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雪瑩：社交媒體動員佔領？

文章轉載自明報2014年12月7日

有說佔領運動至今已呈疲態，儘管運動能走到此已經很不容易，但不論如何詮釋，參與佔領的人數下降是一運動走向其中一種（但非唯一）的客觀呈現。

當中反佔領陣營也許領略了暴力清場只會招致反效果，除了動員民間和商業團體以禁制令形式「清場」，更希望挾民意制民意。幾多成人支持佔領？

幾多人支持退場？反對佔領的比支持多幾多？

不論學術研究和大眾媒體，都喜歡為社交媒體的政治動員能力大做文章，不是在facebook分享多幾篇區家麟的鴻文，貼多幾條警察使用暴力的片，就能感染一班「藍絲帶」，爭取支持？

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李立峯教授，九七年本科畢業，○三年從美國念博士回港，兩個年份都遇上了香港社會的轉捩點。

新聞自由自是他離不開的本業，同時多年來致力研究政治傳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方式。

社交媒體對於傳播政治信息和政治參與的影響，自然是他其中一個研究題目。

電視動員力更大？

新媒體的力量不單是媒體焦點，亦是一股學術風潮。其中一個例子是阿拉伯之春的一連串研究。由伊朗二○○九年總統大選引起的示威浪潮被稱為「推特革命」，到後來的埃及等地，學者其中一個不解的是，為何在政治氣氛高壓、政權看不見之手伸張全國的威權國家，依然能爆發出一股強大的社會運動，甚至將數十年的政權推翻。其中一些學者的着眼點就是社交媒體的連結和動員能力。

李立峯卻反而如此評論社交媒體的作用：「當然不是如此一面倒地重要！其實學術圈也要趕潮流，當研究一個題目這麼多年，突然間有個新面向，大家當然會比較趨之若騖。其實沒有社交媒體，阿拉伯之春一樣會發生。」李立峯的研究團隊十月初在佔領現場進行問卷調查，其中一條問題就是佔領者的媒體使用習慣。團隊成員鄧鍵一發表的文章〈誰動員群眾？電視畫面在雨傘運動的作用〉引用這項結果，打破我們的既有固有想法，928過後在金鐘街頭塞爆的人潮，大部分都不是受社交媒體動員，而是電視。一九九九年西雅圖反世貿抗議後有研究指出電視在公共領域的重要性，並稱之為public screen：當公共領域討論推崇理性、共識、文明和有實質內容的對話，public screen重視的是影像、視覺震撼、異見、混雜和喧嘩。催淚彈的官能震撼在電視上直播入屋，把不少人推上街頭，造成十月初金鐘的人山人海。

邊看邊鬧

李立峯在九月和十一月進行關於政改和佔領運動的電話調查亦傾向支持以上的結論。「無論在佔領前後，依然有67.5%市民將TVB列為主要資訊來源。這跟你信不信TVB，是否認為它是是但但無關係。」這似乎確認了大眾一邊看TVB一邊鬧的傳統智慧。其他傳統媒體的變化不大，只有有線電視和Now TV各上升了5%左右，這種上升可能跟直播新聞台二十四小時在形勢緊張之時無間斷地直播現場情况有關，但不過是10至15%的水平。李立峯笑着引用一個個人例子：「我們在十一月做了一個關於佔領支持和反對度的民調，大概是三成支持，七成反對，出街後收到很多人鬧，兩邊都有，兩邊都說他們身邊的人都是一面倒支持佔領，或者一面倒反對佔領。但同期我的同事做關於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和國家認同調查，明明對中國的認同跌至低點，又無畀人鬧。我們一問才發現原因，因為他們沒有開記者招待會！上TVB六點半新聞依然好有意義的。」

社交媒體 只能影響一群人？

既然facebook沒有生產內容，李立峯認為各自的facebook資訊內容很視乎身邊朋友是誰。「每個人的facebook都是由朋友策展的。如果你的朋友有區家麟陳惜姿譚蕙芸，咁你個facebook咪好睇囉。有次老婆睇我的facebook就大叫，乜你個faecbook精彩咁多！不是社交媒體無用，而是它只能影響一群人。」

