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January 26, 2014

庫斯克訪問徐承恩:香港本土:從何而來?要往哪處去?

文章轉載自明報2014126

這幾年「本土」、「城邦」、「港中矛盾」、「族群身分」、「左翼 vs 本土」「包容」等討論之激烈程度,是幾年前難以想像的。最初這討論是在網上和社運圈子出現的,後來討論蔓延到主流媒體、政壇,成了社會議題。「香港本土」這個議題,討論很激烈,但參考資料不算多,如果要定一個閱讀清單,也許不易(我知,一定要有《城邦論》嘛)。

「香港是個城邦」這個說法源自陳雲的《香港城邦論》,香港作為城邦,含意是香港有其獨特的歷史、文化、政治地位,有其獨特性和歷史傳承。城邦論一出,彷彿為當時剛萌芽的本土思潮打了一支強心針,大家發現原來香港本土思潮可以有論述基礎的。雖然陳雲的見解不是人人都贊同,但不得不否認,「城邦」的說法打入了很多人的心坎中。

《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下稱《城》)作者徐承恩自稱是第三代香港人、中華帝國邊緣的海洋族群的後代。他上一本著作《精英惡鬥:香港官商霸權興衰史》,以權力網絡分析的研究方法,道出了香港統治階層的變化,書出版於梁氏奪權成功之時,其後的統治階層網絡換班的情况,與書中的分析不謀而合。

庫:為什麼會寫《城》?

徐:寫完《精英惡鬥》之後,發覺很多寫香港歷史的書都不是從香港本位出發,有的是從中國角度出發,有的是從西方角度出發,那些比較值得看的,都是英文書。我想寫一本大家都容易看的香港本位出發的香港史書,我念碩士的時候上過呂大樂的課,覺得他的上課模式可以用來寫書,就是每課選取一本有代表性的書來講某個課題,於是我選了十二本有代表的書籍,分十二個章節來講由開埠至今的香港史。

庫:你寫《城》的時候,想帶出什麼信息?

徐:其實香港人這個族群有其淵源和獨特的發展歷程,與中國大陸有明顯不同的命運歷程。

香港社會=海洋族群+難民遺民

庫:這個不同的命運歷程,是個歷史的偶然?英國人要求的不是香港的話,就沒有了?

徐:其實不是。在開埠之前,其實香港已經存在着一個「海洋族群」,英國人在鴉片戰爭之前已經跟這個海洋族群合作走私,香港本來是個走私基地,要求割讓香港是有其實際考慮的因素。

庫:海洋族群這個概念有趣。這個族群就是香港本土意識的原型?

徐:應該這樣說,如果不是英治,香港以至廣東也只是中華帝國的邊緣,在文化和政治上沒有任何角色。香港開埠之後,在政治上脫離了中國,英國人帶來了教育和新思想,使這個中華帝國的邊緣族群得以發展,香港的買辦階級甚至為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帶來了不少貢獻。香港族群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中轉站,加上不斷接收來自中國的難民和遺民(例如太平天國、清末革命、軍閥混戰),便有了其獨特的角色和身分認同。香港社會其實就是個海洋族群加上難民和遺民的社會。

庫:似乎真的要多謝英國人?

徐:其實開埠初期香港還是十分混亂的,英國人和本地勢力經過一段時間的互動才出現後來的殖民地制度。可以這樣說,因為香港變成了殖民地,多了一度與中國政治分隔的牆,讓她可以有空間發展,形成自己的一套文化。所謂英國人的貢獻這問題,就好像《天與地》裏面林保怡所講那樣,一個政客,你滿足到他的利益,他便順便幫你。

庫:雖然香港得以與中國政治上分隔,但香港與中國政治有沒有關連?

徐:不少四邑歸僑十分支持革命,不少華商支持立憲派和袁世凱。當時香港上層華人社會甚至希望能夠影響中國(至少是廣東)的政治,不過後來孫中山採取聯俄容共政策,才正式與支持他的歸僑族群割裂。

土生土長一代形成身分認同

庫:既然那時候的上層華人社會還是以廣東或中國作為認同對象,那麼最早的香港族群想像是什麼時候出現的?

徐:可以這樣說,其中一個重要的階段是省港大罷工。當時香港的華商認為那是廣州政府侵入香港政治的陰謀,所以他們轉為支持港英政府。

庫:香港族群想像是在什麼時候成氣候的?

徐:這種想像最初在華人精英階層出現,到真正出現包括平民的整體族群意識,是在中國赤化之後,很多民國遺民和難民湧入香港,當中國不斷出現政治和社會改造運動的時候,他們在香港慢慢建立族群想像,但很多人還是當香港是暫時的居住地,香港社會尋找自己身分的過程也是搖擺不定的。

香港的本土意識真正壯大,其實是1970年代,那時候香港土生土長的一代長大了,人口結構(demographic)上,他們成了社會的主流,而他們的身分認同也成了社會主流。

庫:我們常常講的六七暴動、粵語流行文化普及、香港節等東西有多大影響。

徐:六七暴動是導致民意轉向的事件。有一個說法叫巴士司機論,那就是香港像一輛巴士,港英是司機,這個司機駕駛態度雖然很不好,但當車上有人發狂威脅司機和整車人安全的話,大家還是會幫助司機的。1967年的時候,香港人還是在食花生,看那些左派如何對付英國人,但後來暴徒的所作所為,令當時的香港人轉向了港英。至於流行文化普及,則是土生土長一代的人口壯大的結果,而不是本土意識建立的原因。另外,香港節的作用其實很有限。

當時的港英沒有進行意識形態灌輸,1970年代開始的經濟起飛、社會福利改善,加上行政吸納政治政策,令香港新生代產生了很強的香港人的意識。

庫:接着就是主權問題和六四事件了。幹嗎會有「民主回歸」這東西出現?

