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無論是國際社會的「伊斯蘭國」，中國內地的意識形態思潮，還是香港社會的群眾動員與反動員，都被拿來和數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比較。在一般人心目中，「文革」成了相當負面的名詞，因為那代表了億萬人集體投身政治的瘋狂，過程相當非理性；而毛澤東作為發動「文革」的領袖，通過鼓動個人崇拜，成了一錘定音的人間神。但其實「文革」真正的恐怖，並不在於它的非理性，而恰恰相反，在於它提供了一個劇場，讓全國人民相當理性地參與在一個瘋狂遊戲，把人性的陰暗面結構性地釋放出來。要了解這現象，我們應該閱讀「新左派」學術領袖王紹光教授的著作《超凡領袖的挫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
王紹光是筆者在美國讀書時的大學老師，後來回到中國境內的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與崔之元、汪暉、甘陽等並列為「新左派四大天王」，對如何強化國家行政能力、調和貧富懸殊等問題有獨到見解，一直受不同意見學者的廣泛尊重。這本書是他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通過「集體行為」這一視角入手，以他最熟悉的武漢為案例，把在武漢搜集到的私人信件、出版物、報紙和地區檔案整理分析，通過「理性選擇」的假定，來解釋「文革」期間一般群眾的行為，主要論點有三點：
文革群眾才是由下而上的決定者？
(1) 按照社會學者馬克思韋伯對權威來源的分類，毛澤東顯然是所謂「魅力型權威」，發動「文革」時，聲稱要「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主觀希望憑藉超凡的感召力，指揮全國人民進行「革命運動」和「生產建設」。但是在「文革」期間，民眾的政治運動現實，常常偏離了毛澤東本人的計劃和期望，毛澤東操控全局的能力，其實被遠遠高估。
(2) 廣大群眾在「文革」期間，對毛澤東確實抱有相當信念，但是他們在每一運動作出「參與」還是「退出」等決定的時候，最重要的考量，還是自己的個人利益。換言之，個人利益得失的算計，決定了當時群眾參與群眾運動的程度和模式，「文革」前期得以迅速發展，就是因為給予了大量社會上的年青人、邊緣份子得到利益的憧憬，而後期群眾尾大不掉、運動遲遲未能終結，亦與那部「利益機器」啟動後不能輕易收回有關。
(3) 在「文革」的每一個關鍵節點上，基於群眾利益和毛澤東最高理念的差異，毛都被迫努力修正群眾運動的路線，有時要扭左、有時要扭右。而毛的努力最終還是失敗了，要靠動員軍隊接管全國，既嚴控群眾組織、又嚴控被打倒的既得利益者，才勉強穩住局面到身故。換句話說，「文革」期間每個人的理性選擇，加在一起，導致這場運動完全超出了發起者的掌控，毛澤東作為一名「魅力型威權領袖」，得到的卻是徹底失敗。
王紹光對「文革」的分析不是學院派的「離地」文章，即使對今日的全球形勢，也是有現實意義的。全書既以韋伯的理論為稻草人，自然首先挑戰了韋伯的框架，特別是「魅力型威權領袖與群眾的不理性緊密聯繫」這假說，而這假說一度被西方社會廣泛採用，作為解釋「文革」期間中國人盲從於毛澤東的理論基礎。但是王紹光通過案例實證，發現群眾運動中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其實有兩個不同層面：一方面是「情感維度」，反映人們非理性的一面；另一是「認知維度」，反映人們的理性思維，而兩者是並存的。韋伯對群眾運動的分析，卻相對忽略了「認知維度」，亦即忽略了群眾無論在多麼瘋狂的口號下，也會按照理性的個人利益得失分析，來決定自己立身處世的行動。只要運動持續下去，群眾就很容易通過同一口號，把運動騎劫，口中說尊重最高領袖如何如何，實質上卻是利用種種「破舊立新」的制度空檔，達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Vs 西方主流權力鬥爭論
