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電鋸：數據新聞﹕政商界網絡系列（下）

文章轉載自明報 2015年8月31日

社會學家金耀基教授分析港英治港為何社會安穩，箇中要點是「行政吸納政治」﹕政府任命精英甚至反對政府的壓力團體加入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各種諮詢機構，企圖增加沒有經過民主程序選出的政權的正當性（Legitimacy）。這一套之所以有效，也有賴另一位社會學家劉兆佳教授在1978年提出的「功利家庭主義」（Utilitarianistic familism），指香港人普遍對政治提不起興趣，政治態度被動，只理會個人及家庭利益。劉教授假設只要由精英主導的政府不傷害港人個人及家庭利益，市民根本不會去想政府正當性的問題。說得直白，只要有利益就沒有民主訴求這回事。

到底這套「行政吸納政治」是否一定可以保障全港市民的利益？而這套管治方針經過這麼多年有沒有變質呢？

本系列文章上集分析了上市公司的董事交織網絡，挖掘出功能組別議員與商界的關係。今集將會加入政府機構的人事及組織網絡（上集所用的字眼是「公司網絡」，轉變名稱是因為組織可包括公司及政府機構），用數據為現代香港的「行政吸納政治」系統把把脈。

政府委任公職親疏有別？

David Webb的Webb-site Who's Who除了上市公司的董事局人事數據之外，還有政府各級架構的人事數據，當中包括行政立法機構（如立法會、行政會議、區議會）、法定組織（如機管局、醫管局、各所大學）和政府諮詢組織（如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等等。本次研究排除了被Webb-site認為是政府組織的機構﹕選委會、新界太平紳士、中共政協和港區人大代表。納入研究的政府相關機構共有2058個，人數15222人。

純粹分析政府相關機構的人事網絡和組織網絡結果並不特別有趣，因為公職一如所料都幾乎被建制派包攬。表一列出網絡裏中介度（Betweenness）最高的人物幾乎全都是建制派人士。而能夠晉身中介度頭一百位的立法會議員，除30位盧偉國的工程界議席和32位的李慧琼的區議會第二界別議席有經過投票之外，其他全是零票自動當選的功能組別議員。（19位航運交通界易志明、20位漁農界何俊賢、66位商界廖長江、73位工業界梁君彥），換言之，功能組別議員就算在政府公職的人事網絡，都依然佔盡優勢。

政府可有吸納壓力團體反對意見？

圖A比較了35位功能組別議員和35位地區直選議員被委任公職總數。（已去除立法會議員及區議員職位）。從圖中所見，功能組別議員被政府委任公職較地區直選議員為多。每位功能組別議員平均有2.25個公職，相比地區直選議員的0.89個多一倍。政府吸納人事的方針偏向功能組別、建制派區議員，這樣還可以達到當初「行政吸納政治」化解正當性危機，吸納壓力團體反對意見的保障市民利益的目的嗎？還是經過時移世易這些形形式式的政府委位公職已演成一套政治酬庸系統？

政府與財閥緊密連結？

政府委任公職系統除用人親疏有別之外，吸納商界人士亦招來官商勾結的嫌疑。曾被傳媒廣泛報道的例子有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委員當中有城中富豪之子。這些商界人士當然在商界有利益，政府將他們引入執政架構，他們是否真的可以無私執行政府職務？

將上市公司數據跟政府組織數據混合，再畫成組織網絡（即兩組織如有共同的成員，代表組織間有關係，詳細參考上集），可理解組織之間的關係。當然，基於社會學上的趨同性原則（homophily，傾向與同類建立關係），公司與公司之間有董事交織其實並不為奇；相反，如政府機構和商業公司之間有異常嚴重的糾結，也即有異常高的趨異性（heterophily，傾向與非我族類建立關係），就要質問為何政府偏向委任該公司的董事擔任公職。

如何用數據找出此類異常的公司呢？只要數數到底哪些公司與政府機構在組織網絡裏的聯結數量，都大抵可以把他們挖掘出來。表二列出所有董事局最少與十個政府機構重疊的公司，在近一千六百家上市公司裏面，只有少於2%的上市公司能與政府有如此緊密的聯繫。

