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凱邦：大陸空牆才是樽頸 第三條跑道不起也罷

文章轉載自主場新聞博客2014年8月3日

(1) 每小時68班：這是機管局認為的最高班次(亦是現時情況)，兩條跑道，空牆存在(圖A的情況，北面航道不能使用)

(2)每小時82至86班：這是機場設計時的最高班次，兩條跑道，沒有空牆 (圖A的情況，北面航道全部能使用)

註：要達到這班次，近迪士尼的兩個山丘(大陰頂及花瓶頂)要削低一點，讓飛機盡快轉右離場

(3) 每小時102班：這是機管局及民航處認為，有第三條跑道及空牆消失，機場的最高班次

若空牆可以真的消失，情況(2)已經發生，機場以每小時82至86班運作，而不是每小時68班。我亦認為，為保住中華白海豚，為社會省回千多億，兩個山丘削低一點，是兩害取其輕，是值得。

若果空牆不能消失，那麼三跑道系統一定不能做到102班，那麼起來都沒有用。機管局一直不敢回答，若空牆維持現狀，三條跑道可以做到幾多班。

這就是機管局不敢告訴你的第三條跑道「絕望真相」.....

羅永生：栽植香港主體

文章轉載自明報2014年8月3日

盧瑋鑾在中英談判前夕出版的《香港的抑鬱》中，曾為香港嘆道：「沒有人會否認她的重要性，但奇怪的是也從沒有什麼人真正的愛過她。」 三十年後，愛港成為特首參選人條件。

各人以各種形式「愛」她：把她置放在經濟發展的融合大轎車，為她披上一襲厚重的繁榮袍子，讓她背靠國家的臂彎中，繼續時尚亮麗，安定無話，永遠是一顆可欲可弄的珍珠。

愛，何以為愛？

兩個多小時的訪問，羅永生沒說過一句「愛香港」。
而筆者也只是看見一個人，窮大半生精力，深潛文獻，刻痛思考，以記錄、書寫、描述、批判，嘗試讓那幾經難產、脆弱卻意識頑強的香港主體，孵化長成。

當年學運前鋒 一切從反思開始

作為本地公民社會最活躍的評論人之一，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羅永生（筆名安徒），一直緊貼香港社會波譎雲詭下的起伏脈搏。他的文章，既能回溯過去，嚴謹地梳理歷史紋理和理論邏輯以刺破各式論述的五里迷霧，又能兼具反身性與前瞻性，以學理和史實匡謬正俗，深刻影響新近一代本土學人與社運青年。他的尖銳與精闢，來自對過去與當下的透徹反思，「反思，為什麼這麼難，因為需要勇氣。反思即是說，我雖然做過這些事，但這些事能否重新評價呢？一涉及重新評價，就是說，你覺得自己那時很偉大，其實你是烚戇的！（大笑）」反思刻痛，甚至必須坦承自我的遍體瑕疵；然而只有如此，才能對歷史有更深廣的體認，為未來作警惕。

接戴卓爾夫人機 提出「民主回歸」

歷史與個人總在無形交織着。無論是八十年代的學運前鋒，還是回歸前後的尖銳觀察者，他的人生離不開香港歷史。八二年，戴卓爾夫人訪港，十三學子到機場「接機」抗議「三個條約有效論」，他在其中；八三年，中大與港大學子在一片「維持現狀論」中提出「民主回歸」，攪動當下輿論走向，他正是中大學生會會長。在當時東歐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背景下，學子們提出「民主回歸」的初衷，是以平等公義為念，輔以民族情感，希望藉回歸改良香港的資本主義霸權並改革共產主義之專政；然而，羅永生回想，當日學子雖一片真誠，但也是被黨國暗地統戰影響着。

八九六四後，他對中共體制徹底失望。「蘇東波」震盪消散後的九十年代末，他開始思索到，宏大論述的價值都不及在地的複雜生活處境實踐，「你會思考自己為何會有些想法，這種反思可追溯至我的過去，後來不只是了解我的過去，還有身邊的社會環境的過去。你會把問題由自身輻射到一個更遠的過去」。九七年是分水嶺，他開始研究香港。自此於歷史之河涉足索源，在文化現場作精神考古；挖掘過去，編連當下。