說服姨媽姑姐 還是要面對面

搶佔網上輿論已成兵家必爭之地，連習大大都說互聯網是主要意識形態戰場，一些親建制的時事評論平台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自然不是怪事。但一方面在數量上，原來社交媒體影響力並未如想像中大，那麼本質上它是否能促進公共事務討論甚至說服異見者？李立峯認為兩方面要爭取中間派支持，既然七成人靠睇TVB靠社交媒體並不夠。那不如拍二十分鐘《鏗鏘集》仲好？「可能是的，不過前提都係要觀眾睇，又要視乎在哪個電視台播放。」

李立峯不是否認社交媒體的作用。「新媒體在傳播簡單事實和基本信息的確很有用，但對深度討論甚至說服別人作用可能有限。」然而回歸基本步，這不是新媒體本身的問題，而是回歸到人本來溝通模式的局限性。「社交媒體只是科技應用，不是人際關係本身。」望一望facebook上幾百人的朋友清單，真正熟悉的人可能只有一、兩成。「這是weak ties的限制。」無論線上線下，weak ties只能傳播資訊，「甚至幫手搵工都會有用。但說到要深入討論，甚至說服意見不同者必須回歸strong ties。」即是說要說服你的姨媽姑姐好友，就不是靠社交媒體還是面對面的問題，重要的是彼此的關係有多信任。

思考如何跟異見者溝通

無論線上線下，溝通有效與否都跟人性息息相關，志同道合者走在一起是很自然的事，這樣一來溝通成本才能減低，事事爭執很煩人。而加上互聯網和社交媒體，這種選擇性（selective exposure）便更加放大。「大家計一計自己facebook的朋友，有幾多黃絲帶幾多藍絲帶？可能當中有幾個朋友是異見者，但當一班人走在一起，他們很自然就會收聲，於是異見不同亦會變成意見一致。」事實上這種selective exposure的問題在傳統媒體也有。但無論你有多討厭佔中，當一份報紙以「佔中」作頭版，多多少少都會接觸到。可是今天在社交媒體，你可以揀追縱個別報章甚至題材的信息，可以unfollow更新，可以隱藏notifications，甚至unfriend，無眼屎乾淨盲。但現實生活上你要真的跟一個異見朋友絕交這件事相當激烈。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影響下人們遇上異見的機會更少。

從線上走到現實參與者

現在網上好多「鍵盤戰士」，到底線上的政治參與是否能轉化成線下政治參與，讓鍵戰多行一步？李立峯認為是可能的，「可是我擔心社交媒體令兩邊激進派高估自己的支持度。」李立峯的觀察是網上大家說話比較自由。「例如我有個博士學生，平時見面傻吓傻吓，但係睇佢facebook，以為佢係陳雲弟子。」他笑說。「社交媒體發言沒有面部表情和身體語言，又沒有指定聽眾，沒有那麼介意有沒有即時反應，大家說話會比較放。」這種社交媒體的言論落差本來不是新鮮事，可是如果將社交媒體當成是公共討論的重要平台時，卻跟公共討論的原意可能有點相佐：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討論，正正是為了尋求共識。

拆解facebook 使用和政治參與

李立峯和鄧鍵一去年發表的一份學術研究嘗試進一步拆解facebook使用和政治參與的關係，將使用facebook的習慣仔細分成更多variables，認真研究如何使用facebook才會影響政治參與。其中一個重要的variable便是使用者的朋友清單上有沒有意見領袖（如評論員、社運分子等）。過去的傳播理論都強調意見領袖的重要性，有說新媒體下每個人都可以是小圈子內的意見領袖，傳統的意見領袖對一般人的重要性下跌。他們的研究則重申社交媒體內，都是要靠黃之鋒和何韻詩。