培力控股董事局 幾乎人人有公職

這一批與政府異常緊密的公司，已包括城中幾乎所有財閥。從圖B顯示列表上所有公司及與其相關的政府組織。從圖B可見，關係非常複雜混亂。（可參考「網上互動版」，見下稿）從結果可見有兩個可能的解釋﹕第一個解釋是政府偏向委任公職給這些公司董事局成員。另一個解釋是公司偏向將有公職在身的人任命為董事局成員。例子有列表上較為年輕的公司，如第12位的培力控股在今年七月初在聯交所掛牌，但董事局成員幾乎每一人都有公職。沒有公職的只有原來公司職員和曾經的新聞人物梁展文。

何以城中財閥與可以深入政府建制？到底這樣的安排可否有效保障全港市民的利益？這些都是值得全港市民深思的問題。

到底這種扭曲的「行政吸納政治」制度，是否仍可如金耀基教授當初所指，保障香港穩定？金教授曾預言，要是社會動員發生，挑戰政府正當性，「行政吸納政治」系統就會失效，執政者需要考慮推行共識政治，進動民主進程。金教授的預言會否成真，取決於香港人是否仍然深深相信「功利家庭主義」。

本研究的詳細數表及互動網絡圖可到這網址: www.github.com/chainsawriot/boardwatch

綜合本系列上下兩集針對政商界網絡的研究，我們以數據證明了以下幾點﹕

1. 零票功能組別議員在商界影響力巨大

2. 零票功能組別議員在政府組織之內影響力也巨大

3. 政府委用議員任公職時親疏有別

4. 城中財閥董事局可掌握極多公職，與政府建立異常緊密的聯結

網上放大看﹕官商關係互動圖

讀者可以用網上互動版的網絡關係圖自行研究官商之間的關係。關係圖上白色的點是上市公司，橙色的是政府機構。點與點之間有連線代表董事會人事有交織。點擊組織的點，就只會顯示與該組織有聯繫的其他點。

由於組織關係雜亂，難以從圖像裏找出想要調查的組織。建議多用左上角的搜尋功能，輸入組織的英文名稱進行搜索。

下方的工具欄的漏斗（filter）可濾走整個類別的組織。點擊有興趣的組織可按瞄準器（Focus）深入研究，可選擇觀看與組織有1至3度連結的機構。Cluster和metrics等是高階功能，可對組織關係進行網絡分析，有興趣可以自行試玩。

網址：kumu.io/chainsawriot/board-watch

陳電鋸：數據新聞﹕政商界網絡系列（上）

文章轉載自明報 2015年8月23日

如果要談香港政治的最獨特之處，除了689票可當選特首之外，就要數功能組別這個異類政治系統。外國現有仍具類似功能組別間接選舉辦法的國家，都採用兩院制，即間接選舉選出的業界代表會受民選議會制約。在香港（和澳門）則反其道而行，在分組點票之下，功能組別議員反而可制約民選議會。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不作改動仍有功能組別及分組點票，而重啟政改不再是公眾關心的議題的今天，本系列兩篇研究將用數據揭開功能組別議員的神秘面紗。

美國前最高法院大法官布蘭迪斯（Louis Brandeis）曾在1914年指出美國絕大部分的公司都由銀行、工業公司、公共事業機構控制，方法就是這些公司的董事局成員，同時兼任兩間以上的公司的董事，由此結成董事交織（interlocking directorate）網。要理解董事交織，可參考以下例子。假設有三間公司，其董事局成員如下:

公司網絡

公司網絡以公司為單位，連結就以董事重疊數量計算。例如甲、乙公司有一名相同的董事，而乙、丙公司有兩名相同的董事，甲、丙沒有相同的董事。繪成網絡，就是如此。留意乙和丙的連結較粗，因為他們有兩名相同的董事，故連結較緊密。