解殖未完 共謀勾結體制殘存延續

回歸後的香港問題叢生，有學者歸咎於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的外部衝擊，亦有論者認為是管治問題，甚至搬出人心未歸、外國勢力煽動之說；然而羅永生提出，香港之困，根源自殖民遺害。香港政經等範疇固然有各自權力不平等的內在邏輯，但皆不能脫離香港特有的、由殖民地時代建立的權力機制，「例如，新自由主義何以能在港橫行無忌？當新自由主義被挑戰時，什麼力量令它安然無恙？你可以繞過功能組別不提嗎？」這種力量，明顯來自新舊殖民體制。

殖民豈止內外的關係

羅永生把這種殖民體制理論化為「勾結式殖民主義」，意指殖民地時代英國殖民者透過與高等華人精英的勾結合謀以達至間接管治（indirect rule），殖民者實踐「有效」管理時，合謀華人亦享盡投誠後的好處。他認為，殖民經常被二分作簡單的內外，但這實是被操作後的認知，「殖民性不是全都由外國壓下來的，殖民關係不是一個內外的關係」。當初中國人接受英國人統治，不過是把舊中國天朝制度的關係複製，「中國從來都有帝王和地方，一直建有這種被統治的關係，你會不會叫這是殖民主義？當時不會如此理解！但它能不能夠被複製甚至轉移？」以同一種奴性，服侍另一個皇帝的戲碼，在回歸前後一直上演中。
世界各地的前殖民地，都經歷「解殖」過程：透過文化反思和制度改革以確立民族主體性，建立民族國家。但羅永生認為，香港的解殖工程卻被「回歸」蓋過，殖民餘毒依然未清：九七後，殖民時期的不民主政制被延續並美名為「行政主導」的管治手段；殖民下的犬儒與奴性續以「政治冷感」之名被「確認」為香港人特質，「殖民留下的東西不處理，還要將之抬舉，被建制變為我們的『核心』。」就像功能組別，統治集團竟欲以「均衡參與」為名延續至千秋萬世。
回歸，與港人的自決自主，全沾不上邊，就像富商鄭家純的「更換宗主國」論。羅永生觀察到，在大國「崛起」後，中方更開始宣說另一套語言。當日「民主回歸」信誓旦旦，一國兩制世界創新；今日一本白皮書，把香港變成天朝底下的一件迷途小書僮，「咁你咪搲頭！（大笑）原來人家都不當你是同一個民族國家的人，只當你是一個非民族國家的天朝體系中的其中一個（從屬）部分！」
虛擬的自由 到本土意識抬頭

羅永生的批判不止向統治階層，十多年來，他一直是批判香港民主運動其中一支最鋒利的筆。他認為，香港回歸前後「沒民主有自由」的自由，實是虛擬而非實質。英政府在晚殖民的「（虛擬）自由主義計劃」，在不觸動港英權力基礎前提下施予香港人有表飾而無實權的自由；回歸後建築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虛擬自由，也一直被由中產主導的傳統泛民半假當真地收貨，令管治階層成功把反抗力量預先包納並將其力度消弭。泛民偏安自滿缺乏反省，實是把香港民主發展到自困悶局；○三年，虛擬自由主義已顯崩壞先兆。

羅永生指出，自○六年由八十後發起的保衛天星鐘樓、守護皇后碼頭、反高鐵等的保育抗爭運動，標誌了香港社會運動的範式轉移，「（保育運動）以廣義的文化作為一種社運和主體力量的資源，以往泛民只講利益分配，但反高鐵這些系列的社運，是說集體回憶，這些是什麼？它點燃了一種能量，不止是被動的懷舊，而是去問，我們怎樣去面對我們的祖先？」

「行動好緊要」

本土意識燃起的社運打開了香港主體性的缺口，掙脫虛擬自由主義的舊牢。然而洪水閘既開，有活水傾流，亦有泥沙冲淹：今非昔比的盲目「戀殖」，還有以我為專的族群民粹，相繼爆發。面對洪流媾淹，羅永生依然清醒，他強調範式轉移不一定帶來絕對好處，當新力量出現，不等於能聚合真力，卻可能破壞公民社會的基礎，因此這種意識醒覺「需要提升，要有質的深化」。對近年爆出的民粹現象，他一直鑑而辨之，「你要經歷考驗，行動好緊要。行動，大家一目了然。有些純粹得個講字，在不能平復情緒的情况下需要一個渠道去發泄。那些東西的性質如此，在大時代顯露無遺，陽光一照，就會退」。說着，有種篤定大氣。
「被動回歸」到香港主體醒覺