「原因很簡單，因為一直以來我們不是不夠資訊，而是太多資訊。早在一九八四年互聯網普及社交媒體出現之前，Doris Graber教授便出版了一本著作名為Processing the News。副題我記得很清楚：How People Tame the Information Tide。以往傳統媒體會有一班『專業』的新聞人幫你過濾資訊，有多專業則視乎你個人有多喜歡他們。」社交媒體沒有了這班人，不代表我們能完全掌握資訊來源。「你班朋友幫手策展你的facebook」，同時也某程度上幫你在茫茫資訊海中尋找生路。「有一次我們有篇文突然有五百個share，好開心，一望就發現，原來係因為陳健民幫我們share了。」我自己的例子則是，有次何韻詩share我篇文，即刻衝上四萬個like。

支持反對 數字背後的迷思

佔領運動開始以來他跟同事發表「香港與民意政治發展」調查，十一月十六日發表後，報章引用數據說，支持佔領者由十月的37.8%下降至十一月的33.9%，反對者由35.5％上升至43.5%，67.4％認為應該全面撤退。李立峯說，當時幾乎所有報章都一面倒把數字解釋成「民意逆轉」，七成人認為該退場，他自己則有另一種理解。

「支持者由十月至十一月下跌3％，其實不算多；加上佔領發生前支持度一般都在30％左右，所以其實支持度算是平穩。至於反對者上升8％，但社會上本來就是有一大班人不支持佔領，而沒有太大意見的亦會傾向不支持。民調和量性調查有趣的地方在此，數字出來了，但如何理解詮釋仍有很多空間。」分析量性調查的數字，往往需要更多的社會脈絡，甚至輔以質性研究。細看數字，反對佔領的人數其實跟支持退場的差不多。「我覺得真正有意義的，是問支持佔領的三成幾人是否贊成退場。」

不少人都拿七成人支持退場的數字大做文章。李立峯則脫離量性研究者的角色思考。「社運領袖其實沒有道德責任跟從民意，但有策略性考慮民意的必要。」我點頭同意，老實說，哪會有一場挑戰status quo的社會運動一開始得到大多數人支持？「跟隨大多數民意去開展一場社運的話，那歷史上的運動幾乎所有都不用搞了。社運領袖跟信念做事，但要以民意測試自己的信念，如果民意不在我這邊，就要說服大家支持我。」

預示局勢走向有局限

李立峯做了民意調查多年，並深諳民調在預示局勢走向的局限性。「預測力是或然率的一種，但或然率是一件事發生愈多次才能預測得準。正如打乒乓球，如果兩者強弱懸殊，那打二十一分勝比打三分賽制的可預測度一定更高、更準，因為打三分制只要偷兩次雞就贏了。但社會事件是不會重複的，人類在歷史發展的長河，每件事也只有一次。正如你患絕症，醫生告訴你手術成功機會有七成，是因為臨牀做了幾千次成功率有七成，但你的命只有一條，死就死，不會有幾千條命做幾千次手術。雨傘運動不會重複，要爆就爆，之前也不會預計到。」或者政改也一樣，一鋪過，贏就贏，拎到乜就乜，不會在同一情况下重複N次，「而且香港特別難預測的，美國最多咪兩黨制。」民主制度建設本來就是為了減低不確定性。

運動爆發以來，一直有很多局勢預測和「吹風」幾時清場之類。我的一個深刻的感受是，社會科學在人的能動性前只能謙卑，幾乎絕大部分的形勢預測到頭來都是場空，正如周保松所言，社會科學應做的至少是理解。如果社交媒體在建立群體的社會資本上，能團結同道者（bonding）的作用比為異見者之間搭橋樑（bridging）的作用更大，除了share幾條片幾篇新聞，我們必須思考如何在線上線下跟異見者溝通，而非盲信社交媒體的影響，畢竟無論什麼形式的溝通，都離不開了人性和理解。