人事網絡

人事網絡就是以人為單位的網，例如A和B在甲公司同為董事，故此A和B可以連成一起。以此為原則，以上例子可以劃成如此網絡，留意 D、E 的連結較粗，因為他們曾在兩家公司的董事局合作。

誰佔優勢？

從以上例子可見，C、D、E 同時是多家公司的董事，他們所擁有的權力高於A和F。而乙公司的董事同時出現在甲和丙公司，此公司也佔盡戰略優勢。這些在網絡上佔盡優勢的公司和人，稱為聯繫人（broker），擁有極高權力及可收集最多的內幕資訊。網絡裏的聯繫人，數學上可計算中介度（Betweenness Centrality）找出來。

少數人控制大量公司？

由於董事局擁有公司的最高決策權，如果一大堆公司的董事都是同一撮人，就是極少數人控制大量公司。在未有反托拉斯法之前，甚至兩家有競爭的公司會結成董事交織網，用以控制價格和協調策略，造成寡頭壟斷。在Louis Brandeis仍然在生的年代，美國公司的董事人事網大多是摩根大通等巨無霸銀行的頭目主導核心位置，例如約翰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本人和他的手下曾經是三十多家不同公司的董事。

現代的董事交織網研究隨着網絡科學（Network Science）發展及公開資料愈來愈多，已變成一門專門學問。本港亦有專門研究本地董事交織網的學者，例如城大的何榮宗博士是此類研究的先鋒，他曾分析約一百個香港機構的董事交織網，得出香港政、商兩道有非常緊密的聯繫。徐承恩等學者分析數十個機構的董事交織網隨着時間的轉變，得出中共在後過渡期於香港精英界進行「大執位」。這些研究都很有趣，但問題是只分析很小量的機構數據作樣本，如何選擇樣本會頗影響結果。

本研究使用獨立股評人David Webb所收集的上市公司和政府公共機構董事會資料的Webb-site Who's Who數據庫，分析政、商界董事交織網絡，理解香港的精英網絡秩序。本系列研究會分成兩集，上集分析商界網絡，下集分析政府各式公共機構與商界的關係。今次研究以1591間在聯交所主板上市的公司共10406名董事交織的數據，結成上述的公司和人事網絡進行分析。

公司網絡分析

十公司董事成員 操控193上市公司

公司網絡中的聯繫人以中介度排名，頭五位分別是東亞銀行、利福國際、澳博、北控和新礦。單是東亞銀行一家公司，其董事局成員另外控制38家公司，包攬長和、新世界、恆基等等超級企業。

附圖B顯示只佔納入統計不足1%的頭十位聯繫人公司（紫色），其董事局成員可操控共193間上市公司，佔納入統計的上市公司超過一成。

為何可以達到這種少數公司董事局成員控制大量公司的效果呢？如東亞銀行的例子，就是同系公司、父系公司、主要投資者甚至同一家族派駐成員進入公司董事局。除此之外也有另一種效果更顯著的方法，從董事交織的人事網絡可以見到端倪。

人事網絡分析

董事交織網 「零票議員」石禮謙居首

以同樣的計算中介度的方法，可以找出董事交織網絡以人為單位的「超級聯繫人」（梁振英語）。附表及封面頁的圖列出頭四十位的「超級聯繫人」，圖中圓圈大小代表其中介度。

單看此四十人列表，除了財界巨人、銀行家和Big 4會計師樓代表之外，也不難發現有政界人士。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排名第一位的經民聯地產界別零票議員石禮謙，另一經民聯商界零票議員林健鋒也排37位。其中石禮謙是十七間上市公司的董事，當中包括利福國際、澳博、新創建、港鐵、碧桂園等等。而林健鋒也不弱，是六間上市公司的董事，包括周大福、澳門永利等。

再數下去，還可見到不少立法會議員的身影，如排202位的吳亮星（金融界，零票）、321位的梁君彥（工業界，零票）和1664位的廖長江（商界，零票）。地區直選議員方面，只有排893位的田北俊和2045位的田北辰，綜合來說影響力遠不及以上幾位零票功能組別議員。

