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松炎：買樓發達夢

文章轉載自明報2014年12月21日

香港長遠房屋政策終於出台，10年建屋48萬成為目標，然而，有關私人租務市場的管制，文件幾乎一片空白，就減少空置房屋的累進稅，也是杳無音訊。房屋政策綱領仍是老調重彈，鼓勵置業階梯成為不二之法，三層樓市全力推動「上車」，全城延續上幾代人的買樓發達夢。

過去大半個世紀，隨着香港經濟起飛，人口增長，樓宇價格基本向上，雖然亦曾出現幾次樓價大幅下挫，但整體而言，樓價升幅仍遠高於通脹。（圖一）清楚顯示過去40年，當甲類物價指數（CPIA）上升了6倍，樓價綜合指數（CHPI）卻已經上升43倍。事實上，過去幾代人憑着買樓發達的家庭比比皆是，歷史數據好像說明，長遠而言投資住房不但有效對冲通脹，更可以透過高槓桿、低利息、長還款期的按揭借貸資金，以小博大；為數不少的城中富豪，均以投資房產發迹，甚至富可敵國。

但眾所周知，過去的投資回報並不一定代表未來；為什麼市民仍然對樓宇投資充滿信心？這可要歸咎於香港特殊的高地價政策。事實上，政府的每年收益有大約三成來自與土地和房屋有關的收入，高地價對政府本身有利；况且，經歷幾次大跌市後，市民清楚見到政府的救市行動，停賣地、停建屋、回購等安排，排山倒海；市場經已形成預期，即所謂「道德風險」，有政府這座大靠山，大樹好遮蔭。况且，政府亦樂於推高置業率，一方面除了可令庫房收入增加外，另一方面亦可令更多市民支持政府的高地價政策和維穩政策。

所謂高地價政策，嚴格而言，應是少土地供應政策。政府作為全港土地的最終業權人，壟斷土地供應，而且政府在土地的調撥上是完全不受任何民意監管；因此，政府只要限制土地的供應量，基本上是完全控制土地價格。美國兩位著名房產研究學者：Peng and Wheaton（1994）就曾分析過香港樓市，發現回歸前因為中英土地委員會限制每年賣地不多於50公頃，因而導致九七年的樓價大幅上升。但回歸後，每年的賣地面積仍然處於非常低的水平，2013／2014年度只有25.8公頃，而樓宇供應量因着連續的少土地供應政策而出現急速萎縮，從回歸前平均落成26,000間房屋，下跌至2013／2014年度的8750間，打破歷年最低紀錄。

供地少推高樓價政策

透過少土地供應推高樓價的政策至今未改，亦難以更改，因為一旦大幅增加土地供應，意味着現有樓宇價格必須下調，勢必影響到現有的既得利益者，起碼有一半的香港家庭因而受損。這點正是八萬五政策失敗的原因，亦解釋了為什麼市民普遍認為樓價基本只會向上的現象。

然而，這種世代相傳的買樓發達夢終究不能永續，邏輯分析清楚說明，樓價升幅不可能長期跑贏市民的收入增長，因為最終還得要有市民買得起樓，樓價才是市價。換言之，樓價最終必須靠實體經濟支持，不可能遠遠拋離市民的負擔能力，而成為只供炒賣獲利的商品。

但現時香港樓價之貴，已經連續第三年成為世界上最不能負擔房價的城市，2014年的樓價與收入比更加升至14.9，而國際指標把5.5以上定為極度不能負擔。這個14.9的樓價與收入比是指一個達到入息中位數的家庭，要在15年內不吃不喝不買不穿，把總收入完全用去供一層樓價位於中位數的樓宇，還未計15年內的利息，才可以把房屋貸款供完。這個驚人數字，遠遠拋離第二名差不多50%，而且只有香港能夠長期超越其他城市，並節節攀升。

