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不中聽的話之聽不懂的話-「夢之行者」──如何以國際關係建構主義閱讀「佔領中環」之後 (三之二)

文章轉載自沈旭暉facebook2014年10月16日

日前本欄談及如何以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Realism）框架閱讀「佔領中環」，不少朋友表示讀後抑鬱，另一些朋友則希望以理想主義回應。然而，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對話，從來是錯位的，越是抽絲剝繭，只會越加抑鬱。那可以怎辦？怎麼理順這兩極思維？我一直相信，答案，唯有歸諸兩大門派之外的「建構主義」一途。但未談它之前，這裡先舉出十個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問答，讓大家抑鬱到極點，才能明白出路的重要：

（1）理想主義Vs現實主義的錯體對話

問題一：「佔領中環」和「北京讓步」兩件事的邏輯關連在哪裏？佔領行動應該儘量和平，以爭取中間派同情，還是儘量勇武，以增加管治成本？兩者同步出現，效果會否對沖？

答案一：這是大是大非，假如不爭取，就永遠沒有希望，所以我們必須爭取。

問題二：我一年前的文章說過，甘地的公民抗命以「Satyagraha」為指導哲學，言明其「公民抗命」挑戰對象，就是要改變的那條法律，例如反抗不合理的鹽稅，就自製食鹽，但同時堅持「完全信服於國家所有其他法律」，以免和被挑戰那條法律無關的人受影響，也避免反對者依樣葫蘆（通過違反不相干的法律達到另一理念），才能達到更大目標。「佔中」爭取民主，而挑戰和民主無關的法律（道路使用），兩者之間沒有直線關係，那邏輯上，還有哪些法律可挑戰，哪些不可？

答案二：公民抗命是公民的最後武器，在一個不公義的社會，不應順從獨裁者的惡法。

問題三：承接（二），由於「佔中」挑戰的法律和民主本身無關，假如有受影響的商戶毫不認同民主，那是否等於有理想的人，懲罰了反對其理想的人？根據同一邏輯，假如有人以「不認同真普選」為「理想」，通過佔領公共空間表達，令支持「真普選」的企業受影響，又能否自稱「公民抗命」？

答案三：歷史上，民主必須爭取得來，不認同民主的只有奴隸。

問題四：「佔中」短期造成民生影響，大家應可諒解，但持續多久，社會會傾向不諒解？

答案四：我為全香港站出來，假如連一點犧牲也不願意付出，就不配享有民主。

問題五：假如「佔中」提出的目標不能即時達成，行動要持續多久，有沒有exit plan，還是不達目標永遠繼續？像提出「無限期罷課」後，學生已95%復課，行動應否正式取消？

答案五：放棄運動就是出賣理想，不要嘗試勸降，問這問題就是維穩。

問題六：假如有其他運動以爭普選為目標，例如「佔領西環」，會否參加？或有人呼籲在天安門廣場高呼「打倒共產黨」爭普選，會參加嗎？應怎樣考慮成功率、底線和安全的基準？

答案六：歷史只有有勇氣的人能改變，沉默永遠都是懦夫。

問題七：一個國家爭取民主成功，有先例；一個地方爭取獨立成功，有先例。但一個中央集權國家內的地方，爭取與集權制完全相反的民主，歷史上有哪些成功先例？策略應怎樣因應改變，而增加成功機會？

答案七：孫中山搞革命也不是一次成功的。

問題八：不少運動都是長時間才成功的，組織者數十年間不斷調整策略。香港的運動又應如何控制「收」和「放」？

答案八：寧願好死，不願苟活。

問題九：有沒有可能認同學運，而不認同「佔中」？有沒有可能認同「佔中」，而不認同「佔旺」？

答案九：光明與黑暗之間，沒有中立的空間。

問題十：爭取理想的行為制約在哪裏？

答案十：在大是大非面前還要計算，那是出賣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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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二元陷阱

類似問題可以一直問下去，答案也只會一直滾動下去，就會變成周星馳電影的對白，答「誓不罷休」、「反清復明」和「阿彌陀佛」，其實沒有分別。我自然明白，理想主義的朋友假如堅持到這裏（已很不容易），定必義憤填膺，繼而對動機大加質疑，這種情緒，我完全理解。然而，如何理順「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的鴻溝，不止是一個運動的問題，也是人生的問題。假如「理想」和「現實」的二元選擇（binary choices）延續下去，只會產生兩種反應：處於兩極意識形態的朋友，對相信的理想越來越投入，草木皆兵，逐漸失去任何現實的制約，變得在社會邊緣化，即使德高望重如小思老師病榻中擱筆的一句肺腑之言「殺君馬者道旁兒」，也會被批鬥為「維穩」（理想主義無限制的極致，就是赤柬）。另一些朋友面對現實的無力後變得犬儒，甚麼社會事務也不再理會，只顧埋首賺錢，也不相信任何進步是可能，並對非黑即白的社會無限厭倦（現實主義無限制的極致，就是暴秦）。

