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zu 薯伯伯：單車棚的思考方式

文章轉載自Pazu 薯伯伯 facebook 2019年7月8日

英國作家 Northcote Parkinson 曾經提過一個很有趣的故事，故事可能是虛構寓言，但卻有著諷世的智慧。話說有一個委員會要討論新核電廠的建造細節，當時有三個議程：

一，批准核電廠的興建計劃。
二，修建核電廠旁邊的單車棚。
三，福利委員會的茶點費用。

按複雜程度，第一項目肯定要較多時間通過，眾人花了兩分半鐘時間去討論核電廠的興建計劃，卻用了四十五分鐘去討論單車棚的修建方案。至於茶點這點芝蔴綠豆之事，則足足用了一個多小時激烈討論，更未能在一次會議裡表決，只好推遲再議。我們做個簡單的撮要：

一，批准核電廠的興建計劃：事情極為複雜，只討論兩分半鐘。
二，修建核電廠旁邊的單車棚：事情相對簡單，討論四十五分鐘。
三，福利委員會的茶點費用：雞毛蒜皮之事，討論一個多小時，未完，待議。

為甚麼會出現這麼有趣的現象呢？Parkinson 解釋道，對核電站有專業知識的人很少，所以無甚可議。單車棚嘛，起碼每個人都可以參與一點意見，例如車棚的顏色、形狀等。至於茶點，每人也懂，更關乎個人的福利，所以雖然只是相對次要的事情，但要花上最長時間去討論。Parkinson 稱這個略帶諷刺意味的現象為「單車棚效應」（bicycle shed effect）。也就是說，人們往往把複雜難懂的事情視而不見，卻把專注力都投放在最瑣碎的事情上，捨本求末，輕重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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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正處多事之秋，但在討論政事之時，卻是到處可見「單車棚效應」的影子。當一班建制的支持者走出來，聲淚俱下地指責示威者打爆玻璃，卻無視強權施行的制度暴力。我本來還以為他們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但細想一下，也不盡然。他們不是故意忽略州官在放火，而是根本看不到州官在放火。

打爆玻璃的暴力，有聲音，有畫面，非常震撼，觀看這種暴力，是完全不需思考，路人皆能明白，由於建制的支持者只能感受這種暴力，所以就用上最大的篇幅去報道，好像沒有其他事情比這個更重要。

而在另一邊廂，則是截然不同的制度暴力，制度暴力沒有爆玻璃的驚濤駭浪，卻是較深層次的強暴行為，要明白當中的運作，就要對體制有更為深度的了解，這就跟討論興建核電廠的情況相若，既然更為複雜，說了也不甚了了，如果真的要討論，只會輕輕帶過便算。

制度暴力往往都有個冠冕堂皇的包裝，他表面上無色無味無流血，看起來風平浪靜，細思極恐。好像有人經常說，九七年民主派佔立法局大多數，九七後則變成立法會的弱勢，一些建制支持者便以此聲稱「泛民不得人心」。你大可以跟他們討論一下，在九七後的立法會選舉使用比例代表制，如果有政黨出術，利用民調，又或是背後有社區組織的動員，確實可以讓候選人在取得足夠票數當選後，不會吸取過多票數，並把多出的票源轉給同一陣營的候選人，從而以較少的選票，爭取到較多的議席。具體如何運作，可以用文字，可以畫圖表，但無論是甚麼方法，你必須要在他們有限的「注意時長」（attention span）之內去解釋清楚，否則他們就無法明白。而這個注意時長，跟金魚相近，按坊間說法，即只有 9 秒鐘。

你要怎樣在 9 秒內，向不明白深層暴力的群眾，去解釋拉布作為抗爭的手段能夠有限度地制衡政府的提案呢？如果他們不明白這種手段的制衡作用，又怎能明白在 2012 年，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不理會議事規則委員會的研究進度，動用《議事規則》第 92 條來「剪布」，是嚴重破壞制度，開極壞先例。

你又要怎樣在 9 秒內，向不明白政權如何強暴民意的群眾，去解釋隨意取消民選議員的議席，是極權社會才能出現的現象。如果無法簡單解釋，他們又怎能明白在 2016 年有兩位及四位非建制派議員被無理取消其議席，本來坐擁 56% 民意的泛民代表，居然連分組點票否決權也守不住，政權硬生生把十八多萬選民的神聖選票棄之不理，是香港史上其中一宗最野蠻的制度暴力事件？