（這篇訪問得以完成，除了感謝李立峯教授受訪，也要感謝鄧鍵一先生鼎力相助。）

股榮：路西法效應 警察成魔之路

文章轉載自蘋果日報2014年11月30日

在fb上見到朋友轉貼梁文道2007年撰文有關《路西法效應》，周中細閱一書，情景與旺角黑夜，警察淪為流氓、用警棍亂打途人、老屈記者相類似，越睇越心寒，書中實驗最終被叫停，但旺角真實個案，已到了危急存亡階段，欲斷不能。

《路西法效應：好人是如何變成惡魔的》（The Lucifer Effect: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是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Philip Zimbardo）2007年的著作。路西法曾是上帝最寵愛的天使，是光之守護者，被賦予巨大權力變得自大，最後被收權而變成墮落天使，成為魔鬼撒旦。路西法效應指在特定條件下，好人也會犯上暴行，而這樣的條件，莫過於制度。制度會令人性逆轉，也就是絕對的權力下，導致絕對的腐敗最好的解讀。

《路》書中首次描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史丹福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的經過，24名被認為正常健康的志願者，帶到史丹福大學心理學系地下室的模擬監獄，參與為期兩周監獄生活的研究。隨機抽樣下，一半飾演獄警，職責是維持監獄秩序，但不能使用暴力，另一半飾演囚犯，由逮捕至入冊，程序跟足真實一樣，以令他們盡快投入角色。

第一天，彼此談笑風生，但翌日獄警出招，如囚犯忘了指示或床鋪不整，就要被罰做掌上壓，囚犯發難，撕掉囚服上的編號、卻換來更嚴重的報仇，包括脫光他們的衣服，拿走他們的飯菜、枕頭、讓他們空手洗馬桶。有人出現嚴重的歇斯底里症狀，三日內有五人退出，但實驗繼續進行，獄警變本加厲，虐待升級，不公正的處罰相繼上演，有兩名囚犯達到精神崩潰的邊緣，局面完全失控，到第六天，這項實驗突然叫停。

旺角目前就是一個監獄，代入了好人角色的警察，就是獄警了。在他們心目中，出現在旺角的人，根本上就是囚犯，「話咗旺角危險你仲嚟，俾人打仲唔係抵你死」。這種心態下，「好人」感覺被授予武器和權力，途人行吓街，警棍可以一棒打落去，因為他們被認定不是人，只是一班垃圾。在《路》書中，一位扮演獄警的人回想自己所作所為都感到不可思議：「我真的把『罪犯』看作是牲畜，而且我一直在想，我必須看住他們，以免他們做壞事。」

作為紀律部隊，警察執行上司指令無可厚非，目前最擔心的，是最上級的決策人，仍以為用「非常」手段清場，用暴力掩飾及合理化警隊的惡行，視為冠冕堂皇維持秩序的藉口。在《路》書中，就連飾演獄長的菲利普，也完全代入角色，當他看到獄警將囚犯用腳鐐鎖成一列、每個人都戴上頭套，再把他們帶去洗浴，甚至覺到非常興奮。

我明白部份警察可能已連續60日沒有休假，有怨氣在所難免。但要記着，着住套制服，不代表可以將你的怨氣發洩在市民身上。每份職業都有壓力，醫生被病人或家屬無厘頭問候，難道粗口回應；消防明知有爆炸危險，難道掉頭走人；就算是記者攝記，採訪硬食催淚彈胡椒噴霧，也走到最前線直擊，難道貪過癮。

有壓力，未解決是你的事，暗角打人、搞學生下體，其實說到底，只是一種無能的行為，藉此抒發心中的怨氣。

阮穎嫻：雨傘世代，後物質主義到來

文章轉載自蘋果日報2014年11月30日

雨傘運動不是階級問題，去過現場尤其是金鐘的，得見張張稚嫩的面孔，就知道這是一個世代問題。中大民調結果也顯示越年輕，支持佔領比率越高。這方面很多人提過，但沒多少人從理論層面剖析。

