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October 16, 2013

Wong MK:公道自在人心

Wong MK
1. 增發三個免費電視牌照係廣管局建議既;
2. 電視城既地又係政府批既;
3. 由發牌無上限變左得兩個, 要申請者解釋點解要俾你唔俾佢又係政府講既;於是人地唔係齋講,仲要拍劇做埋以表誠意,點知變左發牌前投資屬商業決定;
4. 咁自由巿場自由競爭,做得好留低,做得差淘汰,又駛乜你考慮電視巿場應健康及有秩序發展;
5. 最搞笑係批出兩個免費電視台都要裝機頂盒先有得睇。

香港唔單止政治方面無普選,連成日自吹自擂經濟方面既營商環境都無。公道自在人心,走著瞧吧。

文章轉載自蘋果日報20121130

免費電視牌照成為熱烘烘社會話題,坐在我面前的王維基成為焦點人物。認識王維基的人,對他的評價很兩極化,甚少在中間,在他身上,「寸」和「自信」變得糾纏不清,但成功總是降落在這種人身上。他永遠是行動派,你和我在講,他已做了,他做了之後,我們指指點點,他沒打算理睬,因為他時刻知道自己在做甚麼,至少他認為自己知道,還不夠嗎?

上次見王維基,大概是兩年前,那時候他的官方狀態是準備退休。城市電訊(1137)交由專業管理人員打理,王維基全職遊歷,我記得那時候他去過的地方,包括尼泊爾、南極、柬埔寨做義工、南非和鯊魚潛水、德國騎單車。王維基講起玩樂,對眼都有火。當時全世界人都不相信他真的打算退休,他只是在等下一個令自己心動的目標,未找到目標前,他去做一些以前沒時間做的事。當然,那時候他不承認:「我真係退休㗎。」王維基退休,你當我儍。

賣親生仔城電 失戰友唔開心

今次一見面,我不放過他,退休這鬧劇,請從實招來,證實當時全世界所想的沒錯。「電訊業務開始穩定,我能做的已差不多。」他用了不同方式解釋,只差沒用個「悶」字。王維基是A型人之中的A型人,這種人暫時迷失方向,過程也充滿緊迫感,他處理方法是拼命周遊列國,找尋一些自己沒完全掌握到的東西。他說他甚至想面對死亡,因為未面對過死亡,可能沒法知道生命的意義。幸好免費電視牌照出現,否則王維基鑽牛角尖不知鑽到甚麼程度。

王維基尋找生命意義之旅,有理性一面,他早在城電做好部署,逐步把擁有權和管理權分開,他作為大股東,慢慢淡出。「這幾年去過些地方,十日八日手機通訊也沒有,怎能不放低。賣城電這樣順利,就是因為我一早做好安排。」

這一點不得不佩服王維基,大部份人認定他是「控制狂」,不相信他能夠放低,城電是他一手湊大的baby,所謂「放手」是有條件和有限度,我的眼鏡也應聲跌爛。創業者把管理權逐步放出來,然後把股權一乾二淨賣掉,王維基處理城電股權,值得稱讚。「這不是我的功勞,真正功勞屬於城電CEO和管理團隊,因為他們做得好,令我可以安心放低。」

王維基20年前創立城電,一下子要離開,我相信怎樣準備也很難可以準備好。賣掉親生仔之後,感覺如何?

「唔開心。」點解?

「因為冇咗班朋友。我性格極端,唔係一個nice的人,我就是我,你不喜歡我,我也不會改變。我沒有太多朋友,我的朋友多數是我的戰友。」作為被訪者,怎能不喜歡王維基,有幾多人在你面前,承認自己是一個不nice的人。

王維基四年前做過亞視CEO12日,不過他否認是那時候種下搞免費電視的決心,他承認那次的動機不同,買貨睇辦成份居多。王維基指他對做免費電視的熱誠,在這兩年改變了不少。「最初我對免費電視認識很片面,最初話搞,主要是虛榮心驅使。我要證明給全世界看,我是貨真價實的叻仔。不論其他人怎不喜歡我,我能夠在劣勢中成功兩次,不可能是幸運。最初做免費電視,是虛榮心加好勝心。」

現在呢?

