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偉才：全球化的真面目I

文章轉載自李偉才博士Facebook2014年8月1日

過去五百年的全球史，是西方列強爭奪和瓜分全世界的歷史。

三個最關鍵的航程當然是1492年哥倫布橫越大西洋抵達美洲、1498年達伽馬繞過非洲最南端抵達印度、以及麥哲侖船隊的三年環球旅程（1519-1522）。對於歐洲人來說，這些都是值得廣為稱頌的英勇事跡。但對於歐洲以外的世界各族人民來說，這是一個為期達五百年，而至今仍未能完全擺脫的噩夢的開始。

首當其衝的是非洲和南、北美洲的原住民。前者的人民被掠奪之外更被販賣為奴隸，而後者 — 包括北美的「印弟安人」（因哥倫布以為抵達印度而誤起的稱謂）、墨西哥的阿茲提克文明（Aztec civilization）、南美洲的印加帝國（Inca Empire）等 — 則更遭遇到滅族的悲慘命運。很快，挾著「堅船利炮」的歐洲人即遍布全球：葡萄牙人於1511年佔領馬六甲、1557年佔領澳門、1565年西班牙人佔領呂宋、1642年荷蘭人佔領台灣、1815年英國人佔領錫蘭、1824年佔領馬來半島、1842年佔領香港、而於十八世紀末即被英國殖民的澳洲，其原住民亦遇上近乎滅種的命運。（塔斯曼尼亞的最後一個原住民於1876年逝世。）

西方的海上霸權歷經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各領風騷之後，至十九世紀出現了「日不落」的大英帝國。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的全球性帝國，因此可被視為「全球化」（理解為「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第一個高峰。

然而，在大西洋彼岸，依靠奴隸貿易和種族滅絕崛起的美利堅合眾國很快便急起直追（其中一項重要手段是貿易保護主義）。至二十世伊始，美國的總國民產值已經超過她的「母體」英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這種此消彼長的情況更是明顯。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無論英國如何不願意，也得接受美國已經成為世界的新主子，而她這個「母親」已經淪為美國的庇護國。

對於世界其他民族來說，列強的瓜分在十九世紀下半葉達於高峰，而在二十世紀初基本完成。我們從世界地圖所見，中東和非洲不少國家的邊界皆充滿著直線（即毫不理會山川河流和民族分佈的自然劃分），正是這段時期所做成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理論上可以將絕大部分的殖民地據為己有。但它深知直接管治如此眾多的殖民地是一個弊多於利的負累，而且時移世易，它已發展出一套更好的方法來主宰這個世界，那便是透過經濟和金融的手段以獲取源源不絕的利益。就是這樣，在大戰還未完結的1944年，美國召集盟國成員開會，並訂立了「美圓跟黃金掛鉤、而世界各國（共產國家除外）的貨幣則與美圓掛鉤」的「金本位」全球性美圓金融體系。此外，她又成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簡稱 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機構來進行全球性的金融管治和操控。這些建構加起來，便是著名的「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因會議在美國新布罕什爾州一處叫 Bretton Woods的地方舉行）。

由於美國已經成為了全球經濟復甦和發展的火車頭，而全世界都以向美國出口原料和製成品作為發展經濟的手段（所謂「出口主導」經濟發展模式），所以美國亦於1947年提出了一套以它為主的「關稅及貿易總協議」（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and Tariffs, 簡稱GATT）。基於這套國際貿易安排，「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簡稱WTO）於1994年正式成立，並大力推動全球化的「自由貿易」（free trade）。一時間，「全球化」（Globalization）成為了一個最時髦的名詞。很多人以為這是一個新鮮的事物，但從歷史的角度看，這已是全球化的第二個高峰。