後中英聯合聲明三十年，羅永生指香港人的變化尤為明顯，「當年大部分人都不覺得自己可以做任何事，他只是看身邊的世界怎樣變化，接着作出反應，這個反應從來沒有把自己放在圖像中」。努力無用，有話無聲，人們放棄爭取群體的自決，「變成個人應對的策略，或者自己家庭的策略，卻和身處的集體和社會環境沒有一種關連」。

視這裏為家 主動抗衡

直至港人把這個地方視為家：「很多人覺得香港不是一個寄居的地方，而是他自己的家。」由保育運動、反高鐵，到更大型的反國教，個人開始組織成群體，與不斷侵擾的國家權力對抗，「那種是生存的本能，生存的意思是提升的，是你堅持的東西被人踐踏，你的能力就會出現，會珍惜戰友，會找方法去抗衡。這些都會自己生長起來，而再不是等指揮。」
然而，當下香港，新舊殖民霸權依然盤踞、犬儒主義根深柢固、宗教右派日漸壯大，公民社會亦被不斷收編吸納，究竟港人願意選擇醒覺，還是繼續裝睡？羅永生說，不少港人是「看時勢，看大環境」，以他的觀察，身邊一部分相識多年的朋友，以往一直無感於政治，但今日卻天天「刨新聞」，還叫他「佔中預埋佢」，「有些東西就是逼到他們把自我裏面的一部分，重新拿出來」。
「人生下來，是不會接受自己被完全否定的，這是生命的本能，但在生活經驗中各種各樣原因令人否定這件事。我們的殖民過去令我們無可奈何，沒辦法互相信任去投身於爭取同一目標。或者，香港人置身的大環境令大部分人都有這些挫敗感和犬儒，甚至會將之內化，但不代表在被壓抑的情况下、某些位置條件改變時，會否觸發他們不再如此。」畢竟，人總渴望當個，真實的人。
歷史感貧乏 源自主體薄弱
對大部分不滿不公義現狀的港人而言，無力與悲憤是近年的生活主調。對這種情緒，羅永生提出了反思：「有些東西你覺得很關鍵，想改變它，若能改變就覺得世界進步了，但如果你只是把他當作一個短期之內要完成的事，完成不了，就非常挫敗，以至於覺得這些事其實都不值得做。若然如此，這種狀態其實都是距離剛開始時很無力的狀態不太遠。」他認為這是當下香港的狀態，想一步到位，「這是我們當下的缺陷。以前我們不知道不滿，但現在我們知道了，有很多不滿，但又急着要把它改變。這也是反映我們的歷史感不夠強。歷史的事，是一代一代人去做。」
沒有歷史感，是主體性缺乏的特徵，「凡是說一種集體的主體，歷史是很重要的，我從何處來，往何處去，『我從何處來』這件事要有，沒有了，代與代之間是不接連的，大家像浮萍一樣，不會有太多事可以累積。」要培植歷史感，先要珍重我城的歷史，特別是久被忽視的民間抗爭史，「做完一件事要總結，要留下一些供後人分析解讀的材料。何以香港做事的方式整天在死胡同中打圈？因為大家都以急事為先，對這些運動、口號、意識形態，沒有很坦誠地留下來，那就沒有歷史評價」，前人不補漏編織，後人亦只能在斷裂破碎間行進，「發生了的事，留低它吧，書寫它吧，討論它吧！這些就是反思」。即使是片言隻語，都是蘊涵意義的線索。
「一個社群裏面，大家分工，在各自有限的範圍內做自己的事，但那些事是可以黏貼在一起的。」在前線堵路與在圖書館挖掘史料，一樣是連結的抗爭。以社群為念的人，不因個人的一次性成敗悲喜，「如果大家覺得，我們的命運是共享的，那我就不會因為我個人的frustration而貶低自己哪怕是很微小的貢獻，那就是主體性成熟的表現，但香港當下還未成熟」。
亂世之始 更要剛強穩在
在當下最好最壞時代，我們大家將要走向天堂，還是地獄？「有些東西，是irreversible（不可逆轉）的，你想香港人回到八九十年代那種思維和生存狀態，覺得『搞掂自己就得』，不太易。那時有許多條件才能維持這個狀態，但現在香港人自己都覺得世界在變，他不能再像以往般過日子。」一如無法倒回的列車，然而車往何處？「可能好多香港未經歷過的，例如極端反動，極端激進的事，這些變化將來都會有可能出現，現在就是不斷拉鋸對抗。當下是大亂的開始，香港社會的整體思考和形勢，遠遠未去到一個平衡」。
在這魑魅魍魎四出之世，以我城為念的人，無不唏噓，他自是當中之一，「經常抑鬱㗎啦！（大笑）」，「但我們從小學習左派的辯證法。歷史就是辯證過程，它必定是反覆的。反覆之後，世界才會推進。我不是絕對的悲觀和樂觀，在每個悲觀裏，你也能看出積極的一面。」學術，是他在不安駭浪中憑倚的岩岸。
羅永生篤定道出歷史的規律：當下香港的苦受，乃所有具主體意識社會的必經之痛；如牡蠣磨珠，光芒必自傷痛而生：「情勢如此困難，人們反會覺得，每一點的東西都有用。一個有使命感、方向的族群，會覺得即使我只做了微小的事，但我都會珍惜。到我們當中有相當部分的人有如此能耐去珍重這些事物，這個族群的歷史主體性就是成熟了。」