你又要怎樣在 9 秒內，向搞不清依法治國與法治之別的群眾，去解釋隨意的人大釋法，是嚴重損害法治的基礎？當政權趁著泛民無理被弱勢，強行修改《議事規則》，下調立法會全體委員會法定人數，擴大主席權，自閹立法會的監察功能，把本來已經微乎其微的泛民制衡也付諸東流。新界東北計劃政府偷步向財委會申請撥款，嚴重違反程序，也削弱了原來應有的監察及制衡。還有，一地兩檢、反送中等，當中引起的憲制及法治危機，又怎能簡單解釋？

打一個比喻，表面的暴力就像是大台的膠劇，有聲有畫，路人皆懂，所以就不用再作討論。深層次的制度暴力，則像是深度的電影或小說，可能要翻看幾次，才能明白箇中含意。這些人，對於任何不能簡單明白的概念，就會覺得根本不存在，因為他們根本無法接受自己不能理解的事情。

如果你太花功夫去做解釋，對方就會反諷道：「你只是想炫耀，想告訴別人你看了很多資料。」說得好像以無知為榮一樣，然後又會聲稱：「不要以為讀過書就很厲害，很多沒讀書的人，見識比你還高。」你聽他的語氣及行為，以為他是崇尚愚昧的追隨者，但他轉一個身，又會搬出一堆親建制的所謂知識份子，叫你要多聽取某博士、某律師的謬論。

所以他們會出來譴責遊行人士破壞立法會的「莊嚴」，卻對政權嚴重貶損立法會的神聖而置若罔聞。所以他們會為幾塊玻璃而氣憤，卻在 DQ 時或是犬儒，或是生活如常，或甚至會說被剝奪議席是活該。

他們不是雙重標準，只是根本無法察覺當中有雙重標準而已。

沈旭暉：「遊戲直播」的國際關係

文章轉載自隨緣家書・沈旭暉 2019年6月10日

早前談及巴黎聖母院的修復工程，也要參考電子遊戲《刺客教條》，可見電競對現代人的文化影響越來越大。當代頂尖的電子遊戲，內容除了可達藝術境界，它本身還是一種媒介 (media)，而把一人遊戲變成集體參與的「遊戲直播」，就是將之變成社交媒體素材。遊戲本身固然重要，而直播產生的社交，還衍生了另一個龐大產業，乃至超然於現實世界之外的社群，這也是未來國際關係必須注意的。

很多圈外人包括筆者，初時都未能明白「睇人打機」樂趣何在，但只要親歷其境，就會逐漸發現這也是當代大眾文化，感染力遠超我們寫的文章。現在不少學生的志願是當「Youtubers」，而Youtube最多人訂閱的主播，通常都與遊戲有關。典型例子是PewDiePie這個今年未滿30歲的瑞典年輕人，他現時擁有全球約9600多萬訂戶，是遊戲評論、直播的超級大戶，不論是大廠牌子或獨立遊戲，只要有他的評論和試玩，都會得到極大曝光，足以左右銷情。PewDiePie透過經營頻道，年薪據報超過750萬美元，這還是四年前的舊數字了。

這些主播和觀眾群的誕生，導致直播平台發揚光大，其中2011年才上線的Twitch被視為龍頭，因為產業爆紅「發了大財」，然後被Amazon收購。Twitch在巔峰時刻，流量僅次於Netflix和Youtube，有了流量，自然有大量廣告。這類平台對主播來說，也是像uber一樣的去中介化（uberization）產物：當主播擁有的訂閱到達一定數量，就會被羅致於平台旗下，單獨簽約，收益直接拆帳，不用通過傳統經理人公司、業界團體的認證。當然，我們可以說Twitch、uber不過是「新型中介」，但它們摧毀了舊中介人為製造的壟斷性門檻，點對點的直接溝通變成主導業績的最大關鍵，這是舊式精英中介經濟難以比擬的。

成功的主播，通常對自身的粉絲社群用心經營，受眾有較強的身份認同、較易捕捉的興趣，廣告投放的成功率自然較高。PewDiePie深諳此道，對粉絲有特別稱呼來強化認同，例如粉絲團被稱為「The Bro Army」，單獨就叫「Bros」，專門的碰拳手勢叫「Brofist」等，不一而足。圈外人看了只會一頭霧水，這就是我們說過「網絡國際關係」的「群組建構認同」年代；每一個群組，某程度上，就是一個虛擬國度。