不幸的是，似乎這二元選擇，正是香港未來的寫照。這個漩渦，正把所有人都捲進去消耗掉，像一位文化界朋友所言，「令人想到日本伊藤潤二的《漩渦》」（那是相當恐怖的故事）。但就是這漩渦出現前，這問題早就存在：回到香港這些年，我見證著原來打算當公務員的學生，變成不願與舊朋友溝通、不願投身工作的激進派；也見證著原來理想無限的熱血青年，畢業後三年成為每日只顧跑單的保險經紀。而我從不認為理想和現實二選一的思考方式，是我們的應有選擇，一直相信在偏重理想和偏重現實的學科之間，應有合理融和，才能互相制約。一次運動的熱情，若釋出上述兩極效應，本身就是悲劇。那對追求民主的我們而言，可以怎辦？

舉凡我們遇到任何二元抉擇，例如「佔中」支持者認為是否支持佔中是正邪之爭，梁振英說守法與違法之間沒有灰色地帶，兩極思維把「警察」和「群眾」變成二元選擇，我們必須思考：那真是非此即彼的二元抉擇麼？社會，從不是那樣建構的。這不是盲目和稀泥，在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之外，我們還可以通過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框架，開拓另類規劃──此所以我有我的信念，但思考方式是現實主義的，卻很少以現實主義的手法處理問題，處事作風從來是建構主義的。所謂「建構主義」，主張秩序並非完全由制度和結構組成，也不是理想足以打破，而是通過人為建構的規範、話語、觀念、文化，內化為社會制約（constraints），再逐步改變。此所以理想和現實都打敗不了蘇聯，蘇聯卻接受了「共同安全」的規範，才逐步在無聲中改變。這套理論沒有絕對統一的內容，也有眾多不同流派，一些偏向理想，另一些偏向現實；一些有主觀意願把自己作為改變的行動體（agent），另一些則沒有。按這些基準，以「佔中」衍生的「雨傘運動」為案例，我們可歸納出四種建構主義者如下：

（3）四種建構主義者：築夢者、僭夢者、行夢者、潛夢者

第一種：「築夢者」

「築夢者」和「做夢者」是不同的，他們承認現實制度的局限，也會正視、研究局限在哪裏，沒有必須達到立刻變革的即時期望。這不是因為要妥協，而是認為「改變」的對象不單是制度，也是社會規範，而改變了社會規範，制度將來的改變就有了基礎。我的老師關信基教授，大概是這類偏向理想的建構主義者，相信個體的主觀意願能改變規範，他在上月的義教第一課說：「路徑也許崎嶇，不過歷史告訴我們，不少的政治制度被社會實踐改造或推翻」，並以今日歐洲整合的身份認同，取代歷史上的世仇關係為訓勉。放在「雨傘運動」，參加者的訴求無論能否達到，他們都在努力建構一個社會價值：「普世價值高於一切」，而在運動支持者當中，這價值很可能成為對其日後數十年行為的規範。雖然香港從沒有完全民主，但「爭取民主這普世價值」的規範，卻已延伸到對自由、人權、法治等「香港核心價值」的堅守，令傳媒、教育、學術、法律界等早已被保守派明言要「改造」的範疇，一律高度警戒。當然，這規範如何應用於香港社會大多數人、會被北京怎樣研判，則是另一回事。

第二種：「僭夢者」

他們也相信主觀的努力能建立社會新規範、新潛規則，並相信這類規範能獨立生存於正式制度之外。但他們雖然也認同運動的理念，卻同時在運動發起人的理想之上，再行建構自己追求的規範，是為「夢之僭建」。例如我有一位社會學博士朋友，極其忘我地投入在運動中，聲稱要「橫掃一切左右膠」，但完全明白現實世界的底線在哪裏。問他究竟在追求甚麼，他這樣說：「我問日本社會學家小熊英二老師，每次他有不同答案。一次是，『啤牌一定有joker』。另一次是：『一副牌你以爲好正，其實最後才知道開局玩什麽。』」而我們知道，日本過去數十年的群眾運動，基本上都是在運動中重構身份。

換句話說，這位朋友相信權力、利益都是人為建構出來的，就算未至於麥玲玲所說的「信則有、不信則無」，重點是任何權力與利益，都需要透過文化、理念去爭取合法性，才能穩固成恒久的制度。他認為東亞理解民主的起源一直偏重西方民主，其實是一個錯誤。反而旺角出現的群眾氣氛，結合了完全無序的狀態，只要同時贏得型男索女和師奶的人心，就能取代傳統精英模式。所以他希望建構的規範，是通過「擴張現實」、「騎劫現實」，催生一種適用未來香港的「非精英民主」文化，並將之逐步發揚光大，根本不求這次運動達到官方目標。唯有用這框架，我們才能解釋何以黃夏蕙、麥玲玲、關公相繼出現在旺角，不明白的精英也許永遠也不明白，正如他們始終不明白何以我一直視兩位為女神，因為，這也是一種規範和身份認同。