徐:那是大量游說和統戰的結果,目的是要製造有利收回主權的輿論。六四事件,令香港人覺得自己被世界遺棄了,那時候本土的主流想法是要以民主抗共,當然還有大中華的想法,覺得應該爭取民主中國。那時候香港人普遍有倖存者的罪疚感。

難解中港矛盾本土派「膠化」

庫:「大中華」這個字現在成了貶義,一些本土派說他們是大中華__

徐:現在香港的本土意識,其實當時的民主派正正是這種意識的源頭。他們有民主抗共的本土意識,也有建設民主中國的想像,情感上與中國是藕斷絲連的。

庫:這十多年間興起的那種香港本土意識,其發展過程是怎樣的?

徐:香港的大中華意識和與中國切割的本土意識,如果用台灣的統獨作比喻的話,我們可以說香港社會的「統獨」比例一直都是統大於獨的。就好像以前的台灣一樣,那是直至千島湖事件刺破了台灣人的中國想像,才出現獨大於統的情况。

庫:香港有沒有千島湖事件?

徐:沒那麼明顯。那是個比較長的過程,由2003年開始,自由行政策、中國對香港干預升級,才開始令香港愈來愈多人情感上對中國不滿。從民調數字看2008年奧運的時候,是香港人最愛中國的時候,不同之後中國政府高壓對付地震和毒奶維權者、愈來愈多財大氣粗、人權狀况愈來愈差,才令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一輩的民意逆轉,愈來愈討厭中國。

庫:近兩年出現的本土思潮,「左膠」、「右膠」、「本土」、「自治」、「大中華膠」、「港獨」等帽子四處飛,不同派別的壁壘分明,你有什麼看法?

徐:先前說的民主派,他們的本土論述開了頭之後便無以為繼。本土身分問題變成了香港式的統獨問題,新一代的本土派興起,相對而言,上一代的本土意識便失去了光環。在泛民主派之後興起的本土派其實是天星、皇后、菜園村的保育運動,到了現在他們也變成了舊的本土派了。

庫:原來的社運界被現在的本土派說成是「左膠」了。可是,他們講的是香港本位的保育,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况呢?

徐:那是因為他們回應不到香港的千島湖問題,即是日益嚴重的中港矛盾,例如自由行、水貨、雙非、移民政策問題。Good fences make good neighbors(有好的籬笆才有好的鄰居),上述的問題必須要有一個合理的劃界,才能減輕中港矛盾,但對於左翼的社運界來說,劃界等於階級,大家對於什麼才是好的籬笆有不同的想法。他們愈是迴避這個問題,討論就愈激化,甚至出現「膠化」。

認識歷史擺脫中國

庫:你自稱支持香港本土,在你心目中,香港本土族群的路應如何走?

徐:我會用摩西出埃及的故事作比喻。其實出埃及也是個建立國族的過程,以色列人先是對抗高壓統治,他們出埃及之後,死了一整代人才能進入迦南地。一個地方要自立,要花多長時間才能走上軌道?假如香港能夠在政治上擺脫中國的控制,之後香港人還要花很長時間才可以建立自己的族群意識和質素,才能令擺脫中國後的香港在世界舞台上立足。

庫:這可以如何做到?

徐:這沒有什麼獨門偏方。不過我認為香港人先要認識歷史,香港人欠缺歷史感。歷史發展從來都需正反辯證,香港要建立一套更完整的本土論述,也需要更多辯證。這方面左翼未能有效回應,而廣義的本土派其實也應該有多幾套論述作辯證。

剛才說過劃界問題,其實我們誰也不能迴避這問題——如何劃界才能令香港社會安心,又可以吸引不同地方的移民,移民不應只來自中國,還應該有更多來自其他地區的移民。

庫:這兩年政改問題又到了。香港的民主化由楊慕琦計劃流產到現在,似乎還是「得個桔」,而且在可見將來還是做不到。

徐:如果不是中英談判,香港在197080年代,已經開始出現本土意識和爭取社會公義的社會運動。從其他地區的經驗看,如果沒有主權問題,十多二十年之後,香港便會出現爭取民主運動。可以這樣說,香港不能真正做到自主,是時間不對。所謂民主回歸、普選、港人治港,都是騙局。

香港和中國有不同的「生命歷程」,有不同的文化,差異大得像兩個族群。中國對香港的統治,其實只是另一種殖民統治。

庫:最後問你一個問題:你認為自己是香港人、中國人,還是兩者皆是呢?

徐:香港人。

庫:我也是。

問:庫斯克(庫)

教師、博客,《通識我主場》作者

www.facebook.com/kurskhk.net

答:徐承恩(徐),第三代香港人。祖先分別為廣東香山移民、四邑移民及祖籍廣東澄海的新加坡歸僑,都是來自處於中華帝國邊緣的海洋中華族群。於中文大學研究院修讀社會學,研究香港權力精英,並根據其研究撰寫《精英惡鬥:香港官商霸權興衰史》一書。

庫斯克

編輯 王芷倫

Friday, January 24, 2014

許志永的陳詞:為了自由、公義、愛

Wong MK:公盟的許志永是再溫和不過的人,一直主張中國社會應漸進改良,願妥協不對抗,連這樣的人都容不下,中國公民餘下的選擇也再明顯不過了。

文章轉載自主場新聞2014123

中國維權法律學者許志永被控「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一罪,昨日一天內審結,法院擇日再宣判。許志永在答辯期間沒有參與發言,原本計劃在最後發言講自由公義,但法官以與案件無關為由,不准他發言。許志永參與的「新公民運動」,發佈許志永發言稿,全文如下:

為了自由.公義.愛——我的法庭陳詞

你們指控我在推動教育平權,隨遷子女就地高考和呼籲官員財產公示的行動中擾亂公共秩序,表面看這是一個公民言論自由與公共場所秩序的邊界問題,實際上,這是你們是否把公民的憲法權利當真的問題。而更深層次的問題是,你們心中深深的恐懼。恐懼公開審理,公民自由旁聽,恐懼我的名字出現在互聯網上,恐懼一個正在到來的自由社會。你們試圖打壓新公民運動,阻礙中國和平改良的民主憲政之路。雖然你們在庭審中沒有提及新公民運動,但是,案件材料中大量涉及,我想,沒有必要迴避這個問題,敞開來談,對中國社會進步是有意義的。

新公民運動宣導每個中國人堂堂正正做公民,把公民的身份當真,我們是公民,是國家的主人,不是臣民,順民,草民,暴民;把公民的權利當真,那些寫在《世界人權宣言》和中國憲法裡的選舉權、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等神聖的權利不能永遠是一張白條;把公民的責任當真,中國是我們每個人的中國,良心正義的底線在我們每個人的腳下,需要我們每個人去堅守;新公民運動宣導自由、公義、愛的新公民精神。個人自由,無拘無束真實快樂的自我是國家和社會的永恆目的;公義是個人自由的邊界,是此世間的公平正義,是恒久的道義良心;愛,是友善,是寬容,是同情,是奉獻,是人世間最美好的情感,是幸福的源泉。

自由,公義,愛是我們的核心價值,我們的行動指南。新公民運動宣導每個公民從自身做起,從身邊做起,從小事做起,從改變具體的公共政策和制度做起,理性建設性推動國家民主法治進程,追求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中國人在共同的公民身份下團結起來,在自由民主的規則之上形成公民的共同體,成長為公民社會健康理性的力量。公民群體有共同的公民身份,共同的民主憲政理念,共同的自由,公義,愛的信仰。但公民群體不是專制意義上的組織,沒有領導,沒有層級,沒有命令與服從,沒有紀律與懲罰,而是完全基於自願的自由公民的聯合。各地公民群體在推動具體的制度變革行動中自發的自主成長。公民群體作為公權力的監督者,政治改革的推動者,民主法治的建設者,在推動社會進步的行動中健康成長。推動教育平權,隨遷子女就地高考和呼籲官員財產公示就是在這一理念下的公民行動。

推動教育平權,實現隨遷子女就地高考是我們2009年底開始的一項為期三年的行動。在那之前,我們陸續接到一些家長的求助,注意到這樣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中國兩億多新移民在城市工作,生活,作為納稅人卻不能平等地享有市民待遇,而其中尤為嚴重的問題是,他們的孩子不能在他們身邊學習和參加高考,不得不被送到數千里之外的戶籍地讀書,由此製造了中國數千萬的留守兒童。很多人關心留守兒童的命運,卻未曾想過,對他們最好的幫助是打破戶籍隔離的高牆,讓他們回到父母身邊。

我們的行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2010年初到當年6月,到北京市教委和海澱教委請願,協商推動了北京中學升初中不分戶籍的平等入學。第二階段,20107月到20128月,到教育部請願,推動教育部出台隨遷子女就地高考政策。第三階段,20129月至年底,敦促北京市教委落實教育部的新政策,我們通過徵集簽名,擴大家長志願者團隊,每月最後一個週四到教育部門請願,提交建議,召集專家研討隨遷子女就地高考可行性方案,給數以千計的人大代表寫信、打電話和見面,懇請他們在兩會期間提出議案。2011年兩會期間,教育部長接受採訪時說隨遷子女就地高考方案正在制定中,2012年兩會期間,教育部長在媒體面前公開承諾,隨遷子女就地高考政策將在上半年內出台,並要求各地在年底前出台具體實施辦法。

2012628日,和以往一樣,是家長志願者的例行請願日,和以往一樣他們沒有得到教育部門的任何答覆,大家在現場約定,如果教育部不能按承諾在月底前出台新政策,他們在下週四還來,這就是7.5請願的由來。20128月,教育部終於公佈了隨遷子女就地高考政策,並要求各地在年底前出台具體實施方案。到2012年年底,全國共29個省市陸續出台了隨遷子女就地高考方案,但是北京卻成了例外。一位家長苦笑著說,我們奮鬥了三年,解放了全中國,卻唯獨剩下了自己。

我知道這背後是眼淚,他們的孩子即將遠離父母,到陌生的地方去讀書,也許命運會從此改變。作為理想主義者,我們推動全國大部分地區實現了隨遷子女就地高考,但是,作為這個新政策的主要推動者,北京的非京籍家長卻沒有給他們的孩子們爭取到公平的機會。我覺得很對不起大家,而這時很多人已經開始心灰意冷,我不得不去地鐵口發放卡片,號召大家2.28請假一天,到北京市教委門口請願,作最後努力,這就是2.28請願的由來。7.52.228請願,我們去的是教育部門,是公民到國家機關表達訴求,我們去的不是法律意義上的公共場所。刑法對公共場所界定得很清楚,是除國家機關、社會單位、公共道路之外的公共空間,所以我們的行為不構成擾亂公共場所秩序。

