府吸納人事的方針偏向功能組別、建制派區議員,這樣還可以達到當初「行政吸納政治」化解正當性危機,吸納壓力團體反對意見的保障市民利益的目的嗎?還是經過時移世易這些形形式式的政府委位公職已演成一套政治酬庸系統?

政府與財閥緊密連結?

政府委任公職系統除用人親疏有別之外,吸納商界人士亦招來官商勾結的嫌疑。曾被傳媒廣泛報道的例子有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委員當中有城中富豪之子。這些商界人士當然在商界有利益,政府將他們引入執政架構,他們是否真的可以無私執行政府職務?

將上市公司數據跟政府組織數據混合,再畫成組織網絡(即兩組織如有共同的成員,代表組織間有關係,詳細參考上集),可理解組織之間的關係。當然,基於社會學上的趨同性原則(homophily,傾向與同類建立關係),公司與公司之間有董事交織其實並不為奇;相反,如政府機構和商業公司之間有異常嚴重的糾結,也即有異常高的趨異性(heterophily,傾向與非我族類建立關係),就要質問為何政府偏向委任該公司的董事擔任公職。

如何用數據找出此類異常的公司呢?只要數數到底哪些公司與政府機構在組織網絡裏的聯結數量,都大抵可以把他們挖掘出來。表二列出所有董事局最少與十個政府機構重疊的公司,在近一千六百家上市公司裏面,只有少於2%的上市公司能與政府有如此緊密的聯繫。

培力控股董事局 幾乎人人有公職

這一批與政府異常緊密的公司,已包括城中幾乎所有財閥。從圖B顯示列表上所有公司及與其相關的政府組織。從圖B可見,關係非常複雜混亂。(可參考「網上互動版」,見下稿)從結果可見有兩個可能的解釋第一個解釋是政府偏向委任公職給這些公司董事局成員。另一個解釋是公司偏向將有公職在身的人任命為董事局成員。例子有列表上較為年輕的公司,如第12位的培力控股在今年七月初在聯交所掛牌,但董事局成員幾乎每一人都有公職。沒有公職的只有原來公司職員和曾經的新聞人物梁展文。

何以城中財閥與可以深入政府建制?到底這樣的安排可否有效保障全港市民的利益?這些都是得全港市民深思的問題。

到底這種扭曲的「行政吸納政治」制度,是否仍可如金耀基教授當初所指,保障香港穩定?金教授曾預言,要是社會動員發生,挑戰政府正當性,「行政吸納政治」系統就會失效,執政者需要考慮推行共識政治,進動民主進程。金教授的預言會否成真,取決於香港人是否仍然深深相信「功利家庭主義」。

本研究的詳細數表及互動網絡圖可到這網址: www.github.com/chainsawriot/boardwatch
綜合本系列上下兩集針對政商界網絡的研究,我們以數據證明了以下幾點

1. 零票功能組別議員在商界影響力巨大
2. 零票功能組別議員在政府組織之影響力也巨大
3. 政府委用議員任公職時親疏有別
4. 城中財閥董事局可掌握極多公職,與政府建立異常緊密的聯結

網上放大看官商關係互動圖

讀者可以用網上互動版的網絡關係圖自行研究官商之間的關係。關係圖上白色的點是上市公司,橙色的是政府機構。點與點之間有連線代表董事會人事有交織。點擊組織的點,就只會顯示與該組織有聯繫的其他點。

由於組織關係雜亂,難以從圖像裏找出想要調的組織。建議多用左上角的搜尋功能,輸入組織的英文名稱進行搜索。

下方的工具欄的漏斗(filter)可濾走整個類別的組織。點擊有興趣的組織可按瞄準器(Focus)深入研究,可選擇觀看與組織有13度連結的機構。Clustermetrics等是高階功能,可對組織關係進行網絡分析,有興趣可以自行試玩。


網址:kumu.io/chainsawriot/board-w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