林健鋒既是商界「超級聯繫人」 也是行會成員

由此可見，以零票自動當選為主的功能組別議員，是上市公司的寵兒，亦成為董事交織網內的強勁融合力量。他們不單止在商界有權，更在立法會擁有否決民選議員決定的權力。值得留意的是，林健鋒不止是上市公司董事交織網的「超級聯繫人」和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員，更是行政會議成員和全國政協，有力主宰香港商界、行政、立法，可說是坐擁香港權力網絡最佳位置的人。但到底這些與商界關係匪淺而沒有經過任何選票授權的人，在議會制訂政策時到底是代表全體香港市民的利益，還是只聽命於商界的老闆？這就是所謂功能組別的「權力制衡」作用嗎？這些只好留給公論。

下次，我會將這個上市公司董事交織網絡與政府機構網絡融合。到底哪些政府機構與商界關係密切? 哪些人在商界和政界都有強勁人脈？敬請留意下集。

本研究的詳細數表可於這網址下載：www.github.com/chainsawriot/boardwatch

鄭立：絕食抗議有效嗎？

文章轉載自明報 2015年8月15日

香港是一個很流行絕食抗議的地方。絕食是一個經常被用到的抗議手段，不過，到底絕食為何可以當成抗議的方式，似乎並不會有太多人能答得出來。

每次提起絕食，大家第一個想起的人，一定是印度聖雄甘地。而大部分人都不會記得，歷史上還有另一個絕食抗議的人物，叫作葉名琛。

甘地葉名琛絕食 有何不同？

葉名琛是英法聯軍之役裏的兩廣總督，英法聯軍攻陷廣州之後，把他俘虜，把他解往停在香港的軍艦無畏號，押往印度的加爾各答。葉名琛是個傳統儒家士人，有士人的風骨，他不願意吃英國人的糧食，認為是敵人的食物，而自備糧食上船。

在自備糧食耗盡後，他也堅持不食英國人的食物，進入了絕食狀態，就這樣長期絕食之後，真的餓死了。聖雄甘地也沒有餓死，香港也沒有絕食餓死人的事情，倒是這位總是被遺忘的葉名琛總督，憑着士大夫的意志力，真真正正的做到了絕食餓死。就絕食抗議這點看，他比甘地更徹底。

可是他什麼都爭取不到。

聖雄甘地和平不流血地，以絕食抗議完成印度獨立，這件事一直被傳誦，這個成功的例子讓我們似乎都有一個感覺，不吃飯看來像是一個足以達到抗爭目的之手段。但葉名琛卻是反例，那我們是否該想想，甘地式的絕食，和葉名琛式的絕食，有什麼不同？

那就是，甘地對英國人來說不能餓死，葉名琛餓死對英國人來說沒有影響。

甘地並不是一開始就絕食，他早期對抗英國政府，是要印度人抵制英國貨，杯葛英國的法院、學校，以及拒絕繳稅。他後來因為為印度最底的賤民階層，爭取權利、消除貧困、促進不同階層宗教性別間的平等，受了他幫助的人愈來愈多，而產生了大量狂熱的追隨者。這是一介被委任官僚的葉名琛所沒有的。

絕食背後是暴力的潛力

甘地有恩於很多人並受他們支持，會引起難以估計的政治後果以及暴力、恐怖主義等，所以甘地雖然不討殖民地政府的歡心，但他死了會是更大的問題。所以英國人只能囚禁他，不會殺死他，因為絕不能讓甘地成為抗英殉道者。而甘地的對策，就是絕食。

因為絕食是一種慢性自殺，甘地若因絕食而死，他的支持者還是會把責任算在英國人身上，就是英國人殺死了甘地。這足以引起廣泛的暴亂或恐怖活動，不僅動搖英國人的統治，而且很可能在印度最終獨立後，英國人會得回一個極度痛恨英國的印度。