「這兩三年,我日日同電視圈不同崗位的人傾偈,越傾越覺得TVB一台獨大的情況大鑊,越傾我越想搞,現在想做的心是100分。」

瞓身電視業務 鋼條變大肚腩

「這兩三年我真係甚麼都冇做,全副心機落在電視上,你有冇見過我行山?你睇吓我個肚腩。」其實他一坐下,我已留意到他的肚腩。幾年前,王維基曾組隊參加毅行者,練山時我在雞公山見過他,成條鋼條,這個肚腩是他決心做好一件事的代價。

政府遲遲不發牌,坊間已有很多討論,我不打算加入,除非王維基和政府有幕後交易,他掌握的資訊不會比公眾多,我較有興趣談另一個課題。TVB一台獨大,是幾十年累積的結果,表面上穩如泰山,王維基看到TVB有甚麼弱點,關鍵是,為甚麼王維基會做得好過TVB

「電視是創意工業,是一門人的生意,得人心得天下。TVB對自己人太差,谷埋這道怨氣很大。」王維基認為他的出現,代表這道怨氣的爆發點。

「一個有十多二十年經驗的導演,能夠為TVB爭取到40點收視率,賺幾百萬廣告費,一個能力這麼高的人,月薪只有22000元,我認為不合理。」

「一台獨大大鑊之處,不單止是觀眾冇得揀,從業員也冇得揀。TVB待員工太差,從業員沒前景可言,新人不會入行。電視是香港創意工業的根基,直接影響音樂、電影等其他行業,電視死,香港創意工業也死。」香港創意工業沒落,根據王維基的分析,跟TVB不思進取有關。王維基做免費電視的心路,由虛榮心加好勝心演變為使命感,起碼是他定義中的使命感。最初做電視,動機是想威,經過這兩三年,他的動機變為振興香港創意工業。

王維基這兩三年日日見人,由打燈師傅到梳頭阿姐到花旦小生,他指他請人命中率近百分百,原因未必是他特別好,而是TVB太差。他指他不停請人,TVB懵然不知,直至《蘋果日報》頭版去年有一日以此為標題,TVB高層才如夢初醒。

我問王維基,他一定有跟一些他尊重的人,談過做免費電視計劃,這些人怎建議?王維基指最初所有人勸他不要搞,TVB太強,判他必死。「最近有幾個改了口,話可能有得做。」

王維基已建立一隊逾700人的台前幕後團隊,日日上班,他認為理想團隊規模是18002000人,因此,他向政府承諾,一發牌立即多請1000人。將軍澳廠房工程全速前進,王維基計算,至今他在免費電視投資接近4億元。

說了這麼多,我仍嫌王維基未答到我的問題,王維基做得好過TVB,為甚麼?

「因為我唔識。」唔識等於會贏,王維基自有他的道理。

TVB架構僵化 藉怨氣破困局

TVB管理架構僵化,所有大小事情的決策由上而下,每年拍甚麼類型劇集,甚麼人演出,是一個人決定(他有提供名字)。TVB這班台前幕後高手,被縛手縛腳20年,他們個個武功高強,但無用武之地,積壓怨氣很大,他們要證明TVB的做法是錯,爆發這道力量可以很大。」

「我唔識,所以我給予他們自由度,他們冇得賴,要負全責。在這個由下而上的新環境,我覺得他們一定會搏命做到最好。」

「香港不缺乏創意人才,缺乏的是一套管理創意人才的系統,我熟管理,我有信心。」我們談到TVB最近控股權變動,王維基認為TVB管理作風不會變,有兩個原因:一、控股權太散,冇明確話事人,不可能推動翻天覆地改變;二、新股東背景不是創意工業,而且不是落手落腳看細節的人。