三年來,我們的行為一直溫和理性,7.5的時候,確實有個別家長情緒激動,那是因為教育部沒有兌現自己的公開承諾,也沒有給予任何的解釋。但是即使這樣,他們的所謂激動也就是喊幾句口號,他們要求與教育部長對話,也是合理的,因為他們拿著十萬人的簽名,背後是兩億新移民的權利,然而他們卻遭到了什麼呢?看看現場的照片吧,那個網名叫跳舞的家長,被警方拎著頭髮抬走。難道就沒有別的辦法把她帶走嗎?她做了什麼過激的行為嗎?三年來她有任何的過激行為嗎?沒有,從來沒有!每當我想起這一幕就痛心不已,三年來我們的目標如此單純,我們的行為如此溫和,卻遭到如此惡毒的對待。有員警拿著事先擬定好的名單,惡意地毆打他們。但是即使如此,我還是一再告誡他們,要理性,要理性,一定要理性。我們不能和他們一樣,這個社會需要新的希望,我們不能和他們一樣。

教育平權,隨遷子女就地高考,符合新公民運動的理念,從具體的公共政策和制度改變做起,為遷徙自由,為公義,為愛。1958年中國確立了戶籍隔離制度,從此城鄉分隔為兩個世界。1961年,中國確立了收容遣送制度,從此,一個農村人,如果想自主到城市尋找工作和新生活的希望,他隨時會被抓捕遣返。2012年一年時間,北京抓捕遣返22萬人次。

2003年,收容遣送制度廢除了,但新移民融入城市的道路依然漫長。2006年,我們在北京調研時發現,針對非戶籍常住居民的歧視政策多達19種,而其中最不人道的,就是孩子不能在父母身邊上學。我們為了推動隨遷子女就地高考,整整努力了三年。三年間,我見證了教育公平志願者們嚴寒酷暑中在地鐵口、在路旁、在商場,徵集簽名支援,直到有聯繫方式的簽名支持者超過十萬人。我見證了幾百位家長在教育部信訪室的後院集體朗誦《教育平權宣言》,我見證了數百位家長和孩子到青龍湖公園植樹,那是2012年清明節,大家的帽子上有統一的標識在北京,愛北京。我見證了鳳凰衛視一虎一席談錄製現場,一位小女孩失聲痛哭,因為她不想離開在北京工作的爸爸媽媽,到陌生的戶籍地讀書。我見證了地安門外的一個胡同裡,國子監中學初三的學生章旭東,這個班級前十名的學生,因為沒有北京戶籍,被迫到初中畢業後不得不到張家口一個完全陌生的縣中學讀書,一年後因為語言、環境、教材不適應等原因失學了。這個愛說愛笑的孩子從此變得沉默寡言。他的父母在北京工作了近三十年,而他們卻永遠是外地人,是這個城市的賤民。

想到千千萬萬被萬惡的戶籍隔離制度永遠改變命運的孩子,想到一代又一代被萬惡的戶籍隔離制度傷害的中國人,想到那些無以計數的死在收容遣送路上的中國人,為消除中國特色的身份隔離制度,為中國數千萬留守兒童爭取在父母身邊上學的權利,今天我站在被告席上,何止是無怨無悔,我是多麼的驕傲啊。

呼籲官員財產公示,是我們推動國家反腐敗制度建設的努力。全世界超過137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為什麼中國就不能?「人民公僕」到底害怕什麼呢?不要太貪婪,不義的財富帶給自己的不只是奢華的生活,同時還是深深的恐懼不安,以及來自民眾的憤怒與仇視。我們用徵集簽名上網,發放宣傳品,以及上街打條幅等方式呼籲官員財產公示,同時也是踐行憲法規定的公民言論自由權,我們的行為沒有侵害任何他人的正當權利,沒有任何的社會危害性,即便西單演講個別言詞有激烈之處,但是,作為針對公共政策的言論表達,也沒有超出憲法和法律規定的言論自由界限。

公民在公共場所以打條幅、演講等方式公開表達政治觀點,在現代文明社會,完全屬於正常的社會現象。執法機關可以在現場監督和防範,但不應該濫用權利,不當干預。事實上,我們在清華西門,中關村廣場等地打條幅,在沒有員警在場的情況下,也沒有出現任何的秩序混亂,沒有妨礙其他任何人的權利,大家打完條幅就離開了。這符合我們一貫「快閃」的理念,我們沒有用如今多人聚集的方式進行公共表達,採取少數人快閃方式表達,就是考慮到了中國國情,考慮到了中國社會的承受能力。(Wong MK:這夠溫和了吧。)我們當然希望憲法中規定的那些神聖權力都變成現實,但是,改革需要穩定,社會進步需要漸進地進行,作為負責任的公民,我們要採取點滴方式踐行憲法規定的權利,推動國家民主法治進程。

十年來,為自由,為公義,為愛,為我們一直以來的夢想,我們一貫用和平改良的方式來推動國家和社會的進步,我們通過介入公共事件來改變具體的制度和公共政策。2003年,孫志剛以他生命的代價廢除了收容遣送制度,在此過程中,作為法律人,我們盡了自己的努力,以公民的名義對收容遣送制度提出違憲審查的建議。最近十年我們繼續努力,爭取新移民融入所在城市獲得平等的權利,一直到2012年推動隨遷子女實現就地高考政策的出台。我們為遭受極端不公的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這其中有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動車事故受害者等等。

2008年,三鹿事件爆發後,我們組建律師團,根據媒體報導,計算受害者數量。根據法律提出公正的賠償方案,聯合受害者共同推動了政府主導的賠償方案的出台。但政府賠償方案遠不能彌補很多孩子受到的傷害,比如,一個孩子的手術費用花了將近十萬,而賠償只有三萬元。接下來我們繼續為委託我們的四百多個孩子尋求公正,起訴到最高法院,起訴到一百多個地方法院,起訴到香港法院。20097月,當我被以公盟偷稅的名義投入監所,社會各界為公盟捐款繳納罰款的時刻,我們的志願者在南方,正在把其中一筆一百萬元送到受害的結石寶寶家中。我永遠為那個時刻感到驕傲,我們不會因為自己身陷困境就放棄對弱者的承諾。

