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立：最大公因數

文章轉載自明報 2015年11月28日

粵語盛行一句諺語，叫「若要人似我，除非兩個我」。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無論你怎樣費盡心力令兩個人相像，他們總會在某些地方上有意見衝突。如果是一個百人的團體，就有100種不同的意見，愈多人衝突就愈複雜。

面對衝突，我們基本上有3種解決方法。

第一種，就是保持距離。人類之所以有各種界線，例如國界，其實就有如一個個獨立的睡房，如果有人睡覺會磨牙，同睡一室的話大家很容易相處得不快，分室而睡則相安無事。

但是，人數不斷增長而變得擁擠後，就難以保持距離。保持距離是共存的最簡單解決方法，但這個方法受限於難以增加的空間資源。

第二種，是單方面的服從，形成權力金字塔，當意見有衝突時，永遠是其中一方放棄自己的意見，直接服從另一方的命令。不論是用軍隊用武力恐嚇，父權用倫理關係，宗教用精神權威，僱主用經濟控制，達至另一方的服從，都是服從。

「團結」和「服從」的分別

人類從千年的歷史中，慢慢理解到這種方法的危險性。被服從的人，會變得自大盲目，看不到決策錯誤和結構性惡化，而服從的人，則因為長期執行不是自己的意見，而習慣把所有責任推卸給別人，失去了責任感也對於做好事情欠缺動力。

最終這種建立在服從的結構，會不斷的腐朽，百病叢生之下，某天服從者發覺事情已極端惡化而無法再服從時，反而會引爆更毁滅性的衝突。這是因為以服從為骨幹的體制，欠缺自善能力。

第三種，是「團結合作」，一個經常被曲解的詞語。很多人搞不清楚「團結」和「服從」的分別，認為不跟隨我的指導思想，就是不團結。對於不服從自己思想的人，予以責罵、否定、嘲諷，直接認定對方不是朋友、不是盟友、不是同路人，甚至是敵人。這其實就是希望別人服從，但實際上又無力令人服從，除了變回衝突之外一無所得。

真正的團結，並不是讓所有的盟友在任何立場上，都跟自己一樣。相反，它是先透過溝通，找出大家一致的地方，找出大家完全無法容忍的底線，然後在這些一致的地方，互相支持；在無法容忍的底線中，互不侵犯；在這以外的部分，則互不干涉。然後各自做大家最擅長的事情，取得對雙方而言都有利的成果，這就是團結合作。

這就是所謂的「政治」，也就是目前人類文明發展出來的，消解衝突的最理想手段。透過清楚雙方的立場，增加有共同利害時的力量，並互相不妨礙，對方與自己意見不同，但沒有直接侵害自己的行為。這就能發揮最大的力量，爭取雙方最多的生存空間，和數學的最大公因數一樣，不挑剔大家的不同，而是盡可能找尋大家的相同。

愈能夠掌握這點的人，力量和影響力就愈能夠增長，而更接近實現自己的願望。

鄭立：權力的正當性

文章轉載自明報 2015年11月14日

權力，就是別人依你的意願去做的機制。

怎樣才是正當的權力？思想家盧梭就提出過這問題，他論證道，人類服從權力，聽別人的指示去行事，多少都會放棄了自己天生的自由和自主，並不會無條件的這樣做。

但人類願意為了別的東西，去出賣自己的自由，並換取另一些東西，權力也是因此而形成。這個東西可以是安全感，可以是別人的愛，也可以是另一種自由。所以，權力之所以被信任，是因為它給了遵從權力者，他需要的東西。

舉個例子就能明白。一個人上班的時候，他可能很卑微，要聽老闆指示做所有事，而且天天被老闆罵、侮辱。我們能看到，老闆有權力，他沒有。可是，就算他再卑微、再屈從，那也是因為老闆給他薪水。

如果老闆連薪水都不給了，或者他再也不需要老闆的薪水了，這權力很可能就不再被承認了。

權力的威信，建立在這個初衷的交換上。不論你是在企業、學校，甚至家庭，欠缺威信的話，則就算你下了指令，被命令的人並不會認真的去執行，可能隨便了事，陽奉陰違，甚至積極反抗。這就是社會契約。

人類必須經歷過承認權力的過程，權力才會被認同。當人類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麼，而接受某個權力就能得到該東西，人類就會承認該權力，而容忍從服從該權力中所失去的一切，自由、自主、時間，甚至被羞辱。