故此，甘地的絕食抗議，其實是一種以自身的死亡，去抗爭壓迫者的軟性攻擊。他沒有用任何暴力，但是他是用自己死亡會引起的暴力為籌碼，去跟英國人談判的。其他人絕食，是沒有同樣的效果，就是一個普通餓死的人而已。說到底，絕食的背後是暴力的潛力，以及政治後果，面對一個理性的決策者，他們採取兩害取其輕的策略才會成功的。

這完全是因為甘地很理解英國人，也很理解整個政治形勢，他背後有的是完整的戰略計算，而不是純表態，也不是純道德、純堅持。徒具其形的情况，就是葉名琛，絕食，死了，死得毫無價值，甚至被遺忘。

古代的愛爾蘭也有絕食抗議，他們的做法也是自殺，餓死在想要抗議的人的門前，因為有人餓死在自己門前，在當時文化中是極不榮譽、惹人非議的事情。絕食而死其實是傷害對方的聲譽，對方不想你死在他門前，就會跟你談判。可見，絕食這種做法，必然要有為對方帶來麻煩的潛力，才有效果。

如果絕食沒有任何慢性自殺的意思，不會為對方帶來什麼麻煩，那就沒有任何抗議效果了。

人渣文本：蔡英文就是大魔王

文章轉載自台灣蘋果日報 2015年8月2日

深藍有種解釋事情的方法，即「一切壞事都是蔡英文造成的」，我們可以將之簡稱為「蔡魔王論」。

學生反課綱，沒有其他原因，就是蔡英文這隻幕後黑手推動的。隨機殺人狂，也不會有別的原因，必定是受了蔡英文的影響。不斷有洪秀柱出包的新聞，這更是蔡英文操作獨派媒體製造的。只要有任何的不順眼、不上心之處，就都是蔡英文搞出來的。

蔡英文就是大魔王，是萬惡的根源，消滅她，一切的問題就都解決了。深藍總是納悶，這麼簡單的事，為什麼台灣的百姓就是不懂呢？

但我們也可以反問，這種病態的「蔡魔王論」思想，又是怎麼產生出來的呢？

現今學生們在反課綱微調，不妨就從「課本」談起。在「一綱多本」的教改課本之前，是「國編本」的單一版本時代，而「蔡魔王論」的支持者，多半就屬於國編本世代。

在這套國編本教材裡，「世界」是非常簡單的：「這世界因為神而運轉，因為魔而滅亡。」

神，就是每本國語課本第一課的國父，第二課的蔣公，第三課的蔣經國。
魔，就是腐敗的滿清慈禧，濫殺的倭寇軍閥，以及萬惡的共匪毛澤東。

神與魔在國文、歷史、地理、公民、三民主義課本裡不斷互鬥，交織出一套完滿的世界觀。如果我們能有一杯茶、一碗飯，那都是諸神的恩賜；若我們少了一杯茶、一碗飯，那就是惡魔的破壞。

這世界觀簡單易懂，許多人學會了，就抱著一輩子不放。但國父、蔣公、小蔣都不在了，也沒有像樣的繼承人，該怎麼辦？很多人默默的跑去投靠共匪，將過去的「魔」視為新的「神」。那誰要來當新的「魔」呢？

當然就是台獨份子了，而台獨份子就是民進黨，民進黨的核心，自然就是他們的領袖蔡英文。她就是新的大魔王，繼承了東條英機的殺人魔性，也會發動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更像慈禧太后一樣腐敗無能。

一切又「串」起來了，神魔再次開始相鬥，世界開始運作，這些深藍終於可以安心睡覺了。

安心個頭。

這麼簡化的世界觀，當然不可能對應到真實人文世界的運作，只會讓依照這世界觀生活的人感到痛苦與矛盾，和整體社會越來越脫節。

小到「上班遲到」這種社會現象，都可能有多重的原因，而一個像是「學運」的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更有其複雜的動力機制，所以一個人很難成為諸多現象的共同原因，但如國民黨、民進黨之類的社群、組織，的確可能在擁有權力後成為社會善惡現象的主要動力因。