樓價拋離實體經濟

所謂一個時代的終結，從前的買樓發達方程式開始失效，因為實體經濟已經無法支撐樓市。戰後初期，香港樓價上升主要來自市民收入增加，實體經濟的快速成長，交易成本的大幅下降。（圖二）顯示1984年以前，樓價年度平均升幅（14%），較生產總值的年度平均增長規模（19%）為低。但自從1985年實施聯繫匯率以後，至回歸前，樓價的平均升幅（20%）反而高於經濟產值的平均升幅（14%），樓價升幅開始拋離實體經濟和市民收入的增加；但畢竟當時的經濟增長率仍有不錯的雙位數字。隨着亞洲金融風暴，1998至2007年間，經濟增長率只能維持在平均2%的低水平，但同期的樓價卻出現-3%的平均下滑幅度。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美國瘋狂印銀紙，長期實施超低息，香港的樓價急升，至2014年第三季這7年間，樓價的平均升幅竟高達15%，但同期的經濟平均增長率只有微弱的4%，樓價變化明顯與實體經濟失衡，房產價格上升顯然非因經濟帶動，更與市民收入無關(Yiu 2010)。換言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樓價上升是建築在實體經濟效益增長之上，而本世紀2010年代的樓價上升則是建築在浮沙上的海市蜃樓。

事實上，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樓價開始拋離實體經濟，樓價本已不能負擔。然而，銀行透過拖長按揭還款期，成功讓樓價與收入比進一步拉開；本來用10年收入便可負擔的住房，現在用30年的收入來負擔，即是樓價上升了3倍，而收入卻毋須增加，表面上好似負擔得起。可惜，這場靠延長還款期的按揭遊戲明顯不能持續，且快將終結，樓價與收入比繼續上升的買樓發達夢，行將幻滅。

所謂業主 一世樓奴

記得在七十年代，買樓可以借九成貸款，還款期為10年。但隨着樓價不斷上升，但薪水卻沒有多少升幅，所以到了八十年代，還款期就變成15年，九十年代變成是20年，到現在最長的還款期已是25年，甚至30年。樓價一直升，薪水追不上，理論上應該買不起樓，但還款期不停加長，令每月供款佔入息比例保持差不多一樣的水平，至今仍是35%左右，但過去的業主供斷樓按後，能享受真正完全屬於自己的物業，但現今的所謂業主，要做一世樓奴，供斷按揭的時候，要不然就是已經西歸，或者土地契約經已到期，又要由頭再供。

按揭還款期其實有上限，最長不過40年，因為就算一畢業25歲即刻買樓，40年後65歲剛好要退休，樓按必須終結。因此，愈來愈多的置業者皆須依靠祖蔭，靠父母借錢付首期才能置業。這一趨勢隱含未來必將出現跨代貧窮，沒有祖蔭的年輕人，便沒法置業安居，長期被高租金壓迫，只有子憑父貴，富爸爸才有富孩子的現象，勢必進一步加劇。回想過去40年的香港按揭遊戲，本質上是一場「上一代付出一生積蓄，賺取下一代血汗」的代際蠶食。

香港樓市，何去何從？前面似乎只剩下三條出路，一曰泡沫爆破，推倒重來。二曰實體經濟有效益突破，收入追上樓房。三曰換入大量收入更高的家庭，或者改玩另類按揭遊戲，再賭一回。

何雪瑩：社交媒體動員佔領？

文章轉載自明報2014年12月7日

有說佔領運動至今已呈疲態，儘管運動能走到此已經很不容易，但不論如何詮釋，參與佔領的人數下降是一運動走向其中一種（但非唯一）的客觀呈現。

當中反佔領陣營也許領略了暴力清場只會招致反效果，除了動員民間和商業團體以禁制令形式「清場」，更希望挾民意制民意。幾多成人支持佔領？

幾多人支持退場？反對佔領的比支持多幾多？

不論學術研究和大眾媒體，都喜歡為社交媒體的政治動員能力大做文章，不是在facebook分享多幾篇區家麟的鴻文，貼多幾條警察使用暴力的片，就能感染一班「藍絲帶」，爭取支持？

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李立峯教授，九七年本科畢業，○三年從美國念博士回港，兩個年份都遇上了香港社會的轉捩點。

新聞自由自是他離不開的本業，同時多年來致力研究政治傳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方式。

社交媒體對於傳播政治信息和政治參與的影響，自然是他其中一個研究題目。

電視動員力更大？

新媒體的力量不單是媒體焦點，亦是一股學術風潮。其中一個例子是阿拉伯之春的一連串研究。由伊朗二○○九年總統大選引起的示威浪潮被稱為「推特革命」，到後來的埃及等地，學者其中一個不解的是，為何在政治氣氛高壓、政權看不見之手伸張全國的威權國家，依然能爆發出一股強大的社會運動，甚至將數十年的政權推翻。其中一些學者的着眼點就是社交媒體的連結和動員能力。