一些學者更以歐洲的新航道開辟作為全球化的肇始，若此則二十世紀末的浪潮只能算是「第三波」。

沈旭暉：當印度強人遇上中國強人

文章轉載自信報 2014年5月28日

剛當選印度總理的莫迪正式就職，這或是改變世界的一件大事，但本地媒體甚少報道，似乎不少華人對印度這強鄰的關注，及不上歐美日韓，也許還不及埃及和烏克蘭。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要推廣「中國夢」、打貪行「新政」、進一步弘揚「愛國主義」，卻遇上印度強人崛起，足以構成微妙化學效果，值得仔細參詳。

莫迪不像國大黨的尼赫魯－甘地家族來自政治世家，也不像其所屬人民黨的前任總理瓦傑柏伊是高種姓「婆羅門」出身，而是來自基層、低種姓茶販之子，在階級森嚴的印度冒起，本身便具劃時代意義。

雖然尼赫魯、甘地夫人等均可被稱為強人，但從莫迪的競選活動可見，以其「人民」背景煽動民粹的能力更強；沒精英政治包袱，打擊敵人的手法或許更狠。莫迪一直被指要對二○○二年造成近千穆斯林死亡的大屠殺負責，他卻一直迴避，甚至連「語言偽術」也拒絕使用，這在政界頗不尋常。近年印度民間對華態度愈來愈差，北京雖不視印度為主要對手，印度人卻當中國是主要對手，莫迪要是把「基層」與「反華」結合，即使不會即時挑戰中國，也會成為印度民族主義的強心針。

莫迪強調印度教在印度復興的重要角色，這對中國並不陌生，但他嚴苛的個人紀律，卻不是中方打慣交道的那類政客可比。作為獨身主義者，莫迪聲稱終生禁慾，雖曾在家庭安排下盲婚，但結婚三個月後就逃婚，且從沒性行為。這樣經歷，相信甚少華人能理解。

他律己甚嚴，據說每天只睡三小時，修心方法就是做瑜伽，這樣一個終身奉獻給印度教的人，無論怎務實，都不可能在文化層面作太大妥協。當中印邊境問題、甚至西藏問題被演繹為文化議題，乃至被借題發揮為衝擊印度文明，莫迪就很難不明確表態。

但印度人壓倒性選擇莫迪，不單是因其出身、宗教與民族情懷，他擔任古吉拉特邦首長期間令經濟起飛才是王牌。有華媒稱古邦在莫迪統治下成為「中國廣州」或「中國深圳」，這些稱號反令人難以理解其獨特之處，還是印度本土學者一針見血，稱莫迪治下的古邦，是整個印度唯一真正實行市場經濟的地方。

莫迪雖為虔誠教徒，但對引入外資、讓市場取代傳統制度、減低中央調控等方面較少包袱，加諸外商的限制也不多，主張讓經濟超越政治，因此有西方經濟學家相信，當中國經濟發展放緩、民族主義興起、加緊箝制外商之際，要是印度新領袖能大刀闊斧改革，或令原本流向中國的外資轉流印度。雜誌《福布斯》因此認為，中國才是莫迪當選的「最大輸家」。

莫迪就職典禮邀請了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觀禮，令人意外，主流演繹是他要傳達「包容」訊息，其實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和巴基斯坦進行跨邊界經濟合作，這足以打亂中國經濟部署。筆者認識的印度友人對莫迪上台大多充滿期望，相信他是期待已久的中國對手，問他們信心從何來，原因很簡單，一言以蔽之，「格食格」是也。

阿群：九龍電車維港橋

文章轉載自阿群帶路2014年4月30日

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點解港島有電車，九龍和新界無的？大家又有沒有想過，不少的橋，如三藩市的金門大橋、悉尼的港灣大橋，甚至因戰爭聞名的泰國桂河大橋等，都是世界著名的地標。為甚麼聞名世界的維多利亞港是沒有橋呢？其實，當我們今天想到這些問題的時候，英國政府在100年前已經想過這些問題了。或許，就是差少少時機，今日香港面貌會完全改寫。