第三種：「行夢者」

他們參與運動，基本上認同理念，覺得「自己總要做點事」，但沒有建構價值的主觀動機，也沒有必須達到目標的決心，不少被催淚彈、社團一類原因激發出來的朋友，都屬於這類。但畢竟走了出來，就是具體行動，行動結合在一起，無論主觀意願如何，客觀上都會建構一些新規範出來。就像法國學生1968年的學生運動，具體訴求是甚麼反而不重要，大家卻都記得那是一個時代的胎記，左翼偶像在那次學運空群而出，思潮影響了一代精英青年（能否深化到中下層則是另一回事），甚至塑造了歐洲青年的身份認同。這次「雨傘運動」的世代色彩極度鮮明，肯定會成為新世代不能磨滅的烙印，像「去領袖化」一類概念，無論是否認同，都已深入民心。

為甚麼新一代有這樣的情緒？須知中國共產黨在內地管治（相對）奏效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令主流社會認定自己是「既得利益者」、「持份者」，不希望出現不可測的改變。他們有這種感覺，一來是對比於改革開放前的經濟狀態，二來是對比於從前的社會自由度，三來被灌輸民族主義，四來精英的上向流動機會不少，五來根據官方遊戲規則，他們並非不能改變任何事情。在香港，卻恰恰相反：新一代的經濟條件比不上上一代，從小享受的自由被慢慢拉緊，熟悉的本土文化急速消逝，上向流動機會有限，而且根據官方遊戲規則（例如立法會、諮詢委員會等），幾乎沒有勝利過。這反映他們有強烈的不被當權者、上一代（包括上一代反對派領袖）理解的苦悶，覺得回歸後令他們「去持份者化」，不是單純的「獅子山下精神」可破解。這次運動，遂變成一代人的身份認同。這種建構模式很多時候是很subtle的，例如我從未在校園看過認真的垃圾分類，居然在運動中成功了，似乎青年把最美善一面表現的潛意識，還包括構建一種「非中國自由行」身份認同。「雨傘身份認同」出現在亂世，令香港未來十年可能孕育出類似威瑪德國文化、19世紀末法國文化一類盛宴，肯定會造成政治、社會各層面的骨牌效應。不過效應有時不一定如運動者所想，正如美國六十年代的嬉皮士運動去到極致，反而催生左派厭倦極左派，而變成「新保守主義者」；不少天安門事件的當事人遇上理想的挫折，也變得極度功利。但那圖騰的存在，當無異議。

第四種：「潛夢者」

這一種比較抽象，我們可以鐵幕倒塌後的捷克國父哈維爾來解釋。哈維爾一方面說過「極權政府底下，每一個沉默的人都是幫兇」一類理想主義者常常背誦的話，但另一方面，他並沒有勸群眾即時搞革命、時刻叫人表態，他的格言「活在生活之中」（living in truth）認為，「真實」、而不是不成熟時大規模抗爭，才是最好的反抗，甚至認為「別和掌權者爭辯，甚至不應該把說真話當成最重要的，儘管置身在以謊言為基礎的政權之中，說真話很重要」（參見Tony Judt，《歐洲戰後六十年》）。他自然不是教導群眾順從謊言，只是認為在「後極權時代」，只要教導人民實現生活的基本權利，「生存的本質是傾向於多元、多樣和獨立、自治，轉向人類自由和完善」，不必直接挑戰政權，政權也就不能控制日常生活和意識形態，是為「無權力者的權力」。

事實上，哈維爾的做法，是在共產捷克建立「規範」，希望令大眾、包括建制內的開明派，都受這些「真實規範」行事。但平日不必和政權抗衡，因為「這個力量不在於政治和社會集團的確定的勢力，而在於隱藏在整個社會中，包括政權結構之中的潛在力量。這股力量不依賴自己的軍隊而依賴對手的軍隊，也就是每個甘心在謊言中生活的人。這些人理論上是能夠領悟真理的力量的」；「這股力量並不直接參予權力鬥爭，而是對人的存在這個難於揣測的領域發生影響。這股力量所推動的是隱秘的運動，是可以產生看得見的影響的（難以預料的則是在何時何地、何種情形之下和多大程度上這種影響得以產生）」。

不少朋友不相信「佔中」本身能達到爭取民主的目的，而沒有參加運動，但其實也在「廣義地參加運動」，因為他們的價值、和運動建構的價值產生了互通、再而相互充權，這些朋友每天也「活在（他們認知的）真實之中」。表面上，他們潛藏了，其實在生活的每一天，都在深化同一規範的建構。即使參加運動，他們的身份也是潛藏的，只有身邊的朋友才知道，例如我有不少中資銀行高層、公務員朋友在廣場，有的甚至是隱姓埋名的首長級，他們獨自在帳幕內遙望星空，不會影響白天工作的專業，也不會「辭職明志」，卻對身旁朋友規範的鞏固產生了極大影響，所以並不是消極的，正如哈維爾的讀者們，並不是消極的。