在王維基眼中,TVB猶如一座監獄,創意工作者變成接柯打做事的機械人,執行上頭指令。這班高手過去無選擇,忍辱負重,等的是一個機會,去證明TVB是錯,自己是對,王維基只是提供一個合理舞台給這班高手發揮。「我都係博一鋪,我覺得我是對,但有可能我是錯,或者TVB這樣處理創意是對的,創意是要由一個人緊握的,到時我認命。」

港大調查顯示,85%港人支持增發免費電視牌照。以我身邊朋友為調查對象,這比例好像低了一點。市民對王維基個人感受,好壞頂多是參半,王維基不是適合所有人的一杯茶,至少他自認是「不nice的人」。現時市民對王維基的支持,主要是反對壟斷,跟市民對王維基個人感覺的關係不大。發牌之後,市民可能立即變臉,改以最嚴規格審視新電視台的表現。香港人最叻一單還一單,早前支持王維基,實在是向TVB Say No,至於向王維基Say Yes,他仍要努力做好。

我提出一個香港人未多談的話題,在新聞自由方面,王維基會否保守過CCTVB?這話題大家暫時不多談,態度是即使王維基比TVB政治上更保守,多一個保守選擇也代表多點競爭,也是對市民有利。明顯地,整餐午飯,王維基首次失去流暢,由全攻型變為防守型。「所有事情我喜歡回到最基本,我做免費電視是希望振興創意工業,我想香港人開心一點,我想香港人重拾驕傲感。做新聞我沒有優勢,我承認不是我的重點。Now和有線的免費台明顯會放很多資源在新聞,加上原有電現台,這方面競爭已經很激烈,我投入大量資源的意義不大。」

背負700個家庭 不容有失

「城電做新聞已有十年八年,新聞總監從來沒問我這宗新聞應該怎樣做,我也從來沒干涉新聞自由。我承認我是保守派,比較相信平穩,但不代表我逃避問題。」王維基坦然他是practical的人,有些事情不應該做便不要做,但他聲明不要追問他是甚麼事情。以王維基對答標準,關於新聞自由,他是不合格的,但他說了這句話後,我沒追問。他說:「可能有些事我唔識處理,也不想處理。」

700多人每日在新公司上班,假設是正常電視台運作,但這是一個未獲發牌的電視台,員工士氣或多或少有影響。

「當然有影響。」你可以做甚麼?「要做的,我已做了,我能再做的已不多。我有甚麼地方對不住社會,我買地建廠,聘請700多人,我頂天立地。」

說這句話時,王維基雖然盡力控制自己,也難免顯露出情緒。這種情緒不是單純憤怒,對政府拖字訣的不滿,他這刻的激動是夾雜着辜負了別人的不安。王維基口口聲聲指自己行得正、企得正,錯的不是他,最差情況他回去潛水爬山,但他心底裏的一塊大石,壓着他的神經,這塊大石是700幾個員工,不止,應該是700幾個家庭。

王維基甚有自信,但在現時巨大壓力下,也露出弱點。王維基解釋,即使政府今日發牌,他也不會立即開台,因為他未儲夠節目。他要確保彈藥糧草全齊備,才會正式打這場仗。他估計假如今日發牌,最快也明年7月才可以開台。我的問題是,理論上政府遲早一定發牌,假如在明年7月前發牌,他應該繼續請人,不應該停下腳步等發牌,當作已有牌照。王維基一聽便明白我的意思,他無奈地答,他當然有壓力。

「我暫時不敢再請人,因為我要對請回來的人負責任。政府拖,同事一定感到壓力,我不可能不理會這現實。」

創意工業翻身仗 僅差一步

「這700幾人已冇回頭路走,TVB講明不會錄用,就算錄用,也一定講盡難受說話,這些白眼好惡頂。這700幾人勇敢地投誠,跟我起革命,我對他們以及其家庭,代表着我最大的責任。Tony,我真係唔可以輸。」

「我輸不是一個人的事,象徵着香港創意工業冇得翻身。這場革命不成功,未來十年不會再有革命,TVB壟斷位置穩如泰山。香港有幾多個儍佬,會拿30億元出來做電視,一開始放低30億!這條儍佬算做有『細打大』的往績,算做幾打得,也功敗垂成。日後就算找到這條儍佬,有冇可能聚集到700多人的精英團隊?」