1921年，英政府其實刊登了一個發展藍圖，這個藍圖非常精彩，包括了不少驚人的基建工程。首先，這個藍圖提出了維港大橋。這條維港大橋以中環畢打街為起點，一直延伸至今日的尖沙嘴廣東道，供汽車、電車、人力車及行人使用，是一條四合一的大橋。當時，英政府選在尖沙咀有其特別的原因。原來，尖沙咀火車站在1916年完成，成為歐亞鐵路的終點站。在那時，香港的中心在中環，過海的方法只有天星小輪。因此，這條維港大橋方便世界各地的商人去港島中環談生意。

  

電車行跨海大橋，觀賞維港兩岸景色，今日看來好像挺浪漫。其實，香港電車公司一早已打算在九龍建電車，甚至在1897年政府都授權電車公司在九龍鋪電車路軌。當時電車公司擬定的電車區域，有尖沙嘴、油麻地、何文田、旺角及大角咀，可見都相當完滿。不過，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或辛亥革的緣故，九龍電車計劃1910年左右被政府擱置。到了20世紀20年代初，戰爭完結數年，政府打算興建維港大橋，重提用電車路軌連接九龍與港島。

當時電車公司計劃在彌敦道及太子道(當時叫英王子道)交界建電車總站，位置大概是今日的太子地鐵站。電車路線主要有兩條：一條是彌敦道直接出尖沙咀，乘客經維港大橋，連接港島的電車路線，或乘搭天星小輪過海；另一條是則經「啟德濱」，然後沿海去尖沙嘴。

「啟德濱」其實是20世紀初何啟與區德在舊機場附近的一個住宅發展的項目。他們在九龍灣填海，位置大概是今日舊機場。填出來的土地，稱為「啟德濱」，其實，何啟在1914年已經死了，只是區德重情義，用地方來紀念好友。

不過，1920年代的香港其實相當動蕩，既發生了三次大罷工，如1922年海員大罷工、1925及1926年省港大罷工，全球經濟又進入大衰退，如1929年全球經濟大蕭條，政治動蕩及經濟蕭條打擊了政府的規劃及商人的發展。最後，何啟及區德的「啟德濱」住宅銷情極差，項目發展失敗。政府最後也決定擱置了這個維港大橋及九龍電車計劃。

阿群每次去尖沙嘴都愛到海傍走走，儘管聽到的都是普通話，但看到維港景色真的百看不厭。維港有橋會不會更美呢？阿群不知道。反正歷史無如果的。

林卓廷：圍標是怎樣煉成的

文章轉載自蘋果日報 2014年3月31日

近年政府推動樓宇維修圍標，加上樓宇老化，造就龐大的樓宇維修市場。

每年全港大廈維修金額超過100億元，每戶動輒負擔數以十萬元計的維修費用，令小業主壓力沉重。

集團的猖獗程度，已經到了無法無天的程度。集團由管理公司、顧問公司、工程公司等組成，他們千方百計試圖收買個別的法團成員，串謀誇大工程的費用一倍甚至兩倍，然後層層分贓，謀取暴利，明目張膽從小業主的口袋掠奪血汗積蓄。在圍標的過程中，往往涉及貪污、欺詐、刑事毀壞、刑事恐嚇等嚴重的罪行。

多年來，圍標集團以威逼利誘的手法，甚至串謀黑社會分子，迫使競爭對手放棄投標。個別未有「埋堆」堅持投標的公司，在投標過程中，會被圍標集團不斷刁難，例如將合理的投標價格誣衊為「爛尾價」，再用似是而非的技術理由篩走，務求令到所有最終交到業主大會的入圍公司都是自己友。個別業主若是高調質疑工程，更要面對恐嚇、刑事毀壞，甚至受襲的風險。

經過圍標集團多年有組織的不法經營，維修市場已經被幾大集團高度操控，絕大部份不願同流合污的公司已經撤出市場，導致工程價格急升，屢創天價；甚至習非成是，天價變市價。

就算法團成員拒絕同流合污，但面對參與圍標勾當的管理公司、顧問公司的「專業」意見，加上上述圍標手法令天價變市價，欠缺專業支援的法團和業主根本處於近乎任人宰割的位置。