（4）「學生運動」，也是建構主義運動

說到底，為甚麼古今中外政權對「學生運動」都相對留手，為甚麼毛澤東說「凡事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為甚麼北京對「佔中」和「學運」似乎在分開處理，都是因為「學運」本身，可說普遍是「建構主義運動」。沒有多少成年人會期望學運的官方訴求有即時落實的可能，但都對學運的潛能不敢忽視；反而目標明確的「成人運動」還容易理順，因為那現實主義的手段就足以應付。

「建構主義」自然不是萬能，也依然要面對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衝擊。在北京眼中，以上那些「築夢者」、「僭夢者」、「行夢者」、「潛夢者」，都依然是「去殖民地意識形態化」的對象，他們也會視北京為「摧夢者」，北京亦自然會以「摧夢者」姿態出現。問題是，北京的現實主義回應，無論是以威權方式也好、「換血」方式也好，也不可能根治建構的價值，最終不得不參與進「相互構建」的過程，這是建構主義面對理想和現實時的獨特功能。就算面對其他大小決定的二元制約，例如理想主義的群眾堅持「絕不撤退」，現實主義的前輩會建議「見好就收」，建構主義也能突破二元：當事人依然可以做二元的決定，卻會受到社會建構「留不留也沒有大關係」的規範保護。當然，這需要技巧，失諸有相地企圖建立規範（例如把乒乓球桌搬到馬路「開拓社區空間」），就是典型失敗例子。

我對香港事務沒有研究，只能借助對國際關係的認知演繹一些理論框架，觀察難免粗疏，這種自言自語是現實，是理想，也是規範。我深信只要有理想主義的靈魂，現實主義的頭腦，建構主義的手腕，水滴始終石穿，但細水必須長流，世界，才真真正正是你們的。

相關文章： 

第一篇：不中聽的話：如何以國際關係現實主義閱讀「佔領中環」之後

第二篇：「夢之行者」──如何以國際關係建構主義閱讀「佔領中環」之後 (本文) 

第三篇：「不中聽的話」之「一年前的話」： 如何以政治科學規範，閱讀甘地沒說的話，與「佔中」的宿命 

沈旭輝：不中聽的話- 如何以國際關係現實主義閱讀「佔領中環」之後 (三之一)

文章轉載自沈旭暉facebook2014年10月12日

本報練乙錚先生早前接受媒體訪問，分享對香港當下形勢的觀感，以「我很放心」為題。作為國際關係研究人，我從不是理想主義者，習慣了以結構和框架觀察問題，不得不直言：我很不放心。這波學生運動展現的激情，予人無限驚喜，令人很久沒有這樣的感動，那樣的哭泣，也完全明白他們在爭的其實不是、或不止民主，而是一份尊重。但坦白說，運動的成果，沒有改變我作為一個realist，一年前的文章對「佔領中環」本身，作為爭取民主策略的不認同。作為支持民主的人，我對人大的決定感到失望，對催淚彈的處理感到難受，但亦不認同一些朋友以「正義Vs黑暗」的態度，向學生解釋佔中的目標、警察的屬性，世界從不是非黑即白的。這篇文章不會是理想主義者所喜，但應貼近國際現實。

要知道北京會否退讓、怎樣才退讓，我們必須先問一個根本問題：為甚麼北京不給予泛民主派口中的「真普選」？答案與我的理念不同，但起碼大家必須了解，否則一切的理想和夢，都是鏡花水月。

先說為甚麼中國本身不行西方民主制度。須知不少第三世界的知識份子，思考模式確實和此間理想主義主導的學者不同，真心認為「西方民主」不能隨便移植，相信西方民主制度的（相對）成功，有兩大條件。他們認為有效的民主制度，必須有一前提，就是國民有「國家共識」或「核心價值」，投票才能真的挑選政綱，否則連「我們是否屬於同一國家」、或「我們國家是否要有宗教」一類問題也眾說紛紜，投票的輸家就不可能願賭服輸。這類例子有很多，例如不少非洲國家投票，就是各大族選自己的人；埃及變天後，國民一半支持保守伊斯蘭主義、一半支持西化改革，誰也不服誰；烏克蘭是親俄、親歐分裂；泰國是城鄉矛盾；伊拉克是教派衝突等，都反映共識政治的失衡。美英等國原來也有類似矛盾，所以要通過「循序漸進」方式，在原來的邊緣人被「國家共識」同化後，才賦予其投票權，例如英國投票權由有產階級逐步擴大到無產，美國公民權由白人逐步擴大到黑人。不少第三世界領袖也認為，西方通過昔日的殖民地資源，用外部方式，化解了部份民主化過程的矛盾。由於中國的社會矛盾明顯，國家核心價值不足以融和不同身份，加上有潛在資源危機，一旦全盤民主化，社會就會由上述分裂主導。──以上論述充滿爭議，但重要的是，這是中國內地的主流思想，而且在阿拉伯之春產生不少「非成熟民主政權」後，在全球得到的共鳴也不少。