「我們走得這麼近,差一步就到達目標,假如也要失敗的話,將來還有誰敢試?香港創意工業真係玩完。」說到這裏,王維基要停下來,平靜自己,我避開眼神接觸,因為我留意到他眼有淚光。
過了一刻,王維基說:「我不是基督徒,但我相信世上有公義,我信個天會幫我。」

副稿:城電股東多賺夠

這餐飯沒多談城電(1137),王維基唯一一句是:「這十年城電股東賺夠啦,怎可以有怨言。」
出售城電寬頻業務,另一個做法是私有化或出售城電,然後王維基自己去搞免費電視。這做法給城電股東一個選擇,不相信免費電視的股東可選擇袋現金,現在的做法嚴格上是強迫城電股東一齊跟王維基去打電視仗,當然股東永遠有在市場沽掉股份的自由,亦有不少股東行使了這自由。宣佈後市場有不滿聲音,但不算很大,原因是王維基有往績。

我看過城電股價圖,過去十年買入城電,連同股息,大部份股東賺錢。


Friday, September 20, 2013

劉健威:打井排污

文章轉載自信報2013920

在內地,高架橋下,柱子上往往寫着「打井」二字,跟着姓名也沒有,只留下一個電話號碼,鬼鬼祟祟的。

朋友說,這就是為工廠打井排污者留下的電話號碼。

內地近年環保抓緊了,去年,一間化工廠的排污費是每立方米一點九元,每日排污千噸以上的企業每月排污費便逾六萬元;可是找人打口深約百米的井排污,兩三天工夫,所花不到三萬元,就一勞永逸, 省掉龐大的排污費,所以打井排污,現在十分普遍。

那是比賣地溝油更黑心,遺禍更深遠的事──買賣和使用地溝油,頂多損害這一代人的健康,可是把化工污水輸進地下水層排污,既污染地下水,也污染土地,長此下去,水不能喝、土地不能種稼莊;據說,山東有個縣,半個縣的食水是有味的,裏面也不知有多少化學物質。人類賴以生存的土地和水源都沒有了,子孫後代,如何生活下去?

這一兩代中國人自私到了極點,自然資源毫不留情地砍伐貽盡;更不止,連最基本的生存條件──水源和土地都不留給子孫後代;猛虎猶不食其子,只有人類才做得出這比禽獸更冷酷的事。

有人問住在那裏的人為啥不在別的城巿買房?他說:「我覺得打井排污是向四周圓周擴散的。你在哪都跑不掉,除非出國。」


「六四」前夕,在北京碰到一個中年人,他感慨說:「你知道嗎?文革的時候,偌大一個中國,也容不下一個人。」他指的是政治網羅,令他無藏身之所;而很快的未來,自然遭受大破壞,大部分中國人恐怕也無地立足了。三十六着走為上着,向外逃,是必然的選擇。事實現在許多高官富商也早做好了安排──哪一個的下一代沒外國護照?但能走的只有少數人,上十億的人如何生存下去?真叫人不敢想像。

Sunday, September 8, 2013

戴耀廷:不合作的權利

文章轉載自明報201397

在國際人權公約中,你不會見到有一項權利叫不合作的權利,這是我在研究公民抗命受啟發而創製出來的一個說法。公民抗命本身不能改變不公義的制度,而是要其他公民受公民抗命者的感召而參與不合作的運動,那才能對政府產生政治壓力把不公義的制度改變過來。人若不享有與政府不合作的權利,公民抗命的作用也有限。

過去說到與政府不合作,都只是說不合作運動,為何我把它說成了與政府不合作的權利呢?這是基於管治的事實。任何政府或政權,即使是專制的政權,也都要依靠人民自願接受政府的管治,政府才能有效運作。政府不能單純靠武力去威嚇人民,或是用福利去收買人民的支持,因兩者都是太昂貴。這也是說,人民要自願與政府合作,任何政府才能有效運作得到。若人民拒絕與政府合作,任何政府或政權都不可能應付得到的,即使是專制的政權也是如此