近年，雖然政府推出「復安居」、「顧問易」等計劃，廉署屢次採取執法行動，但都無法有效打擊圍標集團，民政署更經常被批評為尸位素餐，無力監管《建築物管理條例》的執行，任由圍標問題惡化。

要打破圍標集團的壟斷，單靠業主的力量是不足夠的，政府的介入和支援必不可少，從執法、立法和專業支援三管齊下打擊圍標，包括：

一、強硬執法，打擊圍標集團，令不法行為收斂；

二、全面檢討《建築物管理條例》，堵塞漏洞，阻止圍標；

三、為業主提供獨立專業支援，引入競爭，令市場重回正軌。

說到底，政府打擊圍標固然責無旁貸，但業主如果對切身利益漠不關心，客觀效果是在縱容圍標行為，旁人欲幫無從。

庫斯克：搬完龍門未？

文章轉載自庫斯克網誌2014年3月21日

最近我們常常聽到「搬龍門」這三個字。搬龍門是什麼意思呢？簡單來說，搬龍門就是在爭論、博奕或處理問題的時候，把預設的規則隨自己喜好更改，做成無論如何也是對己方有利的局面。就好像兩隊球隊對壘，當中一方快要攻入對方龍門的時候，防守一方突然把龍門移走，那對於跟隨規則射門的一方當然是不公平。

港視開台一波三折，香港電視（下稱港視）申請免費電視牌照被拒之後，它向中移動香港買入其手上的流動電視牌照。牌照規定持有人能夠使用指定頻譜來提供流動電視服務，但沒規定制式。所謂的流動電視，就是要流動通訊模式發送節目，讓有特定接收裝置的用戶收看節目。政府過往曾表明，以流動電視牌照提供的服務不受監管電視廣播的《廣播條例》規管，而且在2007年曾經裁定流動電視牌照不違反《廣播條例》「可供超過5,000指定處所（即住所及酒店房間）所組成的觀眾接收的限制」的規定。

當港視買入了流動電視牌照之後，通訊局指港視有可能違反《廣播條例》，但港視指中移動香港也有提供接駁電視的裝置，質疑通訊局的前後矛盾。

其後，通訊局指問題在於港視計劃使用的新制式(DMTB)與某些收費電視制式接近，所以家庭用戶能夠接收到，這就涉及《廣播條例》可供超過5,000指定處所所組成的觀眾接收的限制。港視反駁指流動電視是用獨立的解碼器接收(不論是接駁到手機、電腦還是電視)，而不是用大廈公共天線(那是受法律監管的)，如果大廈用戶用天線非法接收 DMTB訊號，那不是港視違法，而用戶違法。

接著，港視說可以不用DMTB制式，改用通訊局建議的DVB制式，通訊局卻說可能將來的電視製造商會加入BVD解碼功能，也有可能令港視違反《廣播條例》「5000指定處所觀眾接收」的規定，但實情是沒有明顯證據顯示將會發生。其實接駁器可以經流動電視服務接駁電視，是中移動香港經營時已經有的服務，那時通訊局是容許的。

以上種種，被社會輿論稱為把搬龍門一搬再搬。龍門的意思，是公共政策的連續性，政府在2006年發出流動電視牌照，說明不受《廣播條例》監管，而且沒規定制式，也容許本來的經營者把服務接駁至電視，到了同一牌照的新的經營者出現，便指有可能觸犯《廣播條例》來限制服務。當中的技術細節也許複雜，但因為政策前後矛盾是頗明顯的。同學們如果擔心會被筆者的立場導引的話，可參考前工商及科技局長王永平《王維基投訴有理》一文，相信會對事件有更全面的理解。

(原文載於 19-3-2014《星島日報》，原標題為《踢球不能搬龍門》。)