李偉才：全球化的真面目II

文章轉載自李偉才博士Facebook2014年8月1日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全球各處的殖民地紛紛獨立。從宏觀的歷史角度看，這個可歌可泣波瀾壯闊的民族解放運動當然值得我們稱頌。但現實卻是，名義上雖然獨立了，但這些新興的國家卻仍然處處受著西方的操控。這些操控雖然不再來自赤裸裸的軍事侵占，但經濟上的制宰仍是令這些國家深陷囚籠。簡單來說，舊的殖民統治消失了，但迅即取而代之，是「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的制宰。

按照歷史學家伊曼紐•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提出「現代世界體系分析理論」（Modern World-Systems Analysis）（四卷本的鉅著橫跨1974至2011年），前資本主義的帝國如羅馬帝國或蒙古帝國的掠奪，靠是的直接的軍事侵占和統治，但自從資本主義興起之後，在這種方式之上，還出現了以「市場經濟」作為手段的掠奪，這便是新殖民主義的本質。但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角度看，彼此的基本關係沒有改變。

按照華氏的觀點，過去數百年來，西方富裕國家（在此也包括於十九世紀透過「明治維新」全力西化的日本）構成了他所稱的「中心」（core）區域，而其他國家則成為了環繞著這個中心的「邊陲」（periphery）。「中心」壟斷了知識、科技、資本和制定了遊戲規則，而「邊陲」則只能夠靠出賣廉價勞動力以及農產品、木材、礦產等原材料來換取中心國家所提供的高價製成品。之間即使有貿易關係，都是一種絕不平等的貿易。

當然，新殖民主義（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模式）和舊殖民主義是一脈相承的。事實是，當西方列強侵占其他國家並進行殖民統治時，它們最想獲得的（除了最先發現的貴金屬之外），是（一）大量廉價的糧食和工業原材料、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以及（二）龐大的消費者市場以吸納他們的製成品。而他們最不想見到的，是能夠挑戰他們市場地位的競爭者。結果是，他們所到之處，必然會將當地多元化和基本上自足的本土經濟徹底摧毀，然後強迫當地的人民進行單一的經濟生產。大英帝國將印度原本十分發達的紡織工業摧毀，而只容許他們種植綿花以提供原材料，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如是者，世界各地人民的本土自足經濟逐一被摧毀。為了配合殖民主子的經濟利益，當地的人被迫進行大規模的單一種植（monoculture）：例如某處地方全是種植甘蔗、另一處則只是種植香蕉、再另一處種植綿花、玉米、咖啡豆、可可豆、橡膠等等。當然，還有的是大規模開採各種珍貴的礦產如金、銀、銅、鐵、鋁、錫、錳及至煤、石油、鑽石等。此外，大量廉價勞工亦可用以進行低端的工業組裝，當然這些半製成品會運返宗主國進行最後組裝，然後以高價行銷全世界。這便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之下的國際勞動分工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民族解放鬥爭的確換來了國族的政治獨立，但上述的國際勞動分工秩序基本上沒有改變，貧國仍然不斷地補貼著富國。留意不少原本在糧食上自給自足的國家，在殖民統治後只有靠輸出大量的原材料以賺取外匯，然後才能在國際市場上購買糧食滿足國民的需求。然而，這些出口原材料的國際價格往往十分波動（例如全球咖啡大豐收會令它的價格大幅下降），而外匯收入的銳減會令這些國家無法購買足夠的糧食，從而導致饑荒的出現。