這是一項權利,是因為它是每一個人與生俱來就享有,也是沒有人可以拿得走的一種自由。但有兩個原因令人們忽略了這項權利。首先,人們往往在政府的教育灌輸之下,根本不醒覺自己是享有這項權利。政府利用了人的慣性和惰性去令他們與政府合作,而不自知他們其實是有權不與政府合作的。另外,這項權利必須與其他人一起行使才能產生作用,且一同行使權利的人必須相當多才可以。

要讓人知道他是享有與政府不合作的權利,不是要煽動他們去行使這權利,只是若人們不知道自己享有這權利,他們就根本不會行使這權利。要讓人知道他們是享有與政府不合作的權利,也不是叫人去推翻政府或政權,或鼓吹無政府主義,只是這會把管治的關係完全扭轉過來。


在未自知有不合作的權利前,人不自覺地接受了必須與政府合作,只是當政府施政實在不濟至民不聊生的地步,人們才有意識要改變政府或政權。但若人知道其實他們是享有不合作的權利,那麼責任就在於政府去說服人民與政府合作。主從關係就會徹底改變。

Saturday, September 7, 2013

戴耀廷:法治所需的法治文化 (法治論.之四)

文章轉載自信報201396

法律體制(legal institutions)與法律文化(legal culture)之間的關係,與其他的體制架構(institutional structure)和體制文化(institutional culture)之間的關係一樣,有三個向度:

一、承托:體制架構需要相配應的體制文化承托,才能令這體制架構發揮出其應有功能;

二、培育:設立一個體制架構,有助在體制內培育起相配應的體制文化;

三、促成:若體制內已形成某種體制文化,那會產生內在的力量推動體制改革,促成建立起其配應的體制架構。

因此要有可以承托實踐某一法治層次的法律體制,就要有相配應的法律文化。有了這法治層次的法律體制,將有助在社會內培育出相配應的法律文化;當社會已有某法治層次的法律文化,那會促成相配應的法律體制產生。

普選制度還未建立

如之前談論法治的文章說,香港的法律體制所要實踐的法治,已超越「有法必依」的層次,而達到「以法限權」的層次,並逐步邁向「以法達義」的層次。

與「有法必依」這法治層次相配應的法律文化是公民守法。在這點,香港大體是達到的,雖仍有很多進步空間。

與「以法限權」這法治層次相配應的法律文化是公民對公權力持批判的能力,不只是盲目遵行法律,因為這樣才能令限權的法律體制發揮限權的功能。

與「以法達義」這法治層次相配應的法律文化更為複雜,要能尊重每一個人享有作為人的尊嚴所應有的基本權利、關愛社會內的弱勢社群,讓他們能享有基本生活的需要,並信任社會內信奉不同價值的群體和公民能透過商討達成共識。

從要有相配應的法律文化去承托法律體制這向度看,只是強調公民守法的法律文化,那只能承托「有法必依」這法治層次,卻不足以承托更高的法治層次如「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

若我們認同香港的法治要達到「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的層次,那麼就要確保香港的法治文化也能達到可與這些層次相配應的法治文化水平;只是滿足於維持公民守法的法律文化,那就不能保證香港的法治可繼續維持在「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這些高層次的法治。若法律文化不能相配應,法律體制向下滑落至較低層次的法治是完全可能的。

此外,從建立起某一法律體制能培育出相配應的法律文化的向度看,香港的法律體制在限權方面已基本上符合要求,唯獨民主普選的制度還未能真正建立起來。

由於民主普選的權利也是達義所要達到的基本權利之一,香港法律體制在達義方面,也因未能保障公民的平等政治權利,故亦有缺欠。因此,能盡快在香港建立起民主普選的制度,將有助培育起能配應「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這兩個法治層次的法律文化。

市民取態最為重要

還有,從已形成的法律文化,會促成相配應的法律體制建立起來這向度看,就會明白公民抗命對法治發展的積極作用。支撐着公民抗命行動的法律文化,是一種能對現行法律及法律權力持批判思維的能力,這可與「以法限權」相配應。公民抗命是基於法律須符合具體公義訴求的渴求,那可與「以法達義」相配應。