有趣的是，主流西方學界雖然習慣以宏觀、結構來分析社會科學，但談到中國，卻依然習慣以權力鬥爭、關係等角度來閱讀問題。例如有關「文革」，著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大卷的漢學權威馬若德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就幾乎完全採用了「權力鬥爭」的角度來探究文革成因，毛澤東及其周圍的中共主要領導人是被研究的主體，人民群眾則被認為是非理性的、處於被研究的陪襯地位。與馬若德由上至下的分析框架不同，王紹光對「文革」的分析是從下至上的，認為每一個人都是理性的行為者，他們與毛澤東的互動，才共同構成了「文革」這一集體行為。
習近平上台後，裡裡外外都大刀闊斧，雖然個人魅力不及毛澤東，但似乎也希望成為「魅力型權威」的代表。然而，正如王紹光對「文革」群眾的觀察，今天的每一個中國人也是理性的個體，依然會根據自己的利益來解讀領袖的意志，所以「中國夢」會被不同解讀，「大國責任」會被不同解讀，單靠口號和民族主義治國，台上台下都知道絕不可能。因此，習近平顯然比毛澤東更注重對群眾感知的控制，也就是希望通過設計一個框架，讓群眾能儘量既呼應官方的口號、也得到各自的利益，相信只要群眾能在不同運動當中分別有所得著，政府和領導威權才會不斷鞏固。這種模式，更接近上週談及的「獨裁者2.0」。
了解了這模式，我們不妨再回顧不少朋友的一廂情願，認為一時一刻的「左傾盲動路線」只是歷史的偶然，不久肯定會「撥亂反正」，這正是假定了有一個最高領袖能一錘定音的老毛病。可惜，現實是殘酷、也是理性的，每個管治模式的出現，都令一大批既得利益者成為共生，假如要改弦易轍，精英倒也罷了，那些除了搞群眾運動外別無所長的新貴又如何自處，又怎會收到一紙號令而消失？
小詞典：韋伯對統治權威的分類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Max Weber)將統治權威分為三類：「傳統型權威」、「法理型權威」和「魅力型權威」。「傳統型權威」依靠社會傳統維繫統治的正當性，例如封建制、宗族制等；「法理型權威」的統治合法性則建立在現代法律、理性與科層制基礎之上；「魅力型權威」的統治則基於被統治者對領袖之個人崇拜，毛澤東、希特拉等一般被歸類為第三類，但這劃分近年受到越來越多挑戰。
王紹光是筆者在美國讀書時的大學老師，後來回到中國境內的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與崔之元、汪暉、甘陽等並列為「新左派四大天王」，對如何強化國家行政能力、調和貧富懸殊等問題有獨到見解，一直受不同意見學者的廣泛尊重。這本書是他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通過「集體行為」這一視角入手，以他最熟悉的武漢為案例，把在武漢搜集到的私人信件、出版物、報紙和地區檔案整理分析，通過「理性選擇」的假定，來解釋「文革」期間一般群眾的行為，主要論點有三點：
文革群眾才是由下而上的決定者？
(1) 按照社會學者馬克思韋伯對權威來源的分類，毛澤東顯然是所謂「魅力型權威」，發動「文革」時，聲稱要「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主觀希望憑藉超凡的感召力，指揮全國人民進行「革命運動」和「生產建設」。但是在「文革」期間，民眾的政治運動現實，常常偏離了毛澤東本人的計劃和期望，毛澤東操控全局的能力，其實被遠遠高估。
(2) 廣大群眾在「文革」期間，對毛澤東確實抱有相當信念，但是他們在每一運動作出「參與」還是「退出」等決定的時候，最重要的考量，還是自己的個人利益。換言之，個人利益得失的算計，決定了當時群眾參與群眾運動的程度和模式，「文革」前期得以迅速發展，就是因為給予了大量社會上的年青人、邊緣份子得到利益的憧憬，而後期群眾尾大不掉、運動遲遲未能終結，亦與那部「利益機器」啟動後不能輕易收回有關。
