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一篇關於法治的文章中指出，法治不只是要求公民守法，也不是只以法律為主要管治工具為目的；法律的功能不只是要維持社會秩序，法治更須要求法律限制政府權力和保障基本人權，最終追求的不單是管治，而是能夠達到限權和達義的善治目的。
有意見認為，即使法治須要限權，而爭取平等的民主權利也是好的，但若要二選其一，他們寧願要限權的法治，這是優於平權的民主；以香港的情況說，他們更相信法治先於民主，是有其政治的意義。
不過，當我們明白法治與民主的關係，就知道其實毋須把法治和民主分作優次，甚或把它們對立起來。
若法治不是止於守法而是要能限權，那麼我們就要問問法律如何能夠限權？不少人把「以法限權」與「司法獨立」和「司法覆核」視為等同。
需不同限權機制配合
若要這種司法限權能夠發揮限制政府權力的作用，司法人員必須獨立於行政部門及其他政治力量而裁決案件，包括涉及政府部門、官員、權貴的案件，並享有足夠的憲法權力監察政府的權力。
這種司法限權的機制對「以法限權」來說是極之重要，但卻還是不足夠的。法官都是人，任何制度都是由人運作，如果確保法官能夠獨立、無懼權勢地裁決案件，單是依靠法官的專業操守、政府官員自制地不干擾司法運作，可說是不足夠的；要能做到以法限權，是需要不同限權機制配合，才能發揮足夠的限權作用。
民主選舉讓公民可以透過定期和公平的選舉，選出政治領袖，負責管理社會；任何政府若要繼續管治，就要得到大多數公民在下一輪選舉中繼續支持他們；因此，民主選舉本身就是一種限權機制。其他的限權機制，還包括活躍的公民社會和獨立的新聞媒體等。
司法限權要發揮作用，就得配合其他限權機制，其他限權機制如民主選舉，也會依靠司法限權來發揮最大作用。各種限權機制相互配合，才能透過法律實質地限制政府的權力。缺少任何一環的限權機制，也可能弱化其他限權機制，削弱整體的限權功能。
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中港兩地在司法制度有着差異。其實，香港的司法體制在限權上是有不少掣肘的，尤其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享有《基本法》的最終釋法權，故要使香港的法治能做到以法限權，就更需要民主選舉這種限權機制了。
過於依賴司法限權，而不去開拓或鞏固其他的限權機制，會為司法人員加添巨大壓力，令原先已達到的法治水平也有可能滑落。這也是香港現在迫切的境況，香港的司法限權正受到巨大衝擊，盡快建立民主選舉的限權機制，才能確保司法限權可以繼續有效維持下去。
不過，法治除了是要限權之外，更重要的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以法限權不是為了限權本身，因為限權對公民來說的意義是不太大的。
一個嚴格跟從法律施政、而且只是按法律所定的條件行使公權的政府，即使官員沒有濫用法律賦予的權力牟取私利，但若這些法律都不能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的話，那麼它們都只會淪為專制管治最有效的壓制工具。
不能單靠自制力
限權只是法治的功能性目的，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以達致公義，才是法治的實質性目的。唯有限權是用來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有法必依、以法限權最終是為了以法達義，法治對公民來說才有真正意義。一個不能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法制，它能真正做到限權，官員能真正做到守法，其實也成疑問。
擁有這麼強大的法律工具，行使公權的人不以此滿足私慾，是需要極大的自制能力；唯有法律是用來保障所有人的基本權利，行使公權力的人才有可能抗拒權力的強烈試探。
公民享有普及而平等的民主選舉權（包括提名權、參選權和投票權），就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之一；這個權利已在《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確認，也是透過《基本法》第39 條適用於香港。因此，在香港的憲制和法制下，訂立能保障港人的民主選舉權的法律，是香港法治邁向更高層次的必經之路。追求平權的民主，就也是追求限權達義的法治，要達成真正的法治，也要有平權的民主，兩者並無衝突，更是相輔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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