很多個冬天,我們給貧窮的露宿街頭的上訪者送去棉衣、棉被、饅頭,以盡量避免他們在這個繁華的都市里悄無聲息地凍死、餓死。上訪是中國特色的維權,這是一個關係社會,關係背後是特權、腐敗、不公正,只有少數性格倔強的人才敢站出來捍衛自己的權利和尊嚴,但就是這少數人,聚焦到國家的首都就是成千上萬。他們在北京被驅逐,被非法拘禁,被毆打。我們核實過的,非法拘禁他們的黑監獄,北京就有四十多處。我們去現場圍觀,拿著法律條文舉報正在進行的犯罪,遭到看守的辱駡毆打,一次又一次,我為能夠分擔他們的一點點痛苦而感到驕傲。

十年了,因為選擇站在無權無勢者一邊,我們見證了太多的不公不義,太多的苦難不幸,可我們依然懷著一顆光明的心,理性建設性推動國家進步。在對收容遣送制度提出違憲審查建議後,我們調研起草新的流浪乞討人員管理辦法,推動教育平權,我們起草的隨遷子女就地高考方案,被大部分省市所接受。呼籲官員財產公示,就在20133月我們還曾經討論起草陽光法案。提出問題就要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反對,是為了建設,因為我們是新時代的公民,對國家負責任的公民,我們愛中國。

然而遺憾的是,你們把公民群體的存在和成長當成異端心懷恐懼,你們說我們有政治目的,是的,我們的政治目的很清楚,那就是民主、法治、自由、公義、愛的美好中國。我們追求的,不是為打江山坐江山,為權力不擇手段的野蠻政治,而是美好政治,是為公眾謀取福利的美好事業,是全體公民共同治理國家的事業,我們的使命不是為了獲得權力,而是為了約束權力,為中華民族世世代代的公平正義自由幸福建設民主法治健全的現代文明制度,奠基高貴的政治文明傳統。美好政治離不開真正的民主法治,各級政府與議會必須由人民選舉產生,政權出自選票而不是槍桿子。真正的民主法治,政治在法治秩序中運行,政黨公平競爭,只有在自由公正的選舉中勝出,才有資格執政。真正的民主法治,國家權力科學分立相互制衡,司法獨立,法官忠於法律和良心。真正的民主法治,軍隊、員警是國家公器,不可淪為任何政黨和利益集團的私產。真正的民主法治,媒體是社會公器,不可為任何政黨和利益集團壟斷為喉舌。真正的民主法治,憲法規定的選舉權、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等公民神聖的權利必須兌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承諾決不是一句謊言。這些現代民主的價值和尺度根植於普遍的人性,不是東方或者西方的,不是社會主義或者資本主義的,而是普適全人類,只要是人的社會,無一例外。民主制度是解決人類問題的知識,我們的祖先沒有發現這種知識,我們就應該謙卑,向別人學習。三十多年來,中國引進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制度,帶來了經濟繁榮,同樣,必須引進自由競爭的民主憲政制度,才能解決當前面臨的社會不公問題。

當下的中國,社會不公問題激化,而政治權利的不公既是最大的社會不公,同時也是其他不公正的根源。一系列重大社會問題的根源就在於,一個特權利益集團壟斷了全部國家政治權力和經濟命脈,中國的根本問題就是民主憲政問題。年年反腐敗,可是六十多年來,腐敗愈演愈烈,沒有民主選舉,沒有新聞自由,沒有司法獨立,絕對的權力不可能打造一個清廉的政府。年年喊民生,可至今仍有數以億計的人口生活在國際公認的貧困線以下。偏遠山區,甚至每月一百元的低保也常常成為貪官污吏們侵吞的對象。權貴與普通民眾之間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人民仇官仇富,根本上是仇視高高在上的壟斷特權。就連教育,基礎教育,千千萬萬個家庭也要為孩子上學而奔波愁苦,到處托關係送錢,甚至連上幼稚園都要行賄。這個社會為什麼會潰爛至此?

人,是政治的動物,不僅要吃飽穿暖,還要自由,要公正,要參與國家治理。你們說,全國人大是中國的最高權力機關,可又說這個最高權力機關要聽黨領導。連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都是這樣一個公開謊言,靠什麼建設誠信社會?你們說,司法公正,法院公開審理,然後安排不相干的人佔據法庭的旁聽席位,連法院都這樣的不擇手段,人民到哪裡去尋找正義的底線?於是,人與人之間到處是冰冷的面具,連老人摔倒要不要扶居然都成為一個持續的熱門話題,毒奶粉、黑磚窯,各種惡劣社會問題層出不窮,但他們對此毫不愧疚,他們覺得這社會就這樣。中國社會最大的問題是假,而最大的假是國家根本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假,什麼是社會主義,你們說得清楚嗎?全國人大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嗎?政治的謊言無底線,十三億國民都深受其害,猜疑、失望、困惑、憤怒、無奈、抱怨,是很多人的生活常態。是的,政治和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我們不可能遠離政治,我們只有努力去改變它。權力必須被關進制度的籠子裡,必須改變家天下黨天下的專制政治。我真誠地希望,執政者能夠順應人類文明潮流,主動推動政治改革,建設民主憲政的文明政治,以和平改良的方式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百年中國夢。