或許香港市民過去對公民抗命認知有限,但自今年年頭「佔中」提出來到現在,愈來愈多市民知道公民抗命,並愈來愈多市民由明白到接受,甚至決定會參與公民抗命的行動。

「佔中」倡議的公民抗命行動,正是把香港原有的法律文化推向更高的層次。一旦公民抗命所包含並可配應「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的法律文化能形成,那就必能推動香港法律體制向更高層次的法治演進,最終必會令民主普選的制度在香港建立起來。

現在香港社會出現阻止公民抗命所包含的法律文化形成的行動,他們能否成功,現在還是未知之數,但卻必與香港的法律體制能否維持、發展至更高階法治有緊密關係。


對香港人來說,若大家是重視香港的法治水平和發展,不只是滿足於低階法治或接受香港法治向下滑落,那麼大家對公民抗命和「佔中」的最終取態若何,將會最為重要。

Wednesday, September 4, 2013

區家麟:去政治化的政治

Wong MK:當罪惡發生時,沉默也是幫兇。

文章轉載自潮池201394

這個題目應該很趕客,因為短短幾字,竟然有兩個「政治」,嘩,「政治」,好驚,政治化,罪大惡極,不要得,不想知。

政治有什麼好怕,「中共中央政治局」、「行政長官」、「政務司」、「中央政策組」統統有「政」字,制訂政策、施政行政,就是政治;奇怪的是,攫取權力後的政治人物,往往譭過別人「政治化」,千方百計以「去政治化」暗渡陳倉。

當權派刻意經營「去政治化」,正是香港政治的核心。

普羅香港人對「政治」,似乎有一種無以名狀的厭惡,也許源自五、六十年代國共黨爭之「政治」,也源自國內政治運動禍延香港的不快記憶,近期的則來自喧鬧不休的叫罵與令人沮喪的政治困局。

教育上,最近出現的反通識科聲音,不滿通識科「太多政治」。看清楚,通識科六單元: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公共衛生、能源科技與環境,只有「今日香港」的三分一課程,直接與香港法治及政治參與有關,如何「太多政治」?

誠然,推行通識科,對老師要求高,教材要與時事並進,老師壓力大,中長期的檢討微調,當然是好事。但反通識團體,不談增加老師支援,直接指斥「政治化」,要殺其必修科地位。說穿了,當權派視通識科為洪水猛獸,非全因其「政治」內容,更根本乃通識科的核心理念:透過跨學科的融會與多角度批判思考,認識社會。

一直以來的「去政治化」政治,培育市民對政治的冷感與厭惡,當權者最愛你討厭政治,最害怕人民會思考;他們恐懼理性討論,不想你洞悉真相;最怕你有公民意識,絕對不希望有人認真參與政治。通識科陰差陽錯,成為年輕一代關心社會的「缺口」,自然是當權派眼中釘。

「去政治化」的政治,在地區層面,表現於以蛇齋餅糭籠絡人心,分派人手資源處理爆渠糾紛菲傭走佬搞飲食旅遊著數團以攫取支持。娛樂層面,堅決縱容電視一台獨大,節目是食食食食食,貓貓狗狗男歡女愛,再食食食食食,娛樂至死,實行全方位愚民,一如歐威爾所言,貫徹「無知就是力量」。

隨「去政治化」而來的,是把「政治中立」當作貞節牌坊。「愛字頭」一夥要求老師「申報政治立場」,甚是有趣。一直以來,香港最政治不中立的學校,正是一眾「愛國學校」,左派學校如何申報他們的政治聯繫,競選時如何動員師生拉票,很多人都想知道。

這種「政治中立」幼稚病,見諸香港各層面。公務員「政治中立」很動聽,實則代表有奶便是娘,無論誰做老細,你都要聽話,若政府由市民選出授權,公務員服從老細等同服務市民,合情合理;惟現行體制下,公務員由市民稅款供養,卻要服務非市民選擇的權貴,這種「中立」,不見得高尚。

常聽到,記者要中立,老師要中立,是什麼意思呢?當爭論眾說紛紜,事實未完全掌握,或涉及愛惡美醜等價值觀時,中立當然需要。但當黑白分明、是非清晰、涉及真偽之辨、擺事實時,還中什麼立?