不少支持香港民主的朋友，其實也認同上述論述，只是認為那是中國內地的事，「香港已ready」。問題是，中國是高度集權的單一制國家，北京一旦確認香港的「地方共識」或「核心價值」，不同於國家共識，那隨心所欲的普選首長，就是對國家政體的改變（承認國家存有多於一種能產生管治的核心價值），日後更難以中央的「國家價值」，整合新疆、西藏、台灣、城鄉等各種矛盾。在過去十多年，北京認為香港人心遠遠未回歸，連溫和建制派也聽不下去，因為連他們也是「只按香港人自己的立場看問題，沒有充份考慮國家利益」，這次只是總爆發。

加上根據基本法，香港的自治權限很高（起碼高於同樣是被授權的蘇格蘭），行政長官的權力確實很大，有點像昔日的港督，而昔日港督主要不是管理內部（那是布政司的職責），而是負責英國在遠東的國家利益。假如行政長官不能照顧中國國家利益，北京覺得是國安危機。舉例說，假如北京要通過香港的中國銀行向北韓匯款援助，這屬於國家外交層面的事，但被廉政公署發現了，若不認同中國價值的行政長官公事公辦，就會破壞外交利益（類似事情，港督在殖民時代辦過不少）。近年普京把一些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的民選首長變成委任，用的也是同一原因。這種觀點，基本上是單一制國家的心魔，有沒有可能破除？極難。

至於甚麼「美國以香港為重返亞太基地」、「借香港向內地輸出顏色革命」等漫天陰謀，在一般港人看來遙不可及，但我們必須從制度的框架理解之：習近平上台後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把由外交部到港澳辦都包含在內，對港政策和對美政策被北京高度掛鉤，即使他們不是真心相信外國勢力論，這樣一掛，也可以隔山打牛，對反制美國重返亞太宣示「決心」，同時對內地的親美自由派殺雞儆猴，畢竟中國內地早晚也得民主化，更可能是以現在人大定義的所謂「香港模式」為樣板，假如香港出現被標籤為收授美國援助的行政長官，北京就擔心有連鎖效應。自此，北京對港政策不再以和諧為主軸，變成國家安全主導，於是出現了人大對香港的決定。而這個在香港充滿爭議的決定，在以上述方式思維的朋友眼中（這可是中國精英的主流思考模式），不但「順理成章」，而且「寬宏大量」。

根據以上北京思維，所謂普選門檻的真正關鍵，其實只有一點：北京要有否決權，確保它不信任的人不能當選，其他一切條文，都是虛的，但權不能落在「對方」手，是實的。不滿意、拒絕「袋住先」的朋友，可以怎樣爭取改變？在純理論層面，選項如下：

（1） 改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權；

（2） 改變香港作為中國一部份的事實；

（3） 改變中國以國家安全處理香港問題的模式；

（4） 改變香港情況以符合北京要求（例如把行政長官降格，真正權力由中央委任代表統領；或通過針對外國勢力的國家安全法）；

（5） 改變香港核心價值，將之與中國國家價值趨同。

「佔領中環」的策略，理論上目標是（3），用的方式不是說服，而是施壓，最大本錢不是武器或金錢，或「提高管治成本」，而是悲情的道德高地。但這不同甘地的獨立運動，本來就有民族自決的道德高地，對手是接受國際規範制約的英國；也不同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本來就有種族平等的道德高地，對手是能夠以憲法修訂國家價值的美國。北京的香港民主方案，畢竟沒有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協商或選舉產生」字眼，各國只會說「支持港人在基本法框架內爭取民主」，這和甘地、馬丁路德金的處境有根本不同，全球人民會同情，但也只能同情；群眾能施壓的其他效用則十分有限，而且與悲情效果先天對衝（組織者反而要強調運動對金融市場沒有影響）。結果，香港群眾既沒有國際籌碼，也沒有多少內部籌碼，還沒有國內民意支持，對手是共產黨，則受更少規範制約。本來在零和博弈，爭不到也沒有甚麼，可以持久戰。問題是在北京眼中，「佔中」即使成功，也不會改變（4）、（5），而「提高管治成本」會被強硬派演繹為（1）、（2）（「外國勢力介入與我方爭奪香港控制權的社會運動」），結果反而是強化了（3）的「正確性」，和日後進一步的強硬作風，而不是弱化了（3）。