李立峯卻反而如此評論社交媒體的作用：「當然不是如此一面倒地重要！其實學術圈也要趕潮流，當研究一個題目這麼多年，突然間有個新面向，大家當然會比較趨之若騖。其實沒有社交媒體，阿拉伯之春一樣會發生。」李立峯的研究團隊十月初在佔領現場進行問卷調查，其中一條問題就是佔領者的媒體使用習慣。團隊成員鄧鍵一發表的文章〈誰動員群眾？電視畫面在雨傘運動的作用〉引用這項結果，打破我們的既有固有想法，928過後在金鐘街頭塞爆的人潮，大部分都不是受社交媒體動員，而是電視。一九九九年西雅圖反世貿抗議後有研究指出電視在公共領域的重要性，並稱之為public screen：當公共領域討論推崇理性、共識、文明和有實質內容的對話，public screen重視的是影像、視覺震撼、異見、混雜和喧嘩。催淚彈的官能震撼在電視上直播入屋，把不少人推上街頭，造成十月初金鐘的人山人海。

邊看邊鬧

李立峯在九月和十一月進行關於政改和佔領運動的電話調查亦傾向支持以上的結論。「無論在佔領前後，依然有67.5%市民將TVB列為主要資訊來源。這跟你信不信TVB，是否認為它是是但但無關係。」這似乎確認了大眾一邊看TVB一邊鬧的傳統智慧。其他傳統媒體的變化不大，只有有線電視和Now TV各上升了5%左右，這種上升可能跟直播新聞台二十四小時在形勢緊張之時無間斷地直播現場情况有關，但不過是10至15%的水平。李立峯笑着引用一個個人例子：「我們在十一月做了一個關於佔領支持和反對度的民調，大概是三成支持，七成反對，出街後收到很多人鬧，兩邊都有，兩邊都說他們身邊的人都是一面倒支持佔領，或者一面倒反對佔領。但同期我的同事做關於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和國家認同調查，明明對中國的認同跌至低點，又無畀人鬧。我們一問才發現原因，因為他們沒有開記者招待會！上TVB六點半新聞依然好有意義的。」

社交媒體 只能影響一群人？

既然facebook沒有生產內容，李立峯認為各自的facebook資訊內容很視乎身邊朋友是誰。「每個人的facebook都是由朋友策展的。如果你的朋友有區家麟陳惜姿譚蕙芸，咁你個facebook咪好睇囉。有次老婆睇我的facebook就大叫，乜你個faecbook精彩咁多！不是社交媒體無用，而是它只能影響一群人。」

說服姨媽姑姐 還是要面對面

搶佔網上輿論已成兵家必爭之地，連習大大都說互聯網是主要意識形態戰場，一些親建制的時事評論平台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自然不是怪事。但一方面在數量上，原來社交媒體影響力並未如想像中大，那麼本質上它是否能促進公共事務討論甚至說服異見者？李立峯認為兩方面要爭取中間派支持，既然七成人靠睇TVB靠社交媒體並不夠。那不如拍二十分鐘《鏗鏘集》仲好？「可能是的，不過前提都係要觀眾睇，又要視乎在哪個電視台播放。」

李立峯不是否認社交媒體的作用。「新媒體在傳播簡單事實和基本信息的確很有用，但對深度討論甚至說服別人作用可能有限。」然而回歸基本步，這不是新媒體本身的問題，而是回歸到人本來溝通模式的局限性。「社交媒體只是科技應用，不是人際關係本身。」望一望facebook上幾百人的朋友清單，真正熟悉的人可能只有一、兩成。「這是weak ties的限制。」無論線上線下，weak ties只能傳播資訊，「甚至幫手搵工都會有用。但說到要深入討論，甚至說服意見不同者必須回歸strong ties。」即是說要說服你的姨媽姑姐好友，就不是靠社交媒體還是面對面的問題，重要的是彼此的關係有多信任。

思考如何跟異見者溝通

無論線上線下，溝通有效與否都跟人性息息相關，志同道合者走在一起是很自然的事，這樣一來溝通成本才能減低，事事爭執很煩人。而加上互聯網和社交媒體，這種選擇性（selective exposure）便更加放大。「大家計一計自己facebook的朋友，有幾多黃絲帶幾多藍絲帶？可能當中有幾個朋友是異見者，但當一班人走在一起，他們很自然就會收聲，於是異見不同亦會變成意見一致。」事實上這種selective exposure的問題在傳統媒體也有。但無論你有多討厭佔中，當一份報紙以「佔中」作頭版，多多少少都會接觸到。可是今天在社交媒體，你可以揀追縱個別報章甚至題材的信息，可以unfollow更新，可以隱藏notifications，甚至unfriend，無眼屎乾淨盲。但現實生活上你要真的跟一個異見朋友絕交這件事相當激烈。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影響下人們遇上異見的機會更少。