而每當這些國家財政出現困難的時候，西方的國際金融集團便會伺機透過IMF或世界銀行等組織向它們提供貸款，代價是進一步開放市場甚至要求它們賤賣國家資產。要是這些國家還不起債（即連每月的利息也無法償還），則它們只有進一步舉債來「以債還債」。如是者，不少發展中國家（特別在拉丁美洲和非洲）便成為了西方的「債務奴隸」。

從全球的角度看，一個基本的認識是：貧窮是被製造的。對，環境貧脊會令生活較艱苦，而天災和戰亂會導致生靈塗炭哀鴻遍野。但艱苦卻不等於現代意義上的貧窮，而且環境太差人們自會移居他處。我們不會在一個活火山的山麓或撒哈拉沙漠中央找到處於苦貧的居民。事實上，在白人未到達之前，即使澳洲的土著也不貧窮，而身處富饒的非洲人民便更不用說。古埃及文明之發達眾人皆知，較少人知道的是，個多世紀以來不斷發生饑荒的埃賽俄比亞，在白人抵達之前也是一個十分富庶的王國。也就是說，所謂「貧窮國家」及廣泛和持續的「系統性貧窮」，基本上是西方殖民迫害和掠奪所導致的「新生事物」。從這個角度看，暢銷作家弗列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之中所設想的「全球共富」，只不過是一種天真的幻想，因為「中心」和「邊陲」的關係是西方的利益所在。

尤有甚者，資本主義全球化就是將「圈地」、「無產化」和「財富高度集中」這些發展趨勢延伸至世界上每一個國家，結果是將「中心」和「邊陲」的關係在不同的層次重複。例如在中國，沿海城市成為了「中心」，而內地農村則成為了「邊陲」；而即使在大城市如上海和北京之內，亦出現了「中心」和「邊陲」的分野。結果是，這些國家的權貴階層是「富者愈富」，但廣大的勞動人民則是「貧者愈貧」，印度和巴西等國家裡的龐大貧民窟，以及愈來愈多在上空越過的豪華私人噴射飛機（大家可能已經留意，不少航空公司已經取消了頭等機位），便是最好的見證。

請想一想，這樣的全球化可以帶來和諧、穩定和世界和平嗎？相反，在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競爭下，跨國企業和國族之間的資源爭奪和市場爭奪，是現代戰爭（包括上世紀的兩次大戰）的深層原因。資本主義全球化帶來的不是和平的橄欖枝，而是軍事衝突的火藥引。

李偉才：全球化的真面目I

文章轉載自李偉才博士Facebook2014年8月1日

過去五百年的全球史，是西方列強爭奪和瓜分全世界的歷史。

三個最關鍵的航程當然是1492年哥倫布橫越大西洋抵達美洲、1498年達伽馬繞過非洲最南端抵達印度、以及麥哲侖船隊的三年環球旅程（1519-1522）。對於歐洲人來說，這些都是值得廣為稱頌的英勇事跡。但對於歐洲以外的世界各族人民來說，這是一個為期達五百年，而至今仍未能完全擺脫的噩夢的開始。

首當其衝的是非洲和南、北美洲的原住民。前者的人民被掠奪之外更被販賣為奴隸，而後者 — 包括北美的「印弟安人」（因哥倫布以為抵達印度而誤起的稱謂）、墨西哥的阿茲提克文明（Aztec civilization）、南美洲的印加帝國（Inca Empire）等 — 則更遭遇到滅族的悲慘命運。很快，挾著「堅船利炮」的歐洲人即遍布全球：葡萄牙人於1511年佔領馬六甲、1557年佔領澳門、1565年西班牙人佔領呂宋、1642年荷蘭人佔領台灣、1815年英國人佔領錫蘭、1824年佔領馬來半島、1842年佔領香港、而於十八世紀末即被英國殖民的澳洲，其原住民亦遇上近乎滅種的命運。（塔斯曼尼亞的最後一個原住民於1876年逝世。）