三子提出「佔領中環」時，原劇本是以此討價還價，假戲真做的後備劇本是在發動運動後被捕，喚醒一代人心。但群眾卻不會跟隨其劇本，也不會把目標局限在普選，必會令運動變成一代人的盛宴，展示與上一代框框條條不同的生機、由下而上的新規則，確立新一代的身份認同，才符合新一代的理念。連香港群眾也看得出三子的「陽謀」而要改劇情，完全現實主義主導的北京，怎可能跟隨三子的原有劇本？只會利用這難得機會，把對方視為他們術語的「左傾盲動主義」，引蛇出洞，儘量向大眾證明香港存在的種種所謂結構性問題，例如「學生被西方教育的學者影響」、「反對派領袖接受疑似美國獻金」、「法律界不重視國家利益」等，儘量不清場，以求民情改變，得到一次過整頓的認受性。而在過去一年，「佔中」的原有劇本，基本上是按著北京和香港群眾各自的意願去改寫的，結果新世代贏得了身份認同，北京將強化強硬方針，要爭的目標卻更難達到。不少開明建制派不同意佔中，不是糾纏於那些民生影響或交通擠塞，而是預示了上述發展，擔心要是北京真正定性香港為「準新疆問題」地處理反對派，可能民主爭取不到，連自由、法治也失去，造成新一波移民潮，而面對這趨勢，反對派又只能以更激烈的方式回應，落入無窮的循環，除非有高人出現煞停，但就算有高人，也失去法力了。這些只是從國際關係的角度的粗淺分享，純粹現實主義分析，不涉任何價值判斷，但相信隨便找一個中英美法現實主義學者推演，例如曾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首席顧問的Jeffrey Bader（見其華盛頓郵報訪問），結論也大同小異。至於「我很擔心」，才是我的主觀情感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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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高級公務員的自白：為甚麼我不認同佔中但支持學生

文章轉載自Simplistic Contrarian 少智慧/逆思考2014年10月3日

這幾天新聞鋪天蓋地，social media帖文亂飛，大家爭相參與的參與、表態的表態、歸邊的歸邊、中立的中立、批判的批判、感性的感性。我看熱鬧之餘卻感到困惑，特別是看到一些自小相識、背景相近的同輩，在事件上的想法卻完全迴異，他們憂慮甚至反對學生運動的立論和理據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並非我不能夠接受有人有這樣的想法，而是很難想像是怎樣的經歷令他們產生了這些想法，相識數十年的朋友彷如擦身而過的路人般陌生，令我開始質疑問題是否在於自身。所以我抽離思考整件事件背後，這是我被進一步洗腦前的備忘錄。

首先利益申報，我有利益衝突－我受公帑薪水（出賣肉體和部分靈魂），立場保守偏右傾（認同市場經濟小政府但在思考資本主義壟斷），厭惡講了無需負責的政客（工作關係令我對建制和泛民兩邊都很反感），不認同佔中（但從無打算簽反佔中），有條件移民（上次有機會我選擇留港），父母都是逃共分子（對共產黨反感但不會對抗），無大陸生意（但有人民幣存款和H股），受香港經濟影響不大（好壞都不會太受惠或受害）。可以說如果佔中不幸令香港出亂子的話，我的機會成本很低，所以假若你認為我在說風涼話，我真的沒有可以辯駁的餘地。

我一直希望佔中不會發生，或者發生也只像濕水煙花般火花不多不能持久，歷史特別是中國歷史告訴我們與強權抗爭絕大多數情況不會有好結果，而即使少數情況出現也大多只是那幾個精於權術謀略的野心家得益，黎民大多作了犧牲品。廿多年工作需要緊貼時事觀察，即使加上近幾年北京對香港態度轉變，我仍一直以為，只要北京維持選委會八分之一入閘，在提委會組成上留些幻想空間，再加一些家長式的苦口婆心，那現實的香港人必定會「袋住先」，溫和泛民也有轉軚的借口，而甚麼公民提名、佔領中環、國際標準、真假篩選都只會變成背景雜音。然後大家繼續生活，就像沒事發生過一樣。

一言以蔽之，苟活了四十多年的我犬儒。再說白一點，近年來我已對香港人（包括我自己）不抱甚麼希望。

結果是8月31日人大常委決議的三度大閘，跟着是北大人你要也罷不要也罷的言論，再來是政府「袋住先」的宣傳（應該是人大常委還沒有定稿前已拍好），泛民不論溫和或激進及他們的支持者或同情者的反應應早在預計之中，在位者和建制派也將反應定性為自身利益（能否入閘）和情緒發洩。而事實上，整個9月上半泛民的反應與小孩「𦧲地」無異而且極度溫吞水，令人以為北京跟洋蔥圈的「公我嬴、字你輸」策略竟會成功，然後除了拿龍獅旗或者戴V煞面具的人可以繼續表演外，其他的香港人縱有百般不情願也只有認命，方案通過的話只是在提委會選完之後（不要忘記提委會即選委會，而選委會過半是現時當選的標準）再由香港市民去蓋個章確認，否決原地踏步也只是香港人活該。

這裡要先交代一些魔鬼細節，人大的決議有幾個關節眼值得注意，而大部分評論到目前在這幾點上其實不甚了了。第一，決議指明提委會產生二至三個候選人，律師友人（對基本法有研究的，不是一般的事務律師）指出，這代表不可以多於三個或只有一個候選人的情況；第二，決議對提名委員會的提名及投票方式具體而微，規定每名候選人均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注意是全體委員，不是投票委員，也不是有效票數）半數以上的支持，但對全港市民投票方式留白，官方說法是保留討論空間。之後不斷有論述謂市民「守尾門」，用手上的票可以把不中意的候選人踢走。