從線上走到現實參與者

現在網上好多「鍵盤戰士」，到底線上的政治參與是否能轉化成線下政治參與，讓鍵戰多行一步？李立峯認為是可能的，「可是我擔心社交媒體令兩邊激進派高估自己的支持度。」李立峯的觀察是網上大家說話比較自由。「例如我有個博士學生，平時見面傻吓傻吓，但係睇佢facebook，以為佢係陳雲弟子。」他笑說。「社交媒體發言沒有面部表情和身體語言，又沒有指定聽眾，沒有那麼介意有沒有即時反應，大家說話會比較放。」這種社交媒體的言論落差本來不是新鮮事，可是如果將社交媒體當成是公共討論的重要平台時，卻跟公共討論的原意可能有點相佐：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討論，正正是為了尋求共識。

拆解facebook 使用和政治參與

李立峯和鄧鍵一去年發表的一份學術研究嘗試進一步拆解facebook使用和政治參與的關係，將使用facebook的習慣仔細分成更多variables，認真研究如何使用facebook才會影響政治參與。其中一個重要的variable便是使用者的朋友清單上有沒有意見領袖（如評論員、社運分子等）。過去的傳播理論都強調意見領袖的重要性，有說新媒體下每個人都可以是小圈子內的意見領袖，傳統的意見領袖對一般人的重要性下跌。他們的研究則重申社交媒體內，都是要靠黃之鋒和何韻詩。

「原因很簡單，因為一直以來我們不是不夠資訊，而是太多資訊。早在一九八四年互聯網普及社交媒體出現之前，Doris Graber教授便出版了一本著作名為Processing the News。副題我記得很清楚：How People Tame the Information Tide。以往傳統媒體會有一班『專業』的新聞人幫你過濾資訊，有多專業則視乎你個人有多喜歡他們。」社交媒體沒有了這班人，不代表我們能完全掌握資訊來源。「你班朋友幫手策展你的facebook」，同時也某程度上幫你在茫茫資訊海中尋找生路。「有一次我們有篇文突然有五百個share，好開心，一望就發現，原來係因為陳健民幫我們share了。」我自己的例子則是，有次何韻詩share我篇文，即刻衝上四萬個like。

支持反對 數字背後的迷思

佔領運動開始以來他跟同事發表「香港與民意政治發展」調查，十一月十六日發表後，報章引用數據說，支持佔領者由十月的37.8%下降至十一月的33.9%，反對者由35.5％上升至43.5%，67.4％認為應該全面撤退。李立峯說，當時幾乎所有報章都一面倒把數字解釋成「民意逆轉」，七成人認為該退場，他自己則有另一種理解。

「支持者由十月至十一月下跌3％，其實不算多；加上佔領發生前支持度一般都在30％左右，所以其實支持度算是平穩。至於反對者上升8％，但社會上本來就是有一大班人不支持佔領，而沒有太大意見的亦會傾向不支持。民調和量性調查有趣的地方在此，數字出來了，但如何理解詮釋仍有很多空間。」分析量性調查的數字，往往需要更多的社會脈絡，甚至輔以質性研究。細看數字，反對佔領的人數其實跟支持退場的差不多。「我覺得真正有意義的，是問支持佔領的三成幾人是否贊成退場。」

不少人都拿七成人支持退場的數字大做文章。李立峯則脫離量性研究者的角色思考。「社運領袖其實沒有道德責任跟從民意，但有策略性考慮民意的必要。」我點頭同意，老實說，哪會有一場挑戰status quo的社會運動一開始得到大多數人支持？「跟隨大多數民意去開展一場社運的話，那歷史上的運動幾乎所有都不用搞了。社運領袖跟信念做事，但要以民意測試自己的信念，如果民意不在我這邊，就要說服大家支持我。」

預示局勢走向有局限

李立峯做了民意調查多年，並深諳民調在預示局勢走向的局限性。「預測力是或然率的一種，但或然率是一件事發生愈多次才能預測得準。正如打乒乓球，如果兩者強弱懸殊，那打二十一分勝比打三分賽制的可預測度一定更高、更準，因為打三分制只要偷兩次雞就贏了。但社會事件是不會重複的，人類在歷史發展的長河，每件事也只有一次。正如你患絕症，醫生告訴你手術成功機會有七成，是因為臨牀做了幾千次成功率有七成，但你的命只有一條，死就死，不會有幾千條命做幾千次手術。雨傘運動不會重複，要爆就爆，之前也不會預計到。」或者政改也一樣，一鋪過，贏就贏，拎到乜就乜，不會在同一情况下重複N次，「而且香港特別難預測的，美國最多咪兩黨制。」民主制度建設本來就是為了減低不確定性。