人類願意為每個月10萬元的收入被老闆罵，願意為了得到妻子的愛情而被命令，願意為了虛榮而失去自我。為了自己想要的東西，人類甘心容忍很多事。

這也是為何強制產生的權力，並不能服眾的理由，因為它沒有被認受，強迫只能夠鎮壓反抗，或者令對方沉默，但說什麼都不可能令對方認同。你並不能說，我有權力，所以你應該無條件的服從我。這是違反人性的。

權力的本質是他人的力量

同樣地，這也是為何繼承的權力，會不斷的弱化的理由。比方說一間企業，職員們當初為了某原因而效忠老闆，當中途交棒給兒子，或空降換了人時，新的權力未有被認可，權力的正當性就從此被弱化。

當我們擁有權力時，我們很容易誤解，以為權力是屬於自己或者是職位就能賦予的，很容易就會抱怨為何我們使用權力時，被指令的人不合作。那是因為我們忘了權力之所以會存在，是因為別人的信任和交換而產生的，它從來都不是屬於我們自己的。

權力的本質，就是他人的力量。這點一旦被遺忘，災難就會在自己手上產生。

沈旭暉：《來自星星的PK》：電影內外的印度教政治

文章轉載自端傳媒 2015年10月18日

寶萊塢電影《來自星星的PK》是部印度輕喜劇，效果卻出奇的普世，而且放在不同時空也有教化意義，反映印度電影的全球化潛能一旦全面釋放，足以根本改變國際電影生態。

電影講述外星人「PK」來自人人可以心靈相通、沒有謊言的國度，意外落在印度社會，鬧出各種笑話，設定其實與英國經典電視劇、電影《憨豆先生》（Mr. Bean）如出一徹。不過《PK》並非只有笑料和寶萊塢傳統歌舞，主題在印度還相當大膽，就是諷刺宗教（特別是印度教）、以至保守主義的社會規範。外星人名字「PK」指「飲醉」，也是個象徵符號：在地球人眼中，這位外星人落入異境，行為處事以至神情都離奇怪異，就像個「醉酒佬」，但往往醉翁反而最清醒，設定有點像年前的半紀錄片《標叔出城之與神駁嘴》。但《PK》的單一針對性更強，放在「印度教基本教義派」崛起的背景，格外考功力。

「印度教基本教義派」在當代印度的影響力

《PK》沒有質疑世上不存在神，只是說「人創造的神不存在」，但對印度社會已足夠顛覆；而電影雖說是針對「籠統宗教現象」，但以一位印度教大師為主要負面人物，自然予人針對印度教的客觀感覺。女主角澤古(Jaggu)全家是印度教徒，父親強烈相信印度教大師，對穆斯林極為反感，劇情需要下，卻被安排與巴基斯坦穆斯林相戀，造就一個家族、信仰交錯的愛情故事。如此背景，穆斯林那部分是「虛」的，批判印度教那部分，卻是「實」的。

「印度教」其實是統稱，內部教派繁多，電影的「大師」信奉濕婆神，就是主要派別之一。由於英屬印度獨立時，基本上以宗教把人口劃分為印度、巴基斯坦，現在印度教徒大概佔印度全國人口80%，宗教自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除了作為信仰，印度教也構成了印度社會最根本的規範，例如種姓制度、重男輕女等，都和印度教關係千絲萬縷。強姦問題在印度尤其嚴重，沒有印度教確立「男性至上」的社會地位，是不會被如此姑息的。

印度號稱「全球最大民主國家」，長期由尼赫魯－甘地家族管治，但近年民粹主義興起，印度教的影響力更勝從前。目前執政的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聲稱主張民族主義、非教派主義，但其主要支持者為印徒教徒及中產階級，黨內不少核心政客都具宗教沙文主義色彩。在世俗和印度教之間取得平衡，可算人民黨的成功之道，2014年印度大選，人民黨以經濟發展及新自由主義包裝，再次成為執政黨，但人民黨的「印度教基本教義派」色彩，還是揮之不去。