然而上面提到的細節，確保了(1)只有一個候選人的情況不存在，因此亦不存在必然需要信任票（即必需取得超過50%選民或選票或有效票）的情況；(2)在二至三個候選人的情況，亦並非必然要求候選人要取得50%選民或選票才可以當選（可以是最高票者當選），而即使要求候選人要取得50%有效票，選民也沒有投白票去否決候選人的權利（白票不算作有效票）。疑點利益關係，或許現時我們不應過分陰謀論去分析，但形象地舉例，假如最後只有洋蔥圈、飯焦和左王剛作候選人的情況，即使40%選民投白票，洋蔥圈仍以20%票當選的可能性絕對存在。然後洋蔥圈就名正言順地得到「選民授權」代表全體香港人去施他的政。姑勿論篩選是否可以接受，這樣的普選授權制度本身只會製造更多合法性（legitimacy）不足的問題（起碼現時我可以說洋蔥圈即使間選也不是我選的）。

泛民、學生和民眾「情緒發洩」過後，我為這麼多香港人能夠如此勇敢而冷靜地走出來作大規模和平示威而感到驕傲，但仍不認同佔中的動機和訴求，到現時即使佔中遍地開花而且規模比所有想像都要大，我仍然現實地認為學民、學聯和佔中要求特首辭職下台、人大撤回決議是緣木求魚，認為公民提民根本是對錯焦的red herring（要普選有真正普及而平等的選擇，公民提名並非唯一方法？）。現時的佔中無疑是一個僵局，2003年的歷史亦不會重複（而我認為2003年百萬人上街逼使董生下台是一着錯着，只加深了北京對港人的猜忌）。

然而，我還是支持學生運動，不是因為我認為學生全對，而是因為我認為我們大部分人都弄錯了。對強權妥協、妥協再妥協，是香港人必然的選擇和結果嗎？事到如今，佔中最大的意義可能並不在於達致任何實際結果，而是讓我們這些在溫水裡差不多已經煮透的青蛙（一次extended slow cook)，一次政治覺醒的機會（有可能是最後一次，對上兩次已是89和03年），讓我們重新思考和尋回身處於香港作為香港人的內涵和意義。現時大多數的爭論都停留在運動本身的表徵、影響、演進和後果，但絕少有人追溯運動背後的歷史背景和政治意義，從而評論運動和決定立場。香港人特別是媒體和評論人近年似乎可能集體重金屬中毒，對於任何多於三個月前發生的事情都患上失憶。

事情其實要回到80/90年代，香港經歷82/83香港前途問題危機，84年人心虛怯時的士司機暴動，代議政制綠皮書發表，中英聯合聲明草簽，北京正式將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定為香港回歸的國策，85年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86年港督尤德逝世衛奕信上場，87年代議政制發展檢討綠皮書發表，88年港人爭取直選，89年六四事件，有香港委員（包括李柱銘、司徒華）辭去基草委一職，90年人大匆匆通過基本法（回歸後數次基本法解釋，以至現時的政制爭議，追本溯源都可以歸結於基本法草擬工作），收緊和放慢回歸後落實港人治港的民主化進程，92年彭定康取代衛奕信，預示對抗以達致英國光榮撤出（graceful exit）的策略，93年北京成立預委會，95年彭定康新九組變相直選引來北京文攻，96年北京成立籌委會，並且決定「另起爐灶」（成立臨時立法會）、取消「直通車」（即95立法局無法過渡97）。

整個過程其實都只是中英雙方的角力，北京與英國都刻意將香港人排除在外（「沒有三腳櫈」），但同一時間雙方都努力爭取香港民意（英國）或統戰香港各界（北京），以示自己代表香港利益。然而不論動機如何，客觀結果就是香港回歸與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及全面普選掛了鈎。直接地說，就是香港回歸（或被回歸，端看你的立場）這個「刁（deal）」，是包括了香港人可以維持與內地不同的制度與生活方式，在主權和軍事外交範圍以外的事情上自治，而且「最終」可以以自己的方式直接選舉政治首長及立法機關。

97回歸以來，北京對於這個「刁」的首兩部分還算數，但隨時間過去越來越明顯的是，第三部分香港的政治制度已經不能承擔香港社會所需要作而且必須作的政治抉擇，港英和特區政府這張信用咭過去累積的政治信用限額已經「碌爆」，政治作為消弭社會不同階層界別利益矛盾的機制已差不多完全失效，政府包括政治委任團隊和行政會議，以至立法會均沒有足夠的政治能量去推行任何富爭議性的決定。連帶沿用港英政府過去「行政吸納政治」模式、合法性來自政府延伸和立法會背書的各層法定組織和諮詢架構，也開始失靈。

這問題北京以至香港建制派未必不認識，董生2002年引入問責制，撇除去AO化的考慮，不無希望從行政主導過渡至一定程度的政治主導，而煲呔曾提出但從未實現的管治聯盟，也很大程度是希望增加政府的政治能量的嘗試，然而兩任行政長官都無法避免認受性由上任開始直綫下降的宿命，而回歸以來推行真正具重大政策性轉變的公共政策，只有強積金和最低工資，前者是中央公積金鎩羽後受財經業界支持的替代產物，而後者還是由西環出手才把商界的反對壓下去，相比之下，地鐵領匯上市均只是為勢所逼（財政赤字）。