美國密歇根大學政治學家Ronald Inglehart有一個世代替換的理論，說明世代之間的價值轉移。在剛剛現代化的世代，老一輩從戰亂走出來，物資匱乏，以經濟得益為上就成為他們的核心價值。年輕一代生長的年代，物質豐盛，不愁三餐，在這個氛圍下，他們更關心的是人類整體的幸福，推崇人權、環保、自由等價值，我們稱之為「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

從經濟學的角度說，因為物質帶來的邊際得益（Marginal Utility）下降，追求再多一點物質，對他們來說分別不大，於是他們轉而追求其他可以令他們快樂的物品（good）──自由的空氣、美麗的環境、人權的捍衞等等。從心理學的角度說：衣食足然後知榮辱。前城大校長張信剛在團結香港基金會的論壇上提到Maslow需求金字塔，這個金字塔正正解釋了年輕人為何會走出來。金字塔的底層是溫飽、安全，中層是人與人的關係，最上層則是對個人潛能發揮的追求。

社會的價值轉移，隨着上一代慢慢地老去，下一代的膨脹緩慢地發生。Inglehart用了126個國家的數據來驗證，後人又用新的數據及方法重做一次，結果還是一致：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地區，經歷現代化的世代，和後現代化的世代，在物質主義及後物質主義間的取捨有明顯分別。

社會學教授Jan Delhey用48個國家的數據驗證了世代交替，價值遷移的理論，但發現香港是唯一一個誇張的例外：一個已發展而物質充裕的城市，比起其他發達國家都要金錢掛帥，對物質的追求竟然遠超對自由的追求。要解釋，就是香港的轉變較慢，新一代仍未取得主導社會的權力，所以概觀社會仍是物質主義先行，但新一代擁有後物質價值的人已達臨界，卻又未獲得建制權力，繼而催生社會運動。

至於對民主的追求，Inglehart用了東歐及蘇聯的數據，發現後物質主義者對民主的追求比物質主義者強，罷工、杯葛及佔領的意向較大，這可以解釋雨傘運動的抗爭方法。

因此，老一輩跑出來說佔領蒸發了幾千億，酒店訂房信用卡消費跌三成，商舖執笠，出來抗爭的一代別個頭說：so what？GDP多個零頭，我又不會過得快樂一點。社會的物質夠豐盛了，看市民募捐的物資、食物就知道，但精神不滿足。新一代追求的，不是經濟利益最大化，而是幸福最大化，他們想以自己雙手創造新世界。於是第一周，有救護站、遮陽布；第二周，有床、有康樂設施；第三周有了廟、教會、淋浴間，連自己發電的自修室也有了，更不要說各式各樣的藝術品，如連儂牆、柏油路上種花、動漫人物、習近平舉傘，甚至獅子山直幡。

根據Maslow的需求金字塔，自己動手創建世界，是高層次的人生需要，比起賺錢吃飽更「高級」，也是令青年獲得滿足的途徑。一般來說，在課室中作畫，只有同學老師看見，在街道上作畫就是公共藝術了，這已經是超出物質層次的滿足。相對，藍絲帶打壓的方法就是破壞他們的物資供應，以暴力製造危險傷亡，迫使佔領者不得不回到較低層次的溫飽及人生安全需求。某些家長也以經濟封鎖逼子女回家，也是物質主義者的慣用手法。

但學生就是頭破血流也要守，街道再硬也要睡，這是以追求物質主義為終極目標的上一代無法明白的。有些年輕人需要的，不是打一份飛黃騰達但毫無意義的工爬上枝頭，而是親力親為，為自己及社會帶來意義，在精神上獲得滿足。當然，這只說明新一代中這類人比例上較多，並非整代也全然是這樣的人。上一代如果能從後物質價值的角度去了解年輕人的行為，而不是認為他們無屋住、無工做、無錢使才去上街，這樣世代的割裂與疏離就能治癒了。