西方的海上霸權歷經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各領風騷之後，至十九世紀出現了「日不落」的大英帝國。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的全球性帝國，因此可被視為「全球化」（理解為「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第一個高峰。

然而，在大西洋彼岸，依靠奴隸貿易和種族滅絕崛起的美利堅合眾國很快便急起直追（其中一項重要手段是貿易保護主義）。至二十世伊始，美國的總國民產值已經超過她的「母體」英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這種此消彼長的情況更是明顯。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無論英國如何不願意，也得接受美國已經成為世界的新主子，而她這個「母親」已經淪為美國的庇護國。

對於世界其他民族來說，列強的瓜分在十九世紀下半葉達於高峰，而在二十世紀初基本完成。我們從世界地圖所見，中東和非洲不少國家的邊界皆充滿著直線（即毫不理會山川河流和民族分佈的自然劃分），正是這段時期所做成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理論上可以將絕大部分的殖民地據為己有。但它深知直接管治如此眾多的殖民地是一個弊多於利的負累，而且時移世易，它已發展出一套更好的方法來主宰這個世界，那便是透過經濟和金融的手段以獲取源源不絕的利益。就是這樣，在大戰還未完結的1944年，美國召集盟國成員開會，並訂立了「美圓跟黃金掛鉤、而世界各國（共產國家除外）的貨幣則與美圓掛鉤」的「金本位」全球性美圓金融體系。此外，她又成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簡稱 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機構來進行全球性的金融管治和操控。這些建構加起來，便是著名的「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因會議在美國新布罕什爾州一處叫 Bretton Woods的地方舉行）。

由於美國已經成為了全球經濟復甦和發展的火車頭，而全世界都以向美國出口原料和製成品作為發展經濟的手段（所謂「出口主導」經濟發展模式），所以美國亦於1947年提出了一套以它為主的「關稅及貿易總協議」（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and Tariffs, 簡稱GATT）。基於這套國際貿易安排，「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簡稱WTO）於1994年正式成立，並大力推動全球化的「自由貿易」（free trade）。一時間，「全球化」（Globalization）成為了一個最時髦的名詞。很多人以為這是一個新鮮的事物，但從歷史的角度看，這已是全球化的第二個高峰。

一些學者更以歐洲的新航道開辟作為全球化的肇始，若此則二十世紀末的浪潮只能算是「第三波」。

沈旭暉：當印度強人遇上中國強人

文章轉載自信報 2014年5月28日

剛當選印度總理的莫迪正式就職，這或是改變世界的一件大事，但本地媒體甚少報道，似乎不少華人對印度這強鄰的關注，及不上歐美日韓，也許還不及埃及和烏克蘭。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要推廣「中國夢」、打貪行「新政」、進一步弘揚「愛國主義」，卻遇上印度強人崛起，足以構成微妙化學效果，值得仔細參詳。

莫迪不像國大黨的尼赫魯－甘地家族來自政治世家，也不像其所屬人民黨的前任總理瓦傑柏伊是高種姓「婆羅門」出身，而是來自基層、低種姓茶販之子，在階級森嚴的印度冒起，本身便具劃時代意義。

雖然尼赫魯、甘地夫人等均可被稱為強人，但從莫迪的競選活動可見，以其「人民」背景煽動民粹的能力更強；沒精英政治包袱，打擊敵人的手法或許更狠。莫迪一直被指要對二○○二年造成近千穆斯林死亡的大屠殺負責，他卻一直迴避，甚至連「語言偽術」也拒絕使用，這在政界頗不尋常。近年印度民間對華態度愈來愈差，北京雖不視印度為主要對手，印度人卻當中國是主要對手，莫迪要是把「基層」與「反華」結合，即使不會即時挑戰中國，也會成為印度民族主義的強心針。

莫迪強調印度教在印度復興的重要角色，這對中國並不陌生，但他嚴苛的個人紀律，卻不是中方打慣交道的那類政客可比。作為獨身主義者，莫迪聲稱終生禁慾，雖曾在家庭安排下盲婚，但結婚三個月後就逃婚，且從沒性行為。這樣經歷，相信甚少華人能理解。

他律己甚嚴，據說每天只睡三小時，修心方法就是做瑜伽，這樣一個終身奉獻給印度教的人，無論怎務實，都不可能在文化層面作太大妥協。當中印邊境問題、甚至西藏問題被演繹為文化議題，乃至被借題發揮為衝擊印度文明，莫迪就很難不明確表態。