請搞清楚,「中立」本身不是美德,「中立」沒有光環,「中立」也是一種立場,是一種需要解釋的立場。在香港的政治泥漿裡,所謂「政治中立」,往往是叫人收聲的「去政治化」愚民技倆而已。


Friday, August 30, 2013

戴耀廷:公民抗命是否合理?(法治論.之三)

文章轉載自信報2013830

在上一篇關於法治的文章我指出法治的最終目的,就是要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權,守法和限權都只是法治的功能性目的,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也不能保證法律可以達義。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才是法治的實質目的——公民的民主選舉權,就是他們享有的基本權利之一;唯有公民的民主選舉權同受法律保障,法治的達義和善治這些實質目的才能達成。

要能保障公民的民主選舉權,若從法制內的途徑已能達到,當然沒有人想以法制之外的途徑爭取。問題是,要能達成平等的政治權利,正正會觸及既得利益者的特權;而現有的政治制度,就是保護既得利益者的政治特權,因此要用體制內的途徑爭取改變,就只能寄望既得利益者大發慈悲。但以人的本性看,那無異是緣木求魚。

故此,在一些情況下,以制度之外的方法,也就是公民抗命,才有可能達致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終極目的。「佔中」倡議的公民抗命行動是要佔領中環要道,然後參與者等候被捕,希望以這種自我犧牲的行為,喚醒其他人明白現有的選舉制度不公,未能保障所有港人的民主選舉權。

有意見認為,這種公民抗命行動會影響他人的權益,所以不合乎人權。

讓我們先搞清楚其他人會如何受此公民抗命行動所影響——由於中環要道受到佔領,有人可能因而不能準時上班,影響他們的收入,以及影響一些中環企業的正常運作;一些中環的居民也可能因交通受阻,對他們出入造成不便;也可能因人群聚集,令中環的一些商戶生意受損……

這些批評意見指「佔中」的公民抗命行動,未有得到那些因行動而權益受損的人的授權,故此是不合理的。其實,在很多情況下,即使一些行動未有得到權益受損者的授權,那也可能是合理的。在沒有我們授權之下,我們的政治權利不也是遭人拿走了嗎?

在《天主教香港教區有關普選及公民抗命的緊急呼籲》,天主教香港教區就提出公民抗命行動本身必須符合正義,且此行動必須與它試圖避免或消除的不公義情況合乎比例。這裏是引用「合乎比例」的原則來決定可能會影響其他人權益的公民抗命行動是否合理。這涉及多個考慮因素:

一、須比較權益的性質

我們要比較兩種涉及的權益的性質。公民抗命要爭取的,是屬基本人權的民主選舉權,不只是公民抗命者所獨享,若爭取成功,是所有人包括反對行動的人都可享有的。受行動影響的人的確是會感到權益受損,但所講的權益都不見載於國際的人權公約之內。要判別人權有否受影響,不能自己說是人權就是人權,國際社會自1948年的《國際人權宣言》後已有共識。

二、真正造成損失的人

真正導致這些權益受損的,並非公民抗命者,而是侵害了所有人的民主選舉權的北京和特區政府。若北京政府履行承諾、特區政府又能提出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特首方案,公民抗命根本就不會發生。北京和特區政府才是導致這些損失的真正原因,公民抗命者只是為自己和所有其他人爭取一些本屬他們的基本權利而已。

三、正規諮詢程序無效

要北京政府放棄固有立場,不完全操控特首選舉,在香港現有的獨特的政治情況下,將是極之困難的。依循正規的諮詢程序,或是採用過去爭取的方法(如百萬人簽名、議會否決、集會、遊行、變相公投、絕食等),看來都不會有什麼效果。因此,除了使用暴力的爭取方法外,餘下的選擇就只有非暴力的公民抗命行動。可能有人認為,即使公民抗命也不足以迫使北京政府退讓,但這也是沒有辦法中的唯一辦法。