(3) 在「文革」的每一個關鍵節點上，基於群眾利益和毛澤東最高理念的差異，毛都被迫努力修正群眾運動的路線，有時要扭左、有時要扭右。而毛的努力最終還是失敗了，要靠動員軍隊接管全國，既嚴控群眾組織、又嚴控被打倒的既得利益者，才勉強穩住局面到身故。換句話說，「文革」期間每個人的理性選擇，加在一起，導致這場運動完全超出了發起者的掌控，毛澤東作為一名「魅力型威權領袖」，得到的卻是徹底失敗。
王紹光對「文革」的分析不是學院派的「離地」文章，即使對今日的全球形勢，也是有現實意義的。全書既以韋伯的理論為稻草人，自然首先挑戰了韋伯的框架，特別是「魅力型威權領袖與群眾的不理性緊密聯繫」這假說，而這假說一度被西方社會廣泛採用，作為解釋「文革」期間中國人盲從於毛澤東的理論基礎。但是王紹光通過案例實證，發現群眾運動中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其實有兩個不同層面：一方面是「情感維度」，反映人們非理性的一面；另一是「認知維度」，反映人們的理性思維，而兩者是並存的。韋伯對群眾運動的分析，卻相對忽略了「認知維度」，亦即忽略了群眾無論在多麼瘋狂的口號下，也會按照理性的個人利益得失分析，來決定自己立身處世的行動。只要運動持續下去，群眾就很容易通過同一口號，把運動騎劫，口中說尊重最高領袖如何如何，實質上卻是利用種種「破舊立新」的制度空檔，達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Vs 西方主流權力鬥爭論
有趣的是，主流西方學界雖然習慣以宏觀、結構來分析社會科學，但談到中國，卻依然習慣以權力鬥爭、關係等角度來閱讀問題。例如有關「文革」，著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大卷的漢學權威馬若德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就幾乎完全採用了「權力鬥爭」的角度來探究文革成因，毛澤東及其周圍的中共主要領導人是被研究的主體，人民群眾則被認為是非理性的、處於被研究的陪襯地位。與馬若德由上至下的分析框架不同，王紹光對「文革」的分析是從下至上的，認為每一個人都是理性的行為者，他們與毛澤東的互動，才共同構成了「文革」這一集體行為。
習近平上台後，裡裡外外都大刀闊斧，雖然個人魅力不及毛澤東，但似乎也希望成為「魅力型權威」的代表。然而，正如王紹光對「文革」群眾的觀察，今天的每一個中國人也是理性的個體，依然會根據自己的利益來解讀領袖的意志，所以「中國夢」會被不同解讀，「大國責任」會被不同解讀，單靠口號和民族主義治國，台上台下都知道絕不可能。因此，習近平顯然比毛澤東更注重對群眾感知的控制，也就是希望通過設計一個框架，讓群眾能儘量既呼應官方的口號、也得到各自的利益，相信只要群眾能在不同運動當中分別有所得著，政府和領導威權才會不斷鞏固。這種模式，更接近上週談及的「獨裁者2.0」。
了解了這模式，我們不妨再回顧不少朋友的一廂情願，認為一時一刻的「左傾盲動路線」只是歷史的偶然，不久肯定會「撥亂反正」，這正是假定了有一個最高領袖能一錘定音的老毛病。可惜，現實是殘酷、也是理性的，每個管治模式的出現，都令一大批既得利益者成為共生，假如要改弦易轍，精英倒也罷了，那些除了搞群眾運動外別無所長的新貴又如何自處，又怎會收到一紙號令而消失？
小詞典：韋伯對統治權威的分類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Max Weber)將統治權威分為三類：「傳統型權威」、「法理型權威」和「魅力型權威」。「傳統型權威」依靠社會傳統維繫統治的正當性，例如封建制、宗族制等；「法理型權威」的統治合法性則建立在現代法律、理性與科層制基礎之上；「魅力型權威」的統治則基於被統治者對領袖之個人崇拜，毛澤東、希特拉等一般被歸類為第三類，但這劃分近年受到越來越多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