一個多世紀以前,中國錯過了和平改良通往民主憲政的道路,二十世紀,中華民族在革命、動盪與苦難中掙扎,民國曾有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憲政希望曇花一現,極權政治迴光返照,在文革中達到登峰造極。文革之後,中國的經濟改革走上了一條增量改革的模式,在不觸動舊體制及利益的前提下放鬆社會管制,又通過市場中成長的力量反作用於舊體制,推動改革前進。同樣,中國的政治改革也可以沿用此模式,在不觸動舊體制利益的前提下,放鬆社會管制,容忍體制外民主力量健康成長,這才是有價值的中國道路。我們建設公民共同體,理性邁出一小步,對國家是負責任的。你們不用恐懼新公民運動,我們是新時代的公民,理念上,徹底告別了敵人、江山、推翻、打倒的專制意識,堅守自由、公義、愛的信仰,行為上徹底告別陰謀、暴力等野蠻模式,以和平改良方式推動社會進步,在陽光下健康成長。公民群體的使命不是作為反對黨存在,雖然建立憲政民主,是未來中國實現政治文明的必然趨勢。我們的使命,是和中國所有進步人士一道,共同推動中國實現政治文明轉型。

新公民運動是民主法治進步的政治革新運動,也是一場政治文化傳統重生的文化運動,民主憲政運行需要良好的政治文明土壤,而這土壤就是我們的集體預期和信仰。美好政治必須成為國民的信仰,無底線的野蠻政治必須在每個人的心靈深處永遠成為過去。這需要一群優秀的公民勇敢地擔當責任,犧牲自我,成為公民的楷模,這也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責任。

這是我的責任。生在這片土地上,對這個國家的愛是不需要理由的,愛中國,就要讓她更美好。我選擇作為一個和平的改良主義者,繼續一個世紀來先輩們未曾完成的使命,宣導絕對非暴力,宣導自由、公義、愛,宣導和平改良的民主憲政之路。我有能力在這個體制中過上優越的生活,但是,任何的特權都會讓我感到羞恥。我選擇站在無權無勢者一邊,一起感受北京的冬天街頭地下通道的寒冷,一起承受黑監獄的野蠻暴力。上天創造了貧窮富裕、地位差別,不是為了讓我們彼此厭棄甚至仇恨,而是為了讓我們彼此相愛,我很榮幸有機會和他們一起走在漫長的上訪路上。我選擇了擔當,在我孩子剛出生,家人最需要我的時候,我渴望守候在她們身邊,可是很多年來,面對無辜弱者的苦難,我無法控制自己的悲哀,甚至無法保持沉默,我終於相信,審判和煉獄都是命中註定,為自由、公義、愛,為眾生幸福,為主的榮耀,這一切苦,我願意。

這是我們公民群體的責任。在一個遍地屈膝的臣民社會,總要有人率先站起來,總要有人為社會進步面對風險承受代價。我們是率先站起來的中國人,我們更關心祖國的前途和命運,關心民主法治,關心公平正義,關心弱勢群體的尊嚴的幸福。我們更加純真善良,厭惡陰謀詭計,嚮往自由簡單幸福的生活。我們努力服務社會,幫助需要幫助的人,推動社會進步。我們勇敢擔當責任,為理想放棄特權、放棄很多世俗利益,甚至失去自由,我們努力放下自我,不計較個人得失,尊重別人的權利邊界,謙卑面對眾生。

這是你們法官、檢察官的責任。你們有責任忠於法律和良心,堅持社會正義的底線,不要淪為這個官僚體制中卑微的一員,不要踐踏法治的尊嚴。不要說這是顧大局,中國最大的大局不是領導的命令,而是法治的底線,不要說你們是在按照法律的邏輯在給我定罪,不要忘記憲法規定的那些神聖的權利。不要說這只是個飯碗,你們是無辜的,任何人都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任何時候都要忠於自己的良心。在一個延綿千年的人治社會,中國法律人肩負著特殊的使命。我無論作為辯護人,作為陪審員,作為憲法學老師,都努力堅持良心正義的底線,希望你們也是如此。我一直希望中國司法界會有一場良心覺醒運動,希望你們法官能和國外的同行一樣受到人們的普遍尊重,希望良心覺醒能從你們開始。

那些躲在幕後觀看這次庭審,或者在等待請示彙報的人,這也是你們的責任。不要因為自己是既得利益者就努力維護舊體制,一個不公正的體制下沒有人是安全的。你們心中有太多的恐懼,以為政治永遠就是刀光劍影血雨腥風,可是我要告訴你們,時代已經改變,新文明時代,人類社會最偉大的力量,不是暴力,而是愛。不要恐懼民主,不要恐懼失去特權,不要恐懼公平競爭,不要恐懼一個正在到來的自由社會。也許你們覺得我的理想太過遙遠,太不切實際,但是我相信信仰的力量,相信人類靈魂深處真善美的力量,相信人類文明進步的浩浩蕩蕩的進步潮流。

這是我們十三億中國人共同的責任。王朝、政黨,都會成為過眼雲煙,而中國依然是中國,我們都是中國人,有責任鑄就中國美好的未來,中國一定會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有著最發達的科技,最繁榮的經濟,最強大的全球範圍內捍衛公平正義的能力,最燦爛的引領人類文明進步的文化。但那不可能是專制的中國,那一定是憲政文明實現之後的中國,那一定是民主的中國,法治的中國,自由的中國。請讓我們一起思考我們能夠為國家做什麼,才能實現這個國家美好的未來。這個國家缺少自由,自由需要我們每一個人去爭取,這個社會缺少公義,公義需要我們每一個人去捍衛,這個社會缺少愛,愛需要我們每一個人用真情去點燃。讓我們一起把公民的身份當真,把公民的權利當真,把公民的責任當真,把公民社會的夢想當真,讓我們一起堅守良心正義的底線,任何時候都不要因為上級的命令去作惡,不要因為後面有人推你你就推前面的人。底線,就在你的腳下,底線,在我們每個人的腳下。讓我們一起用愛喚醒沉睡的良知,用愛消除心與心的藩籬,用愛建立中華民族高貴的政治文明傳統。