打機以外：達哥的國際視野

香港最知名的遊戲主播達哥，正是這個新興國際關係現象的代表人物。他自從以直播遊戲成名，已進入娛樂圈，成為廣告界紅人，展示了遊戲主播游走於網絡內外的能力。達哥也是不斷創造新文化、非常具國際性的例子，並不是上一代理解的「網絡廢青」：他港大畢業，主修中文和藝術，副修阿拉伯語，留學地點不是主流的英美澳加日，而是曾到也門、埃及交流一年。這種坐言起行的國際視野，並非只有平面視角的網民所能比擬的。

只要在網絡隨便遊走，就會接觸到達哥的二次創作，例如他聲演潮文、在直播完結前大喊「完」、以「達哥」身份翻唱知名歌曲等。他不會用原配樂，連音效都自己聲演，例如翻唱周慧敏《如果你知我苦衷》為《如果你知達苦衷》，又自稱「音準達」；也經常將自己的臉孔Key到遊戲封面，形成充滿趣味的「個人崇拜」，這正是在這年代個人品牌的經營之道。還有聲稱與新垣結衣有感情關係、自己是「達朝」的「達太祖」、經常詮釋「毒L」這文化認同，都是和PewDiePie一樣，刻意建立獨特的社群語言。

上一代自然會問：那和我們有何關係？達哥成功崛起重要性，在於寄托了「打機都有出頭天」、非主流顛覆主流的想像，而這正是他其中一個廣告的橋段。這就像特朗普在美國大選戰勝傳統精英希拉莉，他雖然有父幹和家世，但成功利用群眾對「華盛頓建制」的不滿，吸引了不滿全球化的憤怒白人，又附和了極右陰謀論者對自由派的怨恨，將自己打造成挑戰體制的鬥士、美國精神的真正傳人。特朗普自然也有社群，例如Facebook有一個粉絲專頁膜拜特朗普是「神王」(God Emperor)，它有時會接受網民投稿，通常是一些短小的迷因 (meme)，附上一句「由愛國者XXX發出」 (Sent by XXX, a patriot)，這也是粉絲認同的建構，「愛國者」和PewDiePie的「Bros」、達哥的「毒L」，可謂異曲同工。

觀看遊戲與建構主義

根據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構主義，物質力量例如軍事、經濟、政治等自然重要，但同樣正在能改變局勢的還有不斷滋生的概念、規範，例如一個群體、國家的身份認同，或自身的文化信仰和歷史經驗，都會左右社會演化和權力結構。不同群體的成員，雖然都生活於同一個城市，受同一個政治經濟秩序影響，但他們的自身認同和信仰不一，對利益就有不同定義，從而產生不一樣的行動。

例如經典的香港獅子山下精神、大學生「四仔主義」，創造了一代人的行動和社會參與方式，但這個觀念影響的一代，自然難以理解另一個規範的受眾。生於苦困年代的人，一般傾向實際地以金額衡量價值，不會讚成自後代夢想成為網絡主播；但對年輕人來說，基本溫飽不成問題，反而「存在感」比其他物質更為奢侈。在網絡得到尊重，進而成為一門產業，可能比起坐寫字樓得到一份僅夠糊口的薪金更快樂，慢慢自然產生截然不同的認同和文化。PewDiePie一開始經營網絡頻道的時候，他的父母極力反對，說「整天坐在家中玩電腦，不會帶給你任何生活」；但當PewDiePie這代人變成中老年之後，這模式卻可能成為主流。玩遊戲、社交媒體，不再必然等於不務正業，而可能是創業、打造個人品牌的賺錢工作，而且還能賺到認同。未來國際秩序，正是這一代人打造的，巨變已經開始，接受了嗎？

小詞典：直播平台文化

在網絡直播平台，主播「牧養」群眾，群眾也會自己創造一套秩序，反過來影響主播的方向。他們除了與主播緊密互動，將觀看遊戲變成私密空間和個人體驗，也會建立自己的術語、文化，甚至階級。不少直播平台有即時打賞制度，捐款者的名字和金額會即時出現，於是小金主就會在社群得到認證和地位，時間一久，就會成為VIP。如果主播不時點名，還會在粉絲群中製造「階級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