延伸閱讀：

科技網站winandmac.com:《香港電視王維基四點解釋　用流動電話作比喻》

沈旭暉：笑甚麼？北韓也有普選

文章轉載自信報2014年3月11日

烏克蘭危機期間，北韓多次發射導彈，有評論認為是金正恩呼應普京，「聯手向西方陣營展示實力」，也有人認為是針對南韓軍演作出的「自衞」。然而，北韓歷次發射導彈都沒有攻擊敵人，卻通過「軍事行動」調整了內部政治結構，相信這次也不例外，因為北韓選舉剛好來臨，發射導彈也可說是「候選人」金正恩的另類拉票。

當大家聽到北韓也有「選舉」，彷彿天方夜譚。其實，根據一些認為「普選就是一人一票」的定義，北韓早已實行了「普選」，不但落實了內地和香港都沒有的「一人一票」，而且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這個「民主政府」的「認受性」，也遠比西方民主國家為「高」。

按國情加入本土特色

北韓憲法規定，全體十七歲以上的公民均享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投票採「秘密」方式進行，全國最高權力機關「最高人民會議」的全體議員，都是由全民在所屬選區一人一票選出。名義上，最高人民會議委員長金永南是北韓國家元首；不過在當地「先軍政治」體制下，真正的領導人是勞動黨第一書記、勞動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國防委員會第一委員長或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也就是偉大領導者金正恩元帥。金正恩也會參加選舉，選區是一百一十一區白頭山。

不過，為配合北韓國情，該國「選舉」自然要加入其特色。在每個選區，候選人都只有一名，名單由「祖國統一民主主義戰線」提供，而這個「統戰」機構由執政勞動黨控制，會稍為分派一些議席給戰線內的其他衞星黨和無黨派人士。

至於為什麼只能有一名候選人，官方也是有解釋的：自從北韓政權建立，勞動黨就得到全國人民背書，也就是和全國人民結成統一戰線，所以自然不可能有其他候選人出現；至於戰線推出候選人前，雖然沒有「提名委員會」，但也已作出篩選（或精選），故此亦不需要有多於一名候選人。

雖只有一名候選人，但北韓選民依然可以像只有一個內閣參選的學生會選舉那樣，選擇「支持」或「反對」。在操作層面上，於北韓立國初年，為了「方便統計」，選舉設有黑白兩色票箱，支持的放進白箱、反對的放進黑箱，結果自然人所共知。後來制度出現「改革」，改為放在同一票箱，但據脫北者稱，投反對的要在特定攤位拿出筆寫上記號，這需要莫大勇氣。

結果，北韓選舉投票率通常高達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支持候選人的比率通常達百分百，這自然把「不得民心」的西方領袖「比下去」（據《聯合早報》引述朝中社報道，今年投票率「只有」百分之九十一已是怪事）。值得一提，在美國出兵伊拉克前一年，薩達姆在「普選」中獲連任七年，支持率也是百分百，比一九九六年的百分之九十九點九六更進一步。

大家也許認為北韓選舉多此一舉，但在管治角度，「北韓式普選」有不少另類功能，從來不是為了對內民主，正如「北韓式導彈」也有不少另類功能，卻不是為了對外殺敵一樣。

首先，北韓選舉是一個嘉年華愛國教育節日，票站內外滿布愛國口號，宣傳海報強調利用這機會和最高領袖交心，本身就是一個群眾運動。其次，在高度封閉的社會，官方自然以此宣傳政權獲高度認受，而北韓人民比較的對象是殖民時代或封建時代，不排除依然有人覺得現制度「進步」，乃至以為民主就是這樣。而且通過選舉，政府可順道作人口普查，把沒投票的個案追查，通常敢不投票的不是已逃離國內，就是身體或精神出了毛病。

最後，「支持」和「反對」這二元對立，在鼓吹「主體思想」的北韓，容易變成「愛國」和「外國勢力」的選擇，令北韓人民以為勞動黨的對立面就是賣國。至於這種「普選」是否「普及而平等」，由於「不同國家有不同國情、照搬西方一套會引起災難」，大家就不越俎代庖評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