四、益處與損失合乎比例

若公民抗命能成功為香港爭取民主選舉權,那不單每個人的基本權利都得到尊重,更讓選出來的特首享有這職位所極之需要的認受性,能制訂和有效執行政策,化解香港各方面的深層次矛盾,帶領香港脫離現在的管治困局,達到善治。

與那些可能因公民抗命行動而有損失的人的權益性質和損失程度相比,公民抗命若能成功,帶來的正面後果及社會益處,應與其有可能造成的損失合乎比例,因而也是合理的。

法治論.之三 


戚本盛:害怕通識的人其實害怕甚麼?

Wong MK:「公民」一詞之重點在其「公」,公與私相對,公共是也。通識科的宗旨,正是以討論「公共議題」為主,培養學生跨學科、多角度的批判思考,以期他們公民意識的覺醒。意識影響行動,醒覺的意識不僅關注個人利益,更會關心公眾利益,集結起來聯合行動,難怪專制政權視通識科為洪水猛獸。

文章轉載自主場新聞2013830

假如想學生關心社會,不想他們成長後與社會疏離,不想他們在青少年時期已形成只關注個人利益的人生觀,那麼,教育是不能不讓學生接觸時事、了解政治的,這完全是教育宗旨的問題,也可以說如何期望公民和公民社會的問題。

請留意,以上所說的,是廣義的教育,不只局限在通識一科。修讀通識科與否,又或者在通識科中學習政治議題與否的爭議,在不少朋友看來,可能不過是高中的一個課程吧了,不過是高中的一個課程裡選材應否涉及政治吧了,這些朋友看不到的是,忌諱中學生接觸政治議題的人,其實對公民和公民社會有著某種特定的前提。

這完全可以理解。不是人人都期望未來公民都關心社會的,總會有一些人,視關心政治的公民如洪水猛獸,面對彰顯甚明的民意如芒刺背,他們不怕只求個人利益的公民,因為利益計算說到底最後一場買賣一場交易,他們害怕的,是團結起來的公民。

「不團結」與「公民」,本來就是相悖的概念。那些人對公民的期望,壓根兒就與公民的意義完全相反。他們眼中的理想「公民」,最好不涉政治,最好對時事無知,平日為個人的衣食住行營營役役,公餘最多做做善事做做義工,已算盡了社會責任。

他們眼中的這種「公民」,結社不過為了聯誼,最大的共同話題在於法拉裸背或者亞視收皮,最激烈的爭論是Eason或亞Lam的主題曲唱得較好,對任何新聞頭條,無論是醫學院教授被停職,或敘利亞使用化武,結論極其量是「真黑暗」,或者猛罵一句「有無搞錯」,卻從不去思考如何更光明更有人性,更不要說任何行動、任何集結起來的行動了。

公民的基本要義在於一種「公共性」,在於看出個人背後的社會脈絡,在於超越個人煩惱(personal troubles)而在公共議題(public issues)上的實踐,但對某些人來說,這種公民可不是理想版本的公民,這些人期待的公民社會,最多是一個一個如原子般的個人的混合(mixture),而不是公民之間同氣連枝,可以通過團結而重新組合(compound)的公民社會。

誰會害怕這樣的公民和公民社會?可以肯定的是,害怕的人不會站在公民這一邊;或者,他們其實早已站在公民的對面,作勢阻礙公民的前進,公民社會團結壯大實在使他們太不爽,公民弱小方才可讓他們上下其手。與其說他們害怕通識,不如說他們要把通識非政治化;與其說他們想把通識非政治化,不如說他們想把教育也非政治化。

非政治化的伎倆,其實是殖民地教育的伎倆,那麼,與其說他們早已回歸,不如說乞靈於殖民地的方針,他們最不想見到的,是公民的政治醒覺,他們不是害怕通識,他們只是害怕公民而已。

他們是誰?他們是專制政權及其幫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