推動教育平權,隨遷子女就地高考,呼籲官員財產公示,宣導大家堂堂正正做公民,在這荒誕的後極權社會,成了我的三大罪狀。如果執政者有一點點誠意把公民的憲法權利當真,我們當然無罪。我們沒有擾亂公共秩序的故意,我們是為了推動國家的民主法治。我們沒有擾亂公共秩序的行為,我們不過是在踐行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我們沒有擾亂公共秩序的後果,沒有人的正當權利受到損害。當然,我清楚社會進步總要有人付出代價。我願意為自由、公義、愛的信仰,為了中國美好的未來承擔一切代價。如果你們執意迫害一個民族的良心,我將坦然接受命運的安排,從容接受這份榮耀。但是,你們不要以為把我投入監獄,就能扼殺新公民運動。置身於現代文明浩浩蕩蕩的潮流之中,必將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把公民的身份當真,把公民的權利當真,把公民的責任當真。總有一天,我十三億中華同胞將從跪倒的臣民成長為堂堂正正的公民,這一天一定會到來的,這將是一個政治文明的國度,一個自由、公義、愛的幸福社會。得救贖的不僅是那些無權無勢者,也包括你們,這些高高在上,但內心陰暗恐懼的人們。

今天,中國依然高揚改革的旗幟,我衷心希望改革順利進行,實現美好中國的夢想。但是改革必須有清晰的正確的方向。繼續摸石頭過河是不負責任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是不負責任的,項層設計迴避根本政治制度也是不負責任的。中國向何處去,一個世紀之後,這依然是我們民族面臨的根本問題。利益集團固化,經濟趨於衰退,社會不公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中國再走到了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順歷史潮流以實現民主憲政為目標,改革就會成功,逆歷史潮流以維護一黨專政為目標,改革必然失敗。缺乏清晰的民主憲政的方向,改革即使全面深化,也很難走出清末中體西用的老路。今天,我們的遭遇很大程度上是在輪迴一個多世紀以前清末改良主義者的悲劇,我為中華民族的未來依然充滿的深切的憂慮。當改良的希望破滅,人民會起來革命。權貴們早已把財富和子女轉移到國外,他們不在乎弱者遭遇的不幸和苦難,不在乎中國的未來,可我們在乎,必須有人在乎。和平改良的民主憲政之路是中華民族唯一通往美好未來的道路。一個世紀以前我們錯過了,今天我們不能再錯過。我們中國人民必須決定中國前進的方向。

同胞們,任何時候,不論中國發生了什麼。我懇請大家一定要堅守自由、公義、愛的信仰。堅守自由的信仰,活在真實之中,追求一個世紀以來仁人志士們浴血奮鬥所追求的那些普世的自由權利;堅牢公義的信仰,任何時候都懷有一顆公義的心,絕不為目標不擇手段;追求一個民主法治健全、各司其職、各盡其能、各得其所、強有制約、弱有保障的正義社會,一個道義良心基石上的社會;堅守愛的信仰,這個民族有太多陰暗苦毒的靈魂需要救贖,人與人之間有太多的戒備、恐懼和敵意,這些埋藏於靈魂深處的魔鬼必須被驅除,但這驅除的過程不是仇恨,而是救贖。我們是救贖者。自由、公義、愛,這就是我們的新公民精神,它必將成為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而這需要我們這一代人的奮鬥、犧牲和擔當。建設一個民主、法治、自由、公義、愛的美好中國,這是我們堅定不移的信仰。只要我們相信愛,相信光明希望的力量,相信人類靈魂深處對真善美的渴望,我們一定能把這個信仰變成現實。公民們,就讓我們從現在開始吧,無論你身在何處,無論你身處何種職業,無論貧窮還是富裕,讓我們在內心深處,在現實生活中,在互聯網上,在中華大地的每一寸土地上,堅定而自豪地說出本來屬於我們的身份——我是公民,我們是公民。

公民許志永

2014122

Friday, January 17, 2014

傲將軍:阿叔今年40歲

文章轉載自港文集2014117

男人四十,真的中年危機處處。同齡的陳奕迅,早前在台上發瘟了,回想阿叔當年,還聽着他深情演繹1874,可怕的那些年啊。

生於1974如斯好年: ICAC成立,社會漸趨安穩,過往的制水、六七暴動,都只是上一代的口述歷史,那時太細,困苦、政治我不懂,也不用懂,隨着港英德政,一家大小搬上樓,童年,總是快樂。

1984年,我10歲,其時經濟蓬勃,身邊大人偶有談論着中英談判,那時叫「收返」,不叫「回歸」,其實他們對結果不關心,只是擔心,擔心一個叫黨的東西,不過更着緊的是那年的加薪,所謂「民主回歸」,只有一小撮傻仔在電視機前大叫大嚷,普羅市民?確實懶理社會大事。

1989 年春夏之交,15歲的我開始懂事,天安門的事,看得明白,但也不明白,為何「祖國」如此殘暴?早幾年說「民主回歸」的傻子,悲憤激昂,確實令人動容,父輩也不叫他們傻子了,兩年後華東水災,愛國風氣更濃,齊齊左一句民主回歸,右一句龍的傳人,電視日夜說着「血濃於水」,奇怪的是,那時候香港是全球捐款最多的地方,算做國外。國外?「血濃於水」的國外人?這「中國人」身份確實混亂;更混亂的是,真正中產的朋友,那個年頭,到九七前後都一邊捐錢,一邊舉家移民了,如此「愛國」,又那麼害怕,實在令人摸不着頭腦。

十幾廿年前的香港人,熱忱捐錢,迅速移民,但討厭政治,想深入討論?他們寧願爭辯四大天王誰較靚仔,或八卦周慧敏楊采妮的緋聞。到我九七前出身,入職人工$9,000,見證着魚翅撈飯的日子,看到繁榮的尾聲,那時候,繁華的煙幕,哪有心神關心社會?