與此同時，我們看到的是越來越多民粹措施與保守政策同時矛盾並行的奇景，例如公屋免租但拒絕租管，全民派錢但拒絕全民退保，推自由行但拒絕檢討移民政策，反映的是政府施政的困局。而洋蔥圈上場，競選的多場鬧劇已令他沒有過往兩任的疑點利益和蜜月期，過去兩年他領導的政府認受性亦重複同一軌跡直綫下降，而由於一開始基數奇低，現時政府的認受性可以說已經破產。在現時的體制下要求這個政府推行諸如三堆一爐、垃圾徵費、最高工時、全民退保、開拓新市鎮、甚至興建和規管骨灰龕等這些富爭議性、需要以公權力凌駕少眾利益的政策和措施，絕對是強人所難。而即使是立法會直選議員，也越來越明顯不再能夠駕馭形勢，經常落後於民意只能跟着群眾走（或者更進一步煽風點火）。立法會已成為製造而非解決政治問題的地方。

要解決這個困局，唸過政治101的都明白最王道的方法是改革政治體制，增加產生政治領袖機制的民主成分，並且增加政治委任團隊與民選立法會黨派的聯繫，從而提高政府的整體認受性，以及確保政策可以在立法會得到支持。然而，人大決議反其道而行，後果只會是日後政府管治更加困難，而政治信用卡「碌爆」的結果，將會是任何少數利益和壓力團體均可以「追數」，政府更傾斜於個別利益團體（並不限於財閥，公屋居民、工會、個別業界也都是「追數」的常客），尋租行為無日無之，公眾利益將只存在於口號或課本，而不再是政府施政的準則。政府的管治操作將只有利益、沒有政治。而當不同利益無法全部滿足（始終財政儲備有用完的一天），甚至這些利益之間產生直接矛盾（畢竟很多情況都是零和遊戲），結果只會是更大規模的動員和更直接的衝突。

我們可能永遠無從得知現任政府和香港建制派對人大決議有多大影響力，但如果這個比最保守的政黨建議都還要保守的政改框架是現政府和建制派一手促成的話，我們不禁要懷疑他們到底有甚麼想法。一個沒可能有政治勢力和立場輪替、沒可能容許在政治光譜上鐘擺的「普選」，真的可以讓政府得到應有的認受性去施政嗎？如果通過這樣的「普選」最後得到的是「A貨」認受性，我們會不會只是將政治炸彈推遲引爆，甚至令大多數人覺得受騙而日後引起更大的反彈？再說白一點，我們的社會合約（獅子山下精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大市場小政府）其實已經早已在不知不覺間失效，而要重建一個大眾接受的新社會合約，無可避免必定需要政治鐘擺，觀乎台灣的經驗，社會回歸正常政治運作和民眾政治想法成熟，是在政府從國民黨到民進黨再回到國民黨手上才算真正完成。

因此，若果今天不從香港政治體制上解決政治認受性的問題，明天我們只會見到更多因為政治機制失效而出現的更大規模衝突。所以一些論述謂香港需要循序漸進、太急進會引起動亂的想法，根本就是本末倒置。至於另一種說法謂北京需要考慮全國各地形勢，不可能冒險讓香港在政治民主化上走得太前，這是更加倒果為因的想法，政治體制就是為了解決矛盾維持社會穩定，北京若果因為維穩的考慮而不去根治香港的深層次矛盾，這樣真的能維持香港甚或內地長遠穩定嗎？除非北京已經決心以軍事和保安力量去解決任何香港可能出現的政治機制失效，否則香港未來深層次矛盾爆發時，香港和國家須付出的代價更大。

從這個角度看，學生的運動，尤其是現時這樣一個和平有秩的運動，其意義便在於避免將來可能出現的更混亂、更暴力的局面。如果香港人能夠覺醒這一點，我們便應當支持學生、保護學生、並且要求我們的政府趁現在還有機會去解決這個來自政治體制上的問題。擱筆之際，新聞傳來零星衝突的消息，示威者封鎖龍和路、封鎖政府總部。我相信這會令更多人對運動懷疑甚至反感。但我希望大家可以將眼光放闊一點，今天的小「亂」相對於未來更大的動亂只是小事幾椿。昨天到中環金鐘一帶看學生，最令我眼前一亮的不是井然的秩序或者學生的自發，而是學生四處張貼的「勿忘初衷」（爭取民主），我們的學生似乎腦筋比我們很多的成年人都要清醒，而我們對學生即使覺得他們有做得不對的地方，但又能否做到像香港第一代人（呂大樂所言）般包容我們的下一代？

然而，看着眾多舊同學友好紛紛藍絲帶藍衣，而且互傳一些來源可疑的文章，勸喻大家不要支持學生和群眾違法的佔中，我不禁要問：香港人，你覺醒了嗎？

P.S. 我沒有unfriend過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