2002年，古吉拉特邦曾爆發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宗教動亂，造成近千穆斯林死亡，當時的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正是現任總理、人民黨領袖莫迪，他被批評沒有對遇害穆斯林致哀，也被指縱容印度教極端主義份子。2014年大選勝利後，不少人民黨高層故態復萌，又重新推動印度教的政治角色，不時發表反伊斯蘭言論，例如否定清真寺的神聖地位，批准將之拆卸，又在地區強制推行「薄伽梵歌」（印度教經典）教育，更多地區也開始實施禁止食牛（牛被印度教視為神聖象徵）。今年9月底，印度一名穆斯林被6名暴徒群毆至死，其子亦被打至重傷，招致殺身之禍的原因，據說卻是家中儲存並食用牛肉；警方指，死者食用牛隻的流言由當地廟宇傳出，令事件更添宗教紛爭意味。基督宗教也不能倖免，不少教堂被拆卸，不久前，西孟加拉邦一位71歲修女遭輪姦，被視為基督教捲入印度社會宗教戰爭的象徵。這些事故於我們而言十分遙遠，對印度人來說卻是身邊的事，《PK》針對宗教極端主義，自然令人想到印度教、人民黨那筆帳。

電影最終出現恐怖襲擊，大概是因為要平衡關係，被安排是伊斯蘭極端份子所為。PK旁觀者清，卻說要不是一方行為極端、另一方也不會極端，暗示印度教激進份子也有恐怖襲擊的責任。現實中，印度主流媒體經常對穆斯林作負面描寫，「恐怖份子」的帽子亂扣，儘管在印度發生的極端事件中，印度教徒的責任可能更多。

現實世界的印度教大師騙案屢屢，但……

《PK》的印度教上師品味庸俗，滿身銅臭，裝神弄鬼，騙案纍纍，自然是虛構人物。然而，類似人物在印度其實屢見不鮮，電影設定的案情已刻意「留手」。印度教上師干犯性罪行及欺詐等更非奇事，只是執法機關在逮捕了疑似犯了世俗法律的上師時，往往會遇到狂熱份子阻攔，才令案件不了了之而已。

例如2014年底，有印度教上師因為干犯性暴力罪行及謀殺被捕，但拘捕這一位上師，卻令警方要動用近二萬名警員，原因是逾萬名狂熱支持者攔阻，為涉案上師保駕護航。該上師自稱「神的使者」，建立了一個宗教山寨，透過各類欺詐手段騙取信眾信任，並被懷疑性侵犯了一些女信徒。其實，所謂「印度教領袖」良莠不齊，不少只是略懂教義、卻善於花言巧語的投機分子，大多假上師在偏遠村落行騙，主要吸引低學識民眾上當，一旦建立了信眾群，就能夠自成「土王國」。

不過諷刺的是，「神棍」其實也是有社會功能的。有研究印度教的社會學者指，信眾在大量假上師被揭發欺詐後，依然相信上師的原因十分簡單，就是這些宗教騙子為信眾解答了科學未有答案的問題，信眾也就視之為可以改變生活的福音，反而不願接受電影強調的「wrong number」事實。當群眾則視信仰為改變命運的機會，以為上師代表脫貧的機遇，對之盲目信奉吹捧，其實也是經濟主導，可能別無精神元素在內。這樣的答案，正是《PK》那位上司面對全國觀眾時，所提供的「標準答案」。假如明知道一切是假，但保留這些「聖人」來「維持基層社會秩序」，是否一個負責任政府應有所為，可謂難以非黑即白判斷的政治哲學問題。電影在高度富批判性的背後，其實，也刻意迴避了答案。

但《PK》如此挑戰宗教、社會禁忌，已極其難得，而且劇情和現實世界的演員，還有交接。片中飾演外星人的男主角阿米爾汗（Aamir Khan），除了是印度家喻戶曉的影帝級男演員、「印度劉德華」，也向來有「印度良心」之稱，不時發表挑戰社會禁忌的言論，夠膽觸碰印度電影業的「行規」，以至印度社會迴避的禁忌問題，諸如教育、貧窮、女性權益，以至今次《PK》中聚焦的主要題材——宗教等。阿米爾汗曾任聯合國兒童大使，獲頒印度公民最高榮譽，2012年被《時代雜誌》選為「世界100大具影響力人物」而登上雜誌封面，假如持續下去，問鼎諾貝爾和平獎也不是天方夜譚。假如觀眾只將之當作「Mr. Bean」式笑片，將電影內外的印度人和事都當作故事書，這地方的國際身份認同，就令人擔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