運動爆發以來，一直有很多局勢預測和「吹風」幾時清場之類。我的一個深刻的感受是，社會科學在人的能動性前只能謙卑，幾乎絕大部分的形勢預測到頭來都是場空，正如周保松所言，社會科學應做的至少是理解。如果社交媒體在建立群體的社會資本上，能團結同道者（bonding）的作用比為異見者之間搭橋樑（bridging）的作用更大，除了share幾條片幾篇新聞，我們必須思考如何在線上線下跟異見者溝通，而非盲信社交媒體的影響，畢竟無論什麼形式的溝通，都離不開了人性和理解。

（這篇訪問得以完成，除了感謝李立峯教授受訪，也要感謝鄧鍵一先生鼎力相助。）

股榮：路西法效應 警察成魔之路

文章轉載自蘋果日報2014年11月30日

在fb上見到朋友轉貼梁文道2007年撰文有關《路西法效應》，周中細閱一書，情景與旺角黑夜，警察淪為流氓、用警棍亂打途人、老屈記者相類似，越睇越心寒，書中實驗最終被叫停，但旺角真實個案，已到了危急存亡階段，欲斷不能。

《路西法效應：好人是如何變成惡魔的》（The Lucifer Effect: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是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Philip Zimbardo）2007年的著作。路西法曾是上帝最寵愛的天使，是光之守護者，被賦予巨大權力變得自大，最後被收權而變成墮落天使，成為魔鬼撒旦。路西法效應指在特定條件下，好人也會犯上暴行，而這樣的條件，莫過於制度。制度會令人性逆轉，也就是絕對的權力下，導致絕對的腐敗最好的解讀。

《路》書中首次描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史丹福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的經過，24名被認為正常健康的志願者，帶到史丹福大學心理學系地下室的模擬監獄，參與為期兩周監獄生活的研究。隨機抽樣下，一半飾演獄警，職責是維持監獄秩序，但不能使用暴力，另一半飾演囚犯，由逮捕至入冊，程序跟足真實一樣，以令他們盡快投入角色。

第一天，彼此談笑風生，但翌日獄警出招，如囚犯忘了指示或床鋪不整，就要被罰做掌上壓，囚犯發難，撕掉囚服上的編號、卻換來更嚴重的報仇，包括脫光他們的衣服，拿走他們的飯菜、枕頭、讓他們空手洗馬桶。有人出現嚴重的歇斯底里症狀，三日內有五人退出，但實驗繼續進行，獄警變本加厲，虐待升級，不公正的處罰相繼上演，有兩名囚犯達到精神崩潰的邊緣，局面完全失控，到第六天，這項實驗突然叫停。

旺角目前就是一個監獄，代入了好人角色的警察，就是獄警了。在他們心目中，出現在旺角的人，根本上就是囚犯，「話咗旺角危險你仲嚟，俾人打仲唔係抵你死」。這種心態下，「好人」感覺被授予武器和權力，途人行吓街，警棍可以一棒打落去，因為他們被認定不是人，只是一班垃圾。在《路》書中，一位扮演獄警的人回想自己所作所為都感到不可思議：「我真的把『罪犯』看作是牲畜，而且我一直在想，我必須看住他們，以免他們做壞事。」

作為紀律部隊，警察執行上司指令無可厚非，目前最擔心的，是最上級的決策人，仍以為用「非常」手段清場，用暴力掩飾及合理化警隊的惡行，視為冠冕堂皇維持秩序的藉口。在《路》書中，就連飾演獄長的菲利普，也完全代入角色，當他看到獄警將囚犯用腳鐐鎖成一列、每個人都戴上頭套，再把他們帶去洗浴，甚至覺到非常興奮。

我明白部份警察可能已連續60日沒有休假，有怨氣在所難免。但要記着，着住套制服，不代表可以將你的怨氣發洩在市民身上。每份職業都有壓力，醫生被病人或家屬無厘頭問候，難道粗口回應；消防明知有爆炸危險，難道掉頭走人；就算是記者攝記，採訪硬食催淚彈胡椒噴霧，也走到最前線直擊，難道貪過癮。