李佩雯：河溪有沒有魚？

文章轉載自明報2014年11月30日

「原來河溪沒有魚？」

早前在面書上看到以此為題的講座，引人思考。

河溪一定有魚的嗎？

平日好像不太察覺。

現在蔬菜可從工廈種出來，食物可在街市買來，要乾淨食水，打開水喉便源源不絕。

要吃魚，直接在街市購買便可，河溪有沒有魚，與我們何干？

生態保育，似乎是一種崇高理念，生物多與少，在很多人眼中，看不到有什麼實際影響。

事實是，一些微不足道的「魚毛蝦毛」也有其潛在的重要性，生物多樣性與我們的食物，甚至藥物有直接關係；河溪清澈與否，人工化還是天然、有魚或無魚，也和本地的有機農產品息息相關。

如果你見到蛇蟲鼠蟻會「we嘩鬼叫」，恨不得牠們在地球上消失，你一定不會明白，為何有些人鍾情於研究生物，甚至難以理解，為何要着手保護生物多樣性。生物多樣性（biological diversity），雖是學術名詞，但與我們關係密切。近幾個世紀以來，人類大規模的社會生產活動及對自然環境的破壞與污染，加快了地球上物種的滅絕速度。

試幻想，如果餐桌上大部分的生物都消失了，你會有何感受？生物多樣性談的不止是物種數量，也包含了一個物種內不同的遺傳變異，而大量的遺傳變異有助提供農作物優良特性。一個生態系統中的生物種類愈多，組成愈複雜，整個生態系統便不會因為少數物種的變動而產生重大改變。

以稻米為例，我們餐桌上的那碗飯，是野生稻米經過數千年的人工選擇演化而來，擁有不同的優越特性，但在選殖過程中，也會逐漸失去抗病或抗蟲等能力。假如野生稻米多樣性保存良好，便能將野生稻米和種植的稻米雜交，把優良的基因引入。

一些經濟價值不高的生物，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利用食物鏈或影響其他生物的能力，維持生態平衡。所以，即使是一條「魚毛」，也不要小看牠的存在價值。

河之曲直 影響生境

「原來河溪沒有魚」分享會，主講人馬屎從事動物保育工作超過15年，他認為「永續生活，永續農業，農田和水資源不可或缺，以往村民以清澈的山水、溪水耕種，但大半個世紀以來，我們辛勞建設這個都市的同時，無心有意地把不少溪流消滅，令溪魚受威脅。」近年他考察了香港二十多條河溪，了解人工化河道的不同設計，或是保留原始面貌的河溪，當中的生態有何分別，對農民有何影響。

香港整治河道工程，以往主要是將河道「拉直」及全鋪上石屎，破壞了適合魚類生存的環境，馬屎表示：「河流彎彎曲曲，水流較慢，能影響當中的微氣候，有助降低溫度，而且製造多樣生境，給不同類型的魚兒居住。河道拉直，水流湍急，令生境單一，游水能力差的魚不能生活，亦增加了小白鷺、釣魚郎捕食魚兒的難度。鋪上石屎則未能使有機物積聚，浪費了水裏的營養，附近動植物沒有受惠，不及原始的石頭泥底好。」 現在，渠務署將一些環保設計引進工程項目中，如錦田河河岸種植的紅樹林、蠔涌河裝置導流片，以改變下游的流向和流速等。

上星期，和馬屎到丹山河上下游一帶考察，在沙頭角公路馬尾下段附近河道，兩旁斜坡以填石籠和纖維草被鞏固，狹窄河道其中一處，設有一個方形的緩衝區，馬屎表示：「只是一個小小內彎，已可讓蝦和魚居住，而旁邊石籠的罅隙，可給魚兒躲藏。」接駁梧桐河的交界位置，則是狹長水流湍急的細小河道，生態價值低。

