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公民抗命的批評，有指它有違法治，因公民抗命是倡儀公民可以不守法。按這理解，法治最重要的意思就是以法律為管治社會的最主要工具；要令法律達成這種功能的作用，受管治者便必須尊重法律和有守法的意識。香港法治能有現在的水平，根基在於港人已培養出良好的守法精神；提出公民抗命將會破壞這種精神，它將會引起滑坡效應，導致更多人也會提出自己的所謂公義訴求，不去遵守法律。
守法的迷思
若要回應這些意見，便要回到最基本的法律功能和法治意義。不過，我們必須先行弄清一些關於守法的迷思。說香港人都守法，這可從日常的經驗就可看到這個說法是不準確的——只要簡單問一問，有多少人過馬路時會完全遵守交通燈號？有多少人駕車時會完全按照時速限制？有多少名人、高官和普羅市民有違例建築（僭建）？
當然，這種違法行為與公民抗命涉及的違法行為，性質是不同的；人們也會說這些違法行為雖然存在，卻無損法治，因為人們總能為這些違法行為找到一些合理的原因。不過，這已指出對法治的影響，不在於公民是否守法，而是公民不守法的原因是否合理。公民抗命雖然涉及違法行為，但必須出於公義的訴求。
法治不止於維持社會秩序
不少人認為法律的主要功能就是維持社會秩序，故此守法精神非常重要，假如沒有法律，就難以維持社會秩序，法律也不能發揮管治社會的功用。然而，法治的目的，不單是以法施行管治，更重要的是以法達成善治。因此，法治下的法律功能就不止於維持秩序（當然這是重要），也包括訂立清楚標準指引人們的行為、分配、規限政府權力、提供讓公民合作的平台、解決紛爭、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實踐公義、進行社會改革、以及教育公民等。要實現可以規限政府權力、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實踐公義的善治和其他法律功能，就不能只講守法就可達到；就算維持秩序這項功能，也不可能只靠公民守法就可達到。
要以法律維持秩序，不單受管治者要守法，管治者也得守法；事實上，對法治存在更大威脅的，正是管治者不守法。因此，要使法治最基本的理解得以實踐，法治的目的就必須能夠做到限權，這是更高層次的法治要求和法律功能。
即使管治者都能守法，但只強調法治是以法管治的目的、法律維持秩序的功能，卻也沒有保證這些法律對所有人真的有益，能夠保障他們的基本權益。如果法治只是講求維持秩序，卻不問這種秩序是一種什麼秩序，不理會它是否一種能夠保障人們基本權利的秩序，那麼，這種法治和秩序對人的意義也是有限的，因為它可以是專制管治者的有效壓制和剝削工具，也由於有了法治和法律的包裝而有了認受性，令其行惡的效果可能更大。
任何法律制度都有一群既得利益者，包括掌握公權的官員。要透過制度的機制修正不公義的法律，一切都可嚴格依法而行，那麼，就只能依靠全部的既得利益者和官員都是很有自我批判能力，並會超越自利的思維，自願修正現行法律不公義之處，把自己在制度內的特權剔走……；但從人類歷史看，這是甚難出現的。
公民抗命難以濫用
這也是公民抗命的意義，就是惟有透過法律制度之外公民的直接行動，喚醒其他人對公義的渴求，對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和官員施加壓力，那才機會改變不公義的法律。公民抗命的功能，正是輔助現有的法治制度去達致維持秩序的功能，並進一步把它完善化，使法治可以達成限權達義的善治。公民抗命對推進法治有積極作用，在法治的學術論說是有相當共識的，更可以說是法治論入門之說，只是港人一向對法治的理解有點局限而已。
至於說公民抗命會產生「不守法的滑坡效應」，那是對公民抗命的認識有着明顯的不足。公民抗命不是單純的不守法，在進行不守法的行為前，公民抗命者必須符合一系列條件——必是為了公義的訴求；必是用盡現有合法途徑，也未能實現公義的訴求；非暴力；要為違法行為承擔罪任。
公民抗命者願意承擔罪責，就已表明他們仍是尊重法律制度，只是希望透過有限度的違法行為，喚醒大家對公義的訴求，從而追求更美好的法治。
最終公民抗命是否能成功，完全取決於其他人是否會因公民抗命者的自我犧牲行為而受到感召。只要看到公民抗命的本質、各項嚴格的條件和賴以成功的要素，我們就可看到公民抗命受到濫用的機會其實極低，滑坡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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