這代表若有「魔王」，大概會是「黨」「派」這樣的組織，但要再將黨派的責任逆推回某一個人的身上，顯然太過跳躍，缺少必要的邏輯環節。

因個人影響力有其極限，真正專業的學者，不會把台灣過去的發展或失敗全歸之於蔣介石或蔣經國個人身上；但社群的影響力相對明確，「國民黨」顯然必須對台灣的某個歷史時期負責。

所以「蔡魔王論」只是種宗教信念。國編本的受害者們若是拒絕進行批判思考，從不進行自省，就很難從這種簡化的二元對立世界觀脫出。

每天傍晚準時收看卡通的小朋友，也有不少人會相信劇中極惡大魔王確實存在，但他們會在成長與受教育過程中漸漸體會人文世界的複雜性，開始找尋真正的原因，並一一解決。

只有找出真正的原因並解決，才是負責任的人生，才算是「成人」。隨便把責任推給某一個人，就以為大功告成，根本就是小屁孩風格。

那這些深藍，又要何時才能真正「長大」？

他們多數是長輩，在其成長的階段，正是台灣資源相對匱乏的時期，鮮有管道學習反思與批判方法，只能被迫接受國民黨的制式愛黨教育。這不是他們的錯，這是時代的悲劇。

但是透過現代教育，許多年輕人已從「卡通」中醒來，開始認真思考世界複雜性時，國民黨卻仍在推銷他們的「蔡魔王論」，老是說「請蔡英文放過台灣的年輕人」，「蔡英文不要當幕後黑手」。

年輕人有這麼好騙嗎？看看國內詐騙集團的實際案例，到底是老人被騙的多？還是年輕人被騙得多？

國民黨一直虎爛「蔡魔王論」，究竟能騙到多少年輕人？又騙到多少老人？我想去年底的選舉結果已經說明了一部份的答案。

說真的，想騙年輕人就算了，年輕人有時間發現真相，但不要去騙老人，老人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了。騙老人，真的很缺德。

青永屍：你討厭甚麼政治？

文章轉載自墳場新聞 2015年7月

不少香港人會口稱「我討厭政治」。社會在這個口號下，大家也漸漸對政治充耳不聞。

事實上，你是討厭甚麼政治呢？你討厭使黑金那些髒兮兮的交易？你討厭那些官商勾結的利益輸送？你討厭官官相衛的庸官風氣？好的。這些都是政治。但這些是牽涉操作的，就是你看《選戰》、看《House of Cards》看的那些津津有味的政治操作。我們是一介草民，你當然可以討厭這些沒有道德，只講利益的政治。

但如果你說，你討厭巴士車費太貴、你討厭過海隧道塞車、你討厭地鐵太迫，你這次沒資格說你討厭政治了。因為，這些都是和你相關的民生事情。你是有份去參與的。孫中山認為，「Politics」譯成「政治」，有三種意思：「一個是國政，就是政府中所行的國家大事；一個是黨爭，就是政黨中彼此所用的詭謀；一個是說是非，就是像以前所舉的家庭是非之例。」你可以討厭黨爭，你可以討厭是非，但你不能討厭國政。

分清楚，做詭謀、做談判時、玩這些只講利益的政治時，你是可以有潔癖，覺得這些東西十分可惡，不親手參與的；就好像你覺得掃地骯髒，就請人代勞。你的不參與，可以是潔身自愛、可以是明哲保身。但是，國政層面的東西，事情是貼身的，就好像你的鼻孔癢癢，能假手於人找人代挖嗎？在國政層面，裝潔身自愛、裝明哲保身，這是自私、是愚昧。那些和你如此貼身的事，你能靠誰幫你搞呀？你不喜歡和政府談判，甚或你不關心政府如何選出，這些問題你可以留給代議士來做。

不過，找代議士之前，你都得看看那些代議士能否發揮作用呀。陽間香港立法會既有功能組別、又有分組點票，就算那代議士多能幹，他們都不能在議會代你掃乾淨你不喜歡的事呀。

在這兒，根本沒有道德高地，你參與政治也好、不參與政治也好，世界的卑鄙一樣會玷污你，政制一日未完善、機制仍舊不合理，你都不能迴避。

林卓廷：圍標是怎樣煉成的 (二)