但印度人壓倒性選擇莫迪，不單是因其出身、宗教與民族情懷，他擔任古吉拉特邦首長期間令經濟起飛才是王牌。有華媒稱古邦在莫迪統治下成為「中國廣州」或「中國深圳」，這些稱號反令人難以理解其獨特之處，還是印度本土學者一針見血，稱莫迪治下的古邦，是整個印度唯一真正實行市場經濟的地方。

莫迪雖為虔誠教徒，但對引入外資、讓市場取代傳統制度、減低中央調控等方面較少包袱，加諸外商的限制也不多，主張讓經濟超越政治，因此有西方經濟學家相信，當中國經濟發展放緩、民族主義興起、加緊箝制外商之際，要是印度新領袖能大刀闊斧改革，或令原本流向中國的外資轉流印度。雜誌《福布斯》因此認為，中國才是莫迪當選的「最大輸家」。

莫迪就職典禮邀請了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觀禮，令人意外，主流演繹是他要傳達「包容」訊息，其實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和巴基斯坦進行跨邊界經濟合作，這足以打亂中國經濟部署。筆者認識的印度友人對莫迪上台大多充滿期望，相信他是期待已久的中國對手，問他們信心從何來，原因很簡單，一言以蔽之，「格食格」是也。

阿群：九龍電車維港橋

文章轉載自阿群帶路2014年4月30日

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點解港島有電車，九龍和新界無的？大家又有沒有想過，不少的橋，如三藩市的金門大橋、悉尼的港灣大橋，甚至因戰爭聞名的泰國桂河大橋等，都是世界著名的地標。為甚麼聞名世界的維多利亞港是沒有橋呢？其實，當我們今天想到這些問題的時候，英國政府在100年前已經想過這些問題了。或許，就是差少少時機，今日香港面貌會完全改寫。

1921年，英政府其實刊登了一個發展藍圖，這個藍圖非常精彩，包括了不少驚人的基建工程。首先，這個藍圖提出了維港大橋。這條維港大橋以中環畢打街為起點，一直延伸至今日的尖沙嘴廣東道，供汽車、電車、人力車及行人使用，是一條四合一的大橋。當時，英政府選在尖沙咀有其特別的原因。原來，尖沙咀火車站在1916年完成，成為歐亞鐵路的終點站。在那時，香港的中心在中環，過海的方法只有天星小輪。因此，這條維港大橋方便世界各地的商人去港島中環談生意。

  

電車行跨海大橋，觀賞維港兩岸景色，今日看來好像挺浪漫。其實，香港電車公司一早已打算在九龍建電車，甚至在1897年政府都授權電車公司在九龍鋪電車路軌。當時電車公司擬定的電車區域，有尖沙嘴、油麻地、何文田、旺角及大角咀，可見都相當完滿。不過，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或辛亥革的緣故，九龍電車計劃1910年左右被政府擱置。到了20世紀20年代初，戰爭完結數年，政府打算興建維港大橋，重提用電車路軌連接九龍與港島。

當時電車公司計劃在彌敦道及太子道(當時叫英王子道)交界建電車總站，位置大概是今日的太子地鐵站。電車路線主要有兩條：一條是彌敦道直接出尖沙咀，乘客經維港大橋，連接港島的電車路線，或乘搭天星小輪過海；另一條是則經「啟德濱」，然後沿海去尖沙嘴。

「啟德濱」其實是20世紀初何啟與區德在舊機場附近的一個住宅發展的項目。他們在九龍灣填海，位置大概是今日舊機場。填出來的土地，稱為「啟德濱」，其實，何啟在1914年已經死了，只是區德重情義，用地方來紀念好友。

不過，1920年代的香港其實相當動蕩，既發生了三次大罷工，如1922年海員大罷工、1925及1926年省港大罷工，全球經濟又進入大衰退，如1929年全球經濟大蕭條，政治動蕩及經濟蕭條打擊了政府的規劃及商人的發展。最後，何啟及區德的「啟德濱」住宅銷情極差，項目發展失敗。政府最後也決定擱置了這個維港大橋及九龍電車計劃。

阿群每次去尖沙嘴都愛到海傍走走，儘管聽到的都是普通話，但看到維港景色真的百看不厭。維港有橋會不會更美呢？阿群不知道。反正歷史無如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