有魚溪水利耕作

香港人現在不用依賴山溪河流供應食水，但清澈而具生態價值的溪流，對有機耕種，以及對整個大自然卻十分重要，亦是農田地景重要的一環。

「以前耕種，農田依水而設，溪流兩旁是農田，如將河道拉直，農民可能要用其他方法找水源灌溉，令成本增加。開井是一個方法，但若石屎河牀比井還要低，便不能儲存地下水，而且很多原生植物也需要地下水供應才能生存。有機耕種，需要檢驗水質，清澈溪流對有機農民來說十分重要。香港有記錄的淡水魚逾一百八十種，溪流裏的魚兒，有助消化果實樹葉等有機物，令水含肥料，滲透在泥土中，讓植物或農作物吸收，進行生態循環。 」

在丹竹坑獅頭嶺附近的丹山河，很大部分保留了天然原始味道，魚類品種較多，而鶴藪一帶仍有很多耕種活動，促使農友或農民保護溪流，很多魚類得以生存， 不像其他地方的低地溪流，被人忽視或污染。

香港品種 難得可見

入夜，是考察當天的戲肉所在，魚兒出來活動，我們在丹山河一處河流分支以及附近範圍，亮着電筒觀察。以往多次在郊外工作，只聞其名，未見其身的香港瘰螈，在這裏竟看到最少五至六隻，有的在水中暢泳，有的抓着水翁根部休息、水面浮着具觀類性的粉綠狐尾藻、近百隻蜻蜓稚蟲伏在水裏的石面上，還看到受保育關注物種側條光唇魚、顏色鮮艷的叉尾鬥魚、香港特有淡水蟹鐮刀束腰蟹、常見但怕醜的中國水蛇、黃鱔；幫助滅蚊的外來品種食蚊魚等等，旁邊草叢，更有香港最大螢火蟲窗螢，帶着點點螢光在飛舞。

馬屎多次在丹山河觀察，除了以上種種，更看見不同魚類，例如寬鰭鱲、藍刀、麥氏擬腹吸鰍、溪吻鰕虎魚、糙穩鰭鯰、泥鰍、雜色劍尾魚、尖齒鬍鯰、七星魚等等，反映了天然河溪的生物多樣性。

河溪明明有魚，為何分享會名為「原來河溪沒有魚？」，馬屎解釋， 因為以往農民用農藥化肥耕種，令溪流的魚兒死亡，即使田地已棄耕，溪流清澈也沒有魚。題目第二個意義是，許多城市人不愛走到郊外，以為香港河溪沒有魚，他想告訴他們，香港有些河溪仍保存良好，有魚在生活，大家要好好保護。

香港物種 比英國更多

英國面積比香港大二百倍，但香港的雀鳥、蝴蝶、哺乳動物、淡水魚、兩棲類動物及爬蟲類動物的種類卻比英國為多；中國土地面積是香港的九千倍，但香港擁有全中國三分之一的雀鳥品種；亦擁有約一千種魚類，超過八十個石珊瑚品種，數目較整個加勒比海還要多。

香港人煙稠密，但存在的生物數量令人引以為傲 。 風水林、高山及低谷樹林、淡水及鹹水濕地、自然河溪、紅樹林，魚塘、岩岸、耕地等共二十四種生境類別，成為多種野生生物的居所。

香港生物，除了以上種種，還有三千種開花植物（包括蘭花和樹木）、逾二千種飛蛾、一百一十種蜻蜓、二百三十種蝴蝶、逾五百種雀鳥。

一九九二年，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地球高峰會上通過《生物多樣性公約》（下稱《公約》），目標是保護生物多樣性及對資源的持續利用。中國於一九九三年加入《公約》，其適用範圍則於二零一一年延伸至香港 。

香港大學早前發表香港動物權益法例的全面檢討報告，認為現行法例不足夠保護香港的自然生態，對受威脅動植物保護嚴重不足兼過時。例如極高商業價值的植物如土沉香仍然持續被砍伐。

報告建議制訂「香港自然保育物種名冊」，涵蓋香港所有受威脅的動植物種類。改善《環境影響評估條例》中，就發展對本土動植物影響的評估方法，以評估對紅色名錄（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中所列出受威脅動植物的影響為先要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