文章轉載自蘋果日報 2015年7月13日

我在去年3月31日於《蘋果日報》發表〈圍標是怎樣煉成的〉，講述樓宇維修圍標集團的勾當，事隔一年多，近日廉署起訴一名圍標集團骨幹，是近年首宗，案件涉及超過四千萬元賄款，令反圍標運動似乎見到一絲曙光，但梁振英在立法會對圍標問題的冷漠態度，令我不禁倒抽一口涼氣，決定撰文講述政府如何縱容圍標，任小業主遭圍標集團魚肉。

兩年前當我首次公開圍標黑幕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和廉署防貪署的高層都否認圍標問題嚴重，指有關圍標的投訴是揣測性，並無實據支持，因此檢控數字極低。其實，當我在廉署服務時，圍標問題已經失控，我離開廉署重返民主黨後，圍標情況更令人髮指，天價工程屢破維修金額紀錄，令小業主蒙受極大損失。我肯定無論廉署、房協或市建局多年來對圍標問題都是心知肚明，因此政府否認圍標問題的嚴重性，誤導甚至欺騙公眾，無視小業主苦況，實在極不負責任。由於政府無心亦無力打擊圍標，於是採取董建華式「唔講就唔存在」策略，埋首沙堆，因此多年來政府對圍標問題從未進行公眾教育宣傳，令公眾難以識破天價工程原來由圍標集團一手操控。

民政署懶理法律漏洞

警方亦責無旁貸！黑社會是圍標集團核心，多年來不法之徒以刑事恐嚇、刑事毀壞、甚至嚴重傷人的手法，排除維修業界的競爭者，迫使質疑工程的小業主收聲。對於小業主的舉報，警方往往輕視案件的嚴重性，去年翠湖花園的小業主收到劉進圖被斬的封面報道、附有家人照片的恐嚇信、警方居然指無恐嚇成份，就是「最佳」例子。直至反圍標大聯盟到警察總部抗議，警方才開始重視圍標勾當的刑事罪行。

談到民政署，小業主衝口而出，往往都是一個字──廢，因為民政署就《建築物管理條例》並無執法權，法例亦無罰則，淪為「冇牙老虎」，民政署多年來甘心「冇牙」，少做少錯，業主質疑法團或管理公司違法，民政署只會公式地建議小業主自行入稟土地審裁署，自己出錢和自己法團打官司。屋苑管理往往涉及複雜和龐大的利益，民政署居然聘請兼職人士（不少是學生）代表民政署出席業主會議，做兼職紙板「官員」，實在荒謬。《建築物管理條例》一直千瘡百孔，民政署一直「時運高，睇唔到」，難得修例，只是小修小補，迴避法例的核心問題，堅持不會懲處蓄意嚴重違反《建築物管理條例》的害群之馬。

屋宇署負責樓宇質素安全，於是不斷迫令業主維修，提供貸款有如黃大仙有求必應，無論維修費用如何不合理，屋宇署都會慷納稅人之慨批出貸款，因為業主如無力還債，政府大可將其物業釘契收回公帑。這方面，房協和市建局則較屋宇署「審慎」，他們會審閱維修金額，然後跟業主說，貴屋苑收到的標價較他們的估價高若干，並叫小業主就價錢和技術問題諮詢屋苑聘請的顧問公司，雖然房協和市建局清楚知道不少顧問公司往往是圍標集團的核心，亦是專業敗類。

日前，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和梁振英在立法會「扯貓尾式」答問「垃圾問題」，梁其後解釋由於「垃圾問題」涉及多個政府部門包括食環署和海事署，因此要出動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統籌處理「垃圾問題」；同一答問會，當梁振英被民主黨胡志偉問及會否接納反圍標大聯盟和測量師學會的建議，成立樓宇維修監管局打擊涉及多個政策的圍標問題，梁振英拒絕並反叫議員支持成立創科局，很明顯，這個政府視「垃圾問題」比圍標問題更為急迫或更影響公眾利益。

各位市民，以上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