有壓力，未解決是你的事，暗角打人、搞學生下體，其實說到底，只是一種無能的行為，藉此抒發心中的怨氣。

阮穎嫻：雨傘世代，後物質主義到來

文章轉載自蘋果日報2014年11月30日

雨傘運動不是階級問題，去過現場尤其是金鐘的，得見張張稚嫩的面孔，就知道這是一個世代問題。中大民調結果也顯示越年輕，支持佔領比率越高。這方面很多人提過，但沒多少人從理論層面剖析。

美國密歇根大學政治學家Ronald Inglehart有一個世代替換的理論，說明世代之間的價值轉移。在剛剛現代化的世代，老一輩從戰亂走出來，物資匱乏，以經濟得益為上就成為他們的核心價值。年輕一代生長的年代，物質豐盛，不愁三餐，在這個氛圍下，他們更關心的是人類整體的幸福，推崇人權、環保、自由等價值，我們稱之為「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

從經濟學的角度說，因為物質帶來的邊際得益（Marginal Utility）下降，追求再多一點物質，對他們來說分別不大，於是他們轉而追求其他可以令他們快樂的物品（good）──自由的空氣、美麗的環境、人權的捍衞等等。從心理學的角度說：衣食足然後知榮辱。前城大校長張信剛在團結香港基金會的論壇上提到Maslow需求金字塔，這個金字塔正正解釋了年輕人為何會走出來。金字塔的底層是溫飽、安全，中層是人與人的關係，最上層則是對個人潛能發揮的追求。

社會的價值轉移，隨着上一代慢慢地老去，下一代的膨脹緩慢地發生。Inglehart用了126個國家的數據來驗證，後人又用新的數據及方法重做一次，結果還是一致：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地區，經歷現代化的世代，和後現代化的世代，在物質主義及後物質主義間的取捨有明顯分別。

社會學教授Jan Delhey用48個國家的數據驗證了世代交替，價值遷移的理論，但發現香港是唯一一個誇張的例外：一個已發展而物質充裕的城市，比起其他發達國家都要金錢掛帥，對物質的追求竟然遠超對自由的追求。要解釋，就是香港的轉變較慢，新一代仍未取得主導社會的權力，所以概觀社會仍是物質主義先行，但新一代擁有後物質價值的人已達臨界，卻又未獲得建制權力，繼而催生社會運動。

至於對民主的追求，Inglehart用了東歐及蘇聯的數據，發現後物質主義者對民主的追求比物質主義者強，罷工、杯葛及佔領的意向較大，這可以解釋雨傘運動的抗爭方法。

因此，老一輩跑出來說佔領蒸發了幾千億，酒店訂房信用卡消費跌三成，商舖執笠，出來抗爭的一代別個頭說：so what？GDP多個零頭，我又不會過得快樂一點。社會的物質夠豐盛了，看市民募捐的物資、食物就知道，但精神不滿足。新一代追求的，不是經濟利益最大化，而是幸福最大化，他們想以自己雙手創造新世界。於是第一周，有救護站、遮陽布；第二周，有床、有康樂設施；第三周有了廟、教會、淋浴間，連自己發電的自修室也有了，更不要說各式各樣的藝術品，如連儂牆、柏油路上種花、動漫人物、習近平舉傘，甚至獅子山直幡。

根據Maslow的需求金字塔，自己動手創建世界，是高層次的人生需要，比起賺錢吃飽更「高級」，也是令青年獲得滿足的途徑。一般來說，在課室中作畫，只有同學老師看見，在街道上作畫就是公共藝術了，這已經是超出物質層次的滿足。相對，藍絲帶打壓的方法就是破壞他們的物資供應，以暴力製造危險傷亡，迫使佔領者不得不回到較低層次的溫飽及人生安全需求。某些家長也以經濟封鎖逼子女回家，也是物質主義者的慣用手法。

但學生就是頭破血流也要守，街道再硬也要睡，這是以追求物質主義為終極目標的上一代無法明白的。有些年輕人需要的，不是打一份飛黃騰達但毫無意義的工爬上枝頭，而是親力親為，為自己及社會帶來意義，在精神上獲得滿足。當然，這只說明新一代中這類人比例上較多，並非整代也全然是這樣的人。上一代如果能從後物質價值的角度去了解年輕人的行為，而不是認為他們無屋住、無工做、無錢使才去上街，這樣世代的割裂與疏離就能治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