九七移交,看着肥彭的三個女兒離開,確實有點感觸;真正令人淚流的,是隨之而來的金融風暴,投資化為烏有,千禧科網股再一次輕傷,幸好,北上打拼,還撈了一筆,那時候,國內妹妹還傾慕港男的,打工辛苦但還有點點虛榮感,祖國實在美好啊!2003年,社會的不幸,順勢樓市大跌我就幸福了,輕鬆上車,成家立室,一直平穩安逸。及後幾年大升市,事業出頭,終於升上中層管理人,成為了中產,我想,何必關心政治呢?真不明白,那些年輕人,說甚麼中國不好,又抱怨社會向上流動機會?真是的,我就是人辦吧! 

直到上年,見到一街走私客橫衝直撞、親友要撲奶粉撲疫苗撲學校、連商場也有人隨處便溺,甚至乎,我交的稅,可貢獻新移民?忽然間,我對這個香港有點陌生。「點解香港搞成咁?」此問一出,怎料到,平日唯唯諾諾的下屬,忽然發作,說社會怎樣不公、上一代如何不爭取民主自由、鬧中港融合、拒絕承認中國人、民主黨賣香港云云。這樣說,不是在鬧我一代嗎?這個剛畢業的小子,太憤世嫉俗了,每個月還收我$8,500人工呢!唉,我食鹽多過你食米呀,同阿叔講歷史!真的聽不下去。 

有人說「佔領中環」,好呀,慢慢商討,拖足兩年,無問題的,有民主?Good to have吧,我抽IPO賺了一點,我捐錢,你「佔中」,和諧穩定,不要亂局,就可以了,千萬不要變,因為我怕,人到中年,不再有理想,只求安穩。狗竇還有10年要供,樓價一跌,我不放過你,戴耀廷,懂我意思吧?
  

(後記:當然這不代表一整代人,但,普遍而言不遠矣。一個人的思想從成長中塑造,生命軌跡如此,唯我獨尊但無知自私,我理解,但不能接受。這些人成長了,但沒有成熟,是要下地獄的。期望改變既得利益者有公民意識而行動,難度系數比樓價跌九成更高,不拖後腿算好了,還是靠關鍵小數力量吧。)

Thursday, January 16, 2014

庫斯克:報社換人與我們何干?

文章轉載自庫斯克網誌2014115

最近《明報》突然宣布撤換總編輯,傳聞接替的是一個來自馬來西亞的報人,此事引起社會關注,不少人擔心這突如其來的改變是該報東主把報紙變成維穩工具的做法。

報社是私營企業,人事調動是企業內部事務,為什麼社會大眾會關注?我們不是員工,也不是股東,那麼我們在議論甚麼?

同學應該都聽過「第四權」這個說法。第四權一詞在二十世紀開始流行,那是指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以外,還有獨立的傳媒負責監察政府。第四權的存在,有助減少政府濫權、官員政客貪污瀆職的機會,令民主社會得以健康發展和修正錯誤。

正因為第四權的角色重要,所以公眾對於傳媒操守和水準一直有很高的期望。報紙是主要的文字媒體,其對社會輿論的影響力不亞於電台和電視台,在很多重要的歷史時刻,報紙的角色甚至比電台和電視台種要。這是因為報紙往往能提供比電台及電視更詳盡深入的資訊,而且很多時候,一些有公信力的報紙的社評和專欄提供的觀點,往往能影響輿情,其影響力不只是取決於銷量,而是聲譽。舉個例子,有「香江第一健筆」之稱的林行止,他撰文的《信報》並非暢銷報紙,但他的文章往往能左右香港輿論,絕對值得有志學習通識的同學追看。

第四權能起監察政府及大財團的功能,所以自從不論在什麼年代和什麼社會,政府和商人都會想盡辦法影響傳媒取態。在不民主社會,政府會用法律和威嚇手段限制傳媒,例如中國大陸對所有傳媒都掌有生殺大權,在每份報紙都設有審查部門。在民主社會,大財團也會盡辦法以投資和廣告影響傳媒運作。不過,因為民主社會的傳媒之間競爭激烈,他們要以報導和評論取得觀眾和讀者認同,所以還是常常會出現揭露政府或財團黑暗面的報導。

能控制傳媒,就能影響輿論,這對於政府和財團來說都是十分吸引的,是故近二十年愈來愈多傳媒被親建制的資金收購,也有愈來愈多傳媒被指偏幫政府。另外,近年多宗有關傳媒的事件都令人擔心,例如商台名嘴鄭經翰被「封咪」、壹傳媒老闆黎智英被恐嚇、《Am730》老闆施永清的座駕被黑漢截停、DBC數碼電台風波、網上媒體《香港獨立媒體》被黑漢上門破壞、《信報》政治版團隊集體辭職等,都令人擔心傳媒被威迫利誘而漸漸失去第四權的作用。

《明報》的突發人事調動,雖說是企業內部事務,但因為它是社會公器,公眾是有權和有責任關注的。2017政改在即,民間正在爭取真正普選,觀乎近年的傳媒生態,公眾擔心輿論會被直接或間接控制